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与风云人物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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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参加解放珠江口岛屿的战斗。
1950年，随中国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
1953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
1963年4月，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1968年4月，经康生批准被捕入狱；
1973年9月，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得以获释出狱。
1974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
1978年6月，袁庚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去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
招商局是国家驻香港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
很少有人知道，招商局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运企业，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等。
“内地与香港在财政方面一对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伤心。
”袁庚说，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有13条船，船王包玉刚只有两条船；
到1978年，包玉刚却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破败不堪。
“看到一个企业变成这样，心里非常难受。
”袁庚说，有了香港做参照，很多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1978年10月9日他写了一份报告，在这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中提出：
“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字里行间溢出一股不可遏制的跃跃欲试的渴望。
袁庚没有想到，三天后，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便圈阅了这份请示。
这份在当时看来触目惊心的报告，与中央试图改革的愿望不谋而合。
正当袁庚四处寻找招商局发展的场地时，宝安县（深圳前身）南头半岛的蛇口跳进了他的视线。
袁庚向中央要蛇口这块地，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用红色的铅笔，在地图上把宝安县整个南头半岛一带都划给了袁庚。
那一刻，袁庚的脑袋转得飞快：
开发1平方公里土地最少要1亿1千万，整个南头半岛有60多平方公里，需要70亿左右，再加上银行利息，自筹资金是个问题。
袁庚说：
“如果是‘大锅饭’，就不用算账，现在不行，搞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事情。
”而且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在中国是第一次实验，面积太大了，搞不好会对改革开放造成不利影响。
于是他说：
“不要这么多，只要2.14平方公里。
”。
21年后，当有人问起没要这块地后不后悔，袁庚哈哈大笑说：
“事实上，没过几年，我就后悔了，批评自己思想不够解放。
”
1978年10月，已经62岁的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今日蛇口
在蛇口第一期600米顺岸码头的施工中，进口的新挖土机和翻斗车，每天每车只能运20到30车，严重影响工程进度。
新的标准出台：
司机每天完成40车，每车奖励2分钱，40车以外，每车奖励4分钱。
司机们开始日夜加班，人均每天完成80车，最多的每天可达130车。
工程提前完成，司机们拿到了总数达6000元的奖金。
由于“大锅饭”在当时还占主角，有关部门很快勒令停发奖金。
实践了半年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超产奖励制度被废除，司机们的积极性没了，每天运送泥土的数量又降到了30至40车。
自筹资金的蛇口工业区急了，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中央领导立刻作出批示，恢复奖励制度，工地立刻又出现你追我赶的局面。
这4分钱启发了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这句话曾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袁庚比资本家还要狠，又要钱，又要命。
1982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力排众议，被矗立在了蛇口工业区最显眼处。
1984年国庆，特区的彩车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开过天安门，这句口号立刻风靡大江南北。
1998年，蛇口街头的标语牌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蛇口被袁庚比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经济因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
于是，蛇口尝试了许多个第一次：
率先改革用人制度，在蛇口工业区实行“择优招雇聘请制”，并在有关省、市、院校通过考试招聘人才；
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引入竞争机制，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并进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
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让住房商品化；
在工程建设中首次尝试“工程招标”等等。
1978年前的蛇口
“蛇口工业区更成气候的是三个股份公司，是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成功模式。
”一个是赤湾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982年由8个公司投资1个亿，现在的总资产是50个亿。
第二个是招商银行，资产平均利润率在国内第一。
第三个是平安保险，全国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
蛇口创办工业区，奠定了中央发展特区的想法。
早在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想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邓小平十分赞成这一设想，说：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由此产生。
继1979年3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与珠海县改为深圳市和珠海市之后，1980年8月26日，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
1984年初，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6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等61个市、县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的开放格局逐渐形成。
陈庭元：
让小岗村从秘密走向公开
小岗村农民集体按手印签订的“包产到户合同书”
1978年末，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个因分田单干而载入中国史册的小村庄——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从这里开始！
1977年寒风凛冽的隆冬时节，履任安徽省委书记不久的万里，专程赶往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之一的大别山金寨县，去探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家属。
万里来到一位红军烈士的家，一进门就看见蹲在锅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亲切地同他们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
当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书记时，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
万里惊讶了，老人竟光着下半身。
他又招呼那两位姑娘，她们也不肯移动半步。
村干部说：
“别叫了，她们也没穿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坐在锅灶口取暖。
”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万里伤心得没有吃饭，他感慨万千：
“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
”万里当即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并特意叮嘱当地领导：
“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盖，弄条棉裤穿，买点油盐酱醋，吃顿饱饭！
没被盖、没裤子穿的不仅在金寨县，还有皖北的阜阳地区。
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万里冒着刺骨的严寒，驱车去了阜阳地区。
万里来到太和县城附近的一座村庄，当走进一家低矮破旧的茅舍时，其情景令他大吃一惊：
不要说节日特殊照顾的米面没有落实，就连作为主食的山芋干也已经不多了，不少农家清门闭户在外逃荒。
万里要求负责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周曰礼带人下去调查研究，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意见。
经过近3个月的调查研究，他们起草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
这份文件共6条，主要内容是强调分配要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在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农村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
在安徽所有的县委书记中，万里情有独钟的是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
1977年冬天，陈庭元调任凤阳县委书记的第一天，从重镇临淮关火车站下车，见到的净是瘦骨嶙峋、满脸菜色的逃荒人群。
为了度荒，陈庭元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点名让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介绍他们搞“大包干到组”经验。
第二年春耕春种时节，大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办法，一下子就在凤阳全县铺开了。
麦收完毕，万里又来到凤阳，问起大包干到组的情况，陈庭元用群众的话回答：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大包干就是好、吃陈粮、烧陈草，干部群众都想搞。
只要搞上三五年，个人集体都能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听罢这些老百姓创作的顺口溜，万里开怀大笑。
1980年1月2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万里让陈庭元重点介绍凤阳大包干到组的经验。
当陈庭元介绍到凤阳如今家家户户有余粮、不少家庭盖新房时，万里大声称赞：
“朱元璋没解决凤阳的吃饭问题，今年大包干解决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将来在县志上要重重地写上一笔！
”陈庭元见万里很激动，趁势推出了一个叫小岗的村庄：
“万书记，我还有个大包干到户的村呢！
要不要去看看？
”万里说：
“去，马上就去！
陈庭元在这时才推出小岗村，是因为当时“包产到户”是禁区，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搞。
小岗村是全县最贫困的地方，县委虽然推广了大包干到组的做法，但小岗村也组织不起来，干脆就各家各户单干了。
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召开会议，立下契约，为村干部承担政策风险和解除后顾之忧。
陈庭元对小岗村的做法讳莫如深，这次请万里去看，是想试探一下省委领导对大包干到户的态度。
没想到万里真的去了小岗村，他从庄西头一直跑到东头，挨门逐户地查看农民收入情况。
他看到各家各户把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还放在外面埋藏起来。
关友江家有6口人，老人多病，孩子还小，家境比较困难，却也储存了好几千斤粮食。
万里高兴地对小岗群众说：
“看起来，小岗真穷，以前‘大呼隆’把农民搞苦了，今年干起了责任到户，粮食大丰收，这下子就不愁吃的了。
可是，生产队长严宏昌却乐不起来，因为上边念紧箍咒不让他们搞。
万里说：
“有什么紧箍咒呢？
小岗还没有盖瓦房、住高楼！
我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见到许多家庭农场都有两排小楼，一个是住处，另一个是放小汽车和拖拉机的库房，先进得很呢！
今后不要再给小岗村念紧箍咒了，哪一级都不要念了！
”严宏昌说：
“有人说我们小岗村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历史车轮倒退！
”万里显然被激怒了：
“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使农村富起来，就照他的干！
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谁再说你‘挖墙脚，拉倒车’，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
你是生产队长，就这样干下去，这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
你们只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切记，不要吹，一定要实事求是，5年后我还来小岗，看你们的新面貌！
万里的支持，使陈庭元消除了心中的顾虑，小岗村也由秘密走向公开，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村”。
1979：
街边创业第一代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见证了民营经济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末涌现的第一批个体户，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的源头之一。
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全国爆发知青返城潮，800万知青如洪峰一般从乡村涌向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处处人满为患，吃饭、住房、就业，纷纷告急。
1979年全国急待安排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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