现实的生存关注与理想的诗意表达潘年英写作的内心冲突辨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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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生存关注与理想的诗意表达潘年英写作的内心冲突辨析

现实的生存关注与理想的诗意表达——潘年英写作的内心冲突辨析

　　不曾想，谈论潘年英的写作于我竟然变成了一个痛苦的话题。

在我们的特有的劣胜优汰的文化传统里面，也许是潘年英的写作太过不同凡响了，被刻意忽略倒成了题中之义。

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实在是太顽固了，因此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尤其是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从来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要不裸露，要不隐藏，随着时过境迁，“中庸之道”者们尽管平庸至极，但因为懂得诗外的“中庸”功夫，有时还掌握着文化部门的那么一点点“权力”，就尽可以文人文心并“雕龙”去也，这种“文心雕龙”的最显着效果，便是大可以让优秀或者比较优秀者们至终成了种种“踪迹”。

究其实，在当下中国，这是一场传统话语势力阻击现代性话语转型之“无知之幕”。

文人文心们不想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在他们孜孜以求于传统文人话语的保护和表达的时候，他们正在失去并将永远失去对现世生存感知的可能。

随着国内事业单位即将全面启动聘用制度的实施，也即随着文学体制化的有效松动，那些“无皮之毛”们所曾苦心经营的所谓“艺术”只能沦为一堆又一堆的文字垃圾。

而他们曾经所致力构筑出的那一片片的精神废墟，却又造成而今文学现代性话语发生的最大障碍，甚至成了阻击文学现代性话语发生的最后一搏。

一个坍塌的过程当然也并非简单的摧枯拉朽就能完成。

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随着“地球村”的形成，文学的现代性话语必须发生也必然要发生，任何的蚍蜉撼树与螳臂挡车，除了充当历史的垃圾堆几乎不可能有别的去处。

因此：

对潘年英个人的似乎过于悲观甚至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写作当作“涂抹的踪迹”，我将表示自嘲式的敏感和坚决的理性批评态度。

一.生存就是被感知：

给出

在学界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倾心于“中国研究”的时候，价值中立似乎确实为他们扫清了种种学术通道，并似乎是真的廓清了诸多的现代性问题的重重累积，但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抑或人文学科视野，显然都有一个多重遮蔽的语境问题不可忽视。

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便有为数不少标榜存在主义者其实他根本就不“在”，假如根本就不能也无法面对并进入我们的生存本身，“存在主义者”又究竟该当如何“存在”？

然后奢谈如何超出于“存在”之外？

因而我们应该问的是:

“有”，“如何有”？

而绝不是“存在”存在以及“存在者”存在。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给出”，“‘有’为了它所给出的赠礼而恬然不知所成”。

从文学的意义上说，“它”给出了吗？

文学的所谓超越后现代主义似乎成了我们当下全新的话题，因为据说，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已成了我们崭新的精神资源了？

很显然，面对无处不在顽固无比的结构性存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以及话语无疑是现成而又相当犀利的武器，那么，我们真的就像女权主义话语或第三世界话语那样，为个体权力以及政治权利抗争了吗？

身体动力学以及“身体性革命”等等，似乎也已成了最新的理论资源和话语实践资源，然而，原本是以身体作为思考的载体和武器的先锋性，而今却沦为一堆又一堆的“肉”，化神奇为腐朽几乎就是转眼之间的事情。

原因在于，面对我们特有的生存语境，即便是如何现代的东西，转眼之间也会变得面目全非，然后传统的文化精神几乎是轻而易举就会出现复辟：

那些声称“身体性革命”者，而今实质上是肇始于杨朱等人的自我放逐的当代版而已。

其“革命性”与“先锋性”几乎丧失殆尽。

又如曾经大量出现的“私写作”，其曾经给虚假繁荣的“文坛”注入了一支又一支的强心剂，其以个体的真实性为基点，直刺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其几乎是在对传统社会领域的那种欲将一切削平进行反叛以体现其战斗性和叙事张力的。

然而我们不能忘了，这仅仅是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还不可能确立真正的平等原则的前提下，才有其重要的叙事意义。

我们更不能忘了，假如一个人仅仅过的是一种私人生活，而不能有效地进入并建立一个公共领域，那么，这种生活情形便跟以往众多的奴隶们那样差不多。

因此，尽管没有私人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性——我们的传统社会实在是太过强大了，以至曾经几乎剥夺了所有的私人生活——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无比严重的事实：

在我们这块自我主义盛行的土地上，真正现代意义的“个人”的诞生几乎是件可望不可求的事情；“私人”与“小人”泛滥，假公济私或者干脆假私济私，公共意识一说从来就是我们本土最为缺乏的精神资源。

这样，又让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言说成了无本之木，以至从五四以来的所有自由主义者几乎都遭到了惨败。

更有为数不少的声称反文化反知识者，几乎是为反文化而反文化为反知识而反知识，反文化对文化不予研究，反知识对知识不予尊重，差不多就是用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反非理性主义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安身立命的根基呢？

难道就连“我”也都要反掉吗？

难道无思无我无言无行的文化传统至今不是压得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

便是基于这样的人文环境、文化背景、文学状况以及社科视野，潘年英的写作显得不同凡响。

近百年以来，如何在这块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古老的土地上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知已经融进了多少个志士仁人的头颅和热血，结果呢？

时至今日，仍然是“民国民国，不知有民；国民国民，不知有国”！

究竟为何？

两个字：

贫困——生活的贫困必然导致的精神的贫困。

经济决定论吗？

不好说——假如我们永远生活在小农经济之中，现代化国家乃至“民族—国家”云云只能是痴人说梦！

显然，我们的作家惟有从此入手，方能有效地切入我们的生存本身。

我们老是慨叹：

我们实在是愧对古人，比如太极图，比如屈原李白，等等。

我们老是慨叹：

看了外国的一些大家的作品，比如卡尔维诺，比如纳博科夫，等等，我们而今的大多作家作品，实在是难以卒读。

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不能真正有效地面对我们的生存，然后又能有效地创造性地表现了这种生存——也就是说，必须创造出特别适合我们自己的生存语境而又能在精神上做出种种超越的，同时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语言与艺术形式。

那么，回到首先的问题：

我们的存在被我们自己感知了吗？

这样，就不能不先从潘年英的《扶贫手记》讲起，尽管《扶贫手记》可能是部学术着作，或者叫做长篇散文也行。

因为《扶贫手记》似乎有着某种提纲契领的作用：

通读过《扶贫手记》，不仅能够让我们约略地了解到潘年英的一些思想，而且为了解潘年英如何采用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形式结构小说，以及那样抒写像《边地行迹》等等系列散文，提供着理解的通道。

《扶贫手记》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中国当下处境的对现代性的批判。

而对现代性的批判这个课题，在当下中国又常常是个无比严重的误区。

实际上，现代性在西方的全面实现的基本前提是理性化，而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几乎一开始就走上了非理性化的道路，或者干脆就是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面目出现的，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过程当中，唯有“革命”二字是一直残存在国人身上的现代性特征了。

这跟我们的特殊历史语境有关，显然也跟我们特殊的文化传统以及个体心性有关。

这样，西方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始终就在一种知识论传统的框架之中展开，而我们的批判却常常带有非知识的反知识的甚至仅仅是一种人文价值偏爱的倾向。

所谓“后现代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实际上便是个最好的遁词：

面对人家庞大的知识体系，多少有点瞎子摸象的兴叹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奈。

仅是从后工业社会对人的大幅度挤压的表层现象上看，人的生存的诗意空间成了现代西方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而我们亘古不变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倒成了反现代性的现成精神资源了？

假如潘年英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停留在这样的思想层面上，那潘年英就不复为潘年英了。

潘年英的批判，是完全基于对本土生存真相的体察和洞察，以为工业化道路并不一定适合任何国家和地区，比如他所长期生活的贵州山区以及他参加扶贫的贵州特别贫困的地方：

所谓“因地制宜”根本就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是非常古老的道理。

然而，当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强灌输，其后果和灾难同反科学精神几乎无异。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只要是科学，几乎很少有人追问科学是怎么回事儿，更不用说科学精神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加上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数字出官儿（所谓只讲政绩不讲实效）等等，扶贫的结果是越扶越贫，所谓“扶不起的瑶山”，怎么都扶不起来的“贫”！

为什么扶不起？

用潘年英的话说：

就是因为从文化到政治、到经济、到社会、到心灵都还处于对峙或对抗状态，还远远找不到契合点。

“其实这一切景象都太正常不过，想想当年西方列强入主中国，强迫我们习洋文，信洋教，行洋礼时，其尴尬状况也是一样的”。

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凸现了潘年英的后现代立场：

汉语言作为一种强势话语是曾经如何而今仍然有增无减地强加给少数民族，而作为少数人话语的操持者——少数民族又是如何在步步退让中艰难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心理的。

这，也是潘年英后来的众多写作中都顽强地坚持着的一份内心权力。

还不仅仅如此，其中还隐含着潘年英的个人立场，多少还隐含着以边缘话语解构中心话语的企图在。

　　其次，除了现代性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潘年英的社会批判也堪称忧愤深沉。

虽然无缘读到当年彭德怀的《万言书》，读了《扶贫手记》也大致便能领略到当年的彭总是如何地讲真话的。

潘年英的正直、憨直以及耿介，恐怕只有农民和老百姓会喜欢，好在潘年英不从政，领导喜不喜欢也就无所谓了。

忠实于自己的良知，却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倡扬的思想品格，只是由于我们的生存语境很长时间以来太过严峻了，以至我们众多的文人艺术家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昧着良心说话、睁着眼睛说瞎话，难得有人说几句真话，倒会被说惯假话的大多数看成是异数了。

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始终是假话空话大话大行其道，所谓按客观规律办事、按科学规律办事，只能是纸上谈兵、“例行公事”、画上的烧饼不充饥，而已。

有了上述思想背景和知识背景，潘年英的对本土生存境况的感知，我们就可以以为是可靠的：

经验理性以为，我们的思维的一切材料均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印象，而印象是人对其所见所闻所爱所恨及各种欲求的比较鲜明的知觉，是最初出现于人的心灵的感觉、情绪和感情；人的思想和观念则是这类印象的摹本，是人对以上感觉进行反省的结果。

潘年英甚至根本用不着去做什么田野作业，他身上就有着将烙下终生烙印的对贵州边地山区故乡盘村的情绪记忆。

一个作家的少年记忆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有时形同关键，这个关键就看他在什么时候能够有效地把其精神火炬点燃。

当我们观看毕加索的立体绘画、莫奈的印象绘画、达利的超现实绘画，最初的时候我们是震惊，他们乱七八糟的都画些什么呢？

之后就时髦起来了，就开始模仿，也不管人家干吗这么画，他们的创造根据是什么，等等。

小说的情形也差不多，我们读乔伊斯、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卡夫卡的超现实主义小说、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魔幻、海勒的黑色幽默以及罗伯-格里耶等的新小说，除了莫名其妙地模仿，我们都还能干些什么？

我们几乎是一开始就忘却了：

西方的绘画有西方的绘画传统，西方的文学也照样有着西方的文学传统，我们的传统呢？

因此就有一些较有出息的艺术家开始考虑采用西方的技术来表现中国人的精神，但毕竟，出于形式主义传统的西方技术蕴含着西方人精神，中国人的形式对应的毕竟是中国人的精神，比如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

只是近现代中国的国人精神毕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变化中把握中国人的精神并尝试我们变化中的技术，可能会比较符合我们的艺术实际。

这，潘年英的“文学人类学笔记”系列3册，窃以为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尝试。

二.外化于世界内化于内心之纠缠

换句话说，潘年英的写作带有很强的人文性自觉。

而这种人文性自觉，在当今重塑人文精神呼声颇高而又人文意义极为混乱的特殊关口，实际上也一样显得荆棘丛生。

而潘年英最具实力的《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恰恰又切入到这个荆棘丛中去了。

从表面上看，似乎潘年英还真带有着某种传统的价值偏爱，比如田园牧歌，比如诗性人生，比如文化诗学之类，等等。

关键在于，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时时不能忘却的是作为人类学者的潘年英的知识叙事性立场。

在潘年英为他所属的少数民族文化立传的过程中，潘年英笔下的故乡是曾经自足小康而又诗意盎然的一块热土，因为更多的人为的贫困使得他的故乡乃至八百里侗寨终于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