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绍兴地方文献的丰硕成果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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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录佚文大都辑自唐、宋类书及其他古籍,如《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寰宇记》等,并经详细比较、校勘、补充而成。

鲁迅在所辑八种绍兴地志前面,均写有短序,介绍原书及作者情况。

另有总序一篇,冠于卷首。

这些对于读者深入了解、研究绍兴古代历史,大有裨益。

鲁迅辑录绍兴地方文献的目的,其一,继承和发扬古越文化的优良传统,唤起人们爱国、爱乡的良知。

在该书总序中,鲁迅赞颂故乡:

“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

”（《鲁迅全集》第十卷）在青少年时期,鲁迅常抽暇游览、瞻仰古越的名胜古迹,凭吊先贤活动的遗踪,“十年已后,归于会稽。

禹勾践之遗迹故在。

”而“士女遨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这使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重。

数典忘祖,世风日下,也使鲁迅倍感焦急。

于是,他就想用先辈的奋斗业绩教育青年:

“是故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

”从中可以看出鲁迅辑录会稽古籍,是社会责任感的驱使。

其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鲁迅的愿望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即所谓“归魂故书”。

绍兴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几乎各朝每代都有著述传世,“载笔之士,相继有述”,然而由于长期的社会动乱,“五代云扰,典籍湮灭。

旧闻故事,殆鲜孑遗。

后之作者,遂不能更理其绪。

”有鉴于此,鲁迅不辞辛劳,在极其枯燥乏味的故纸堆中,日以继夜,爬梳整理,“其所造述虽多散亡,而逸文可考见一二。

存而录之,或差胜于泯绝尔。

”研究历史,必须以文献和实物资料为依据,治史者最感困难的是资料的匮乏。

不是史家的鲁迅,做了史家不曾做、或“不屑”做的工作。

鲁迅此举,可谓功德无量,对于越文化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鲁迅研究绍兴地方文献的学术价值

鲁迅所校辑的绍兴地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一,为后人研究绍兴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绍兴人杰地灵,历代学者曾写有大量有关家乡的地志著作,但在唐宋以后散佚甚多。

如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锺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赞》、朱育《会稽土地记》五书,隋志和新、旧唐志均有著录,宋后散佚;

再如贺循《会稽记》,隋志尚著录一卷,而新、旧唐志已不载;

又如孔灵符《会稽记》和夏侯曾先《会稽地志》两书,无论是《隋书·

经籍志》或是新、旧唐志,均无著录。

由此证明流失情况的严重,它给后世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

鲁迅稽古钩沉,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索以上各书的片言只语,汇辑成册,虽然耗时劳神,但其意义十分重大。

正如鲁迅所说:

“吉光片羽,皆可宝也。

”

其二,鲁迅在其辑佚的八种方志的各篇短序中,考证了作者的身世及流传概况,有助于读者对史料真实性的认识。

谢承、朱育是三国时吴人,虞预、贺循是晋人,孔灵符是南朝宋人,夏侯曾先的事迹虽“无可考见。

唐时撰述已引其书,而语涉梁武,当是陈、隋间人。

”这些考证说明,八书的作者皆隋或唐以前的学者,写有多种著作,治学严谨,又是越人,其所记史事,比较可靠,后世作者可以放心引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子计然》一书,它对越史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越国复兴的基础是经济的发展,而制定越国经济振兴政策的核心人物是范蠡和计然。

史界对于计然其人,历来争议不一。

晋代蔡谟说计然是《范子》篇名;

近人钱穆亦袭此说;

又有人（如赵捷民）则以为“文种即计然”。

鲁迅在《范子计然·

序》中说:

“计然者,徐广《史记正义》云范蠡师也,名研。

颜师古《汉书》注云:

一号计研。

———又《吴越春秋》及《越绝》并作计倪。

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

”鲁迅对颜氏的说法提出异议:

“案本书言计然以越王鸟喙,不可同利,未尝仕越。

而《越绝》记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吴越春秋》又在八大夫之列,出处画然不同。

意计然,计倪自为两人,未可以音近合之。

”从上述各种观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鲁迅的看法是正确的:

一、他以为计然确有其人,不能轻率断言其无;

二、计然与计倪是两人,不能因音近而误会为一人;

三、造成两人混而为一的原因,乃是计倪的经济思想与计然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上述见解,给越史研究者以很大的启发。

对于绍籍学者的非方志类著作,由于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鲁迅也着意搜集、整理。

如谢承《后汉书》,隋志、新旧唐志均有著录,后失传。

鲁迅以为:

“案《隋志》录《后汉书》八家,谢书最先,草创之功,足以称纪。

”充分肯定了谢承荜路蓝缕、开撰写《后汉书》先河的首创之功。

再如谢沈,鲁迅赞其才华超群:

“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之右。

”仰慕其才,所以也为之辑录佚文。

至于祖籍会稽的嵇康,为编辑其诗文集,鲁迅更倾注了大量心血,前后历时数十年,为学界之罕例。

三、鲁迅研究绍兴地方文献的方法和治学态度

鲁迅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其研究古籍的方法,是继承和吸取前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蔡元培说: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贴、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象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

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又有其他方面的发展。

”（《蔡元培全集》第八卷）蔡氏之论,颇为允当。

所谓清儒家法,是指清代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又称朴学。

除了其繁琐考证的弊病之外,清儒求真笃实的学风还是应该肯定的。

鲁迅扬长避短,用科学方法整理古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目录、版本学入手,辑佚古代绍兴地方史料。

目录是各书的内容提要、索引,了解目录学知识,可以节约时间,避免盲目性。

鲁迅所辑会稽地志,其所依据书目主要有《隋书·

经籍志》、《唐书·

艺文志》、郑樵《通志》、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崇文总目》等。

在版本学方面,鲁迅也有深刻的见解。

1922年写的《破〈唐人说荟〉》、1933年的《四库全书珍本》、1935年的《且介亭杂文二集·

题未定草（六）》等,均有精辟论述。

他认为辑校古籍力求善本,方能求真、求全、存疑。

有人盲目迷信珍本,其实,珍本未必是善本。

二是辑校古籍,切忌“帅意妄改”。

在《准风月谈·

四库全书珍本》一文中,鲁迅讥讽明人乱改古籍的恶习: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

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

”鲁迅在校订《嵇康集》及绍兴地志时,极为谨慎仔细:

“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

———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

”（《嵇康集·

序》）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的校本被公认为最好的传世集子。

三是缜密细致的考证。

研究学问要考证,辑录和校勘古籍同样需要考证。

考证的目的是辨伪,要经得起推敲、检验、辨驳。

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总序和各书短序中,无论是确定作者身世、原著流失情况,或是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经过反复考索,才下结论。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是鲁迅在研究和整理古籍中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原因。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

”这是因为辑校古籍,是一件十分繁琐艰难的工作,需要踏实的态度,极大耐心,坚强毅力,清醒头脑,高超鉴别能力,广博的知识和滴水穿石的精神。

就以《嵇康集》为例,据记载,此书前后共校了十遍,时间从1913年10月到1931年11月,断断续续,单是抄本就写了三遍,一律用墨笔小楷,工整秀丽,约十余万字。

其认真和耐心令人钦佩。

鲁迅在辑佚古籍时往往会碰到难以预料的困难,然而由于其坚毅执著的精神,使辑校任务得以完成。

例如在《小说旧闻钞·

再版序言》中,鲁迅回忆当时辑佚的情景:

“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

”《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是鲁迅任绍兴府中学堂生物教员和学监时,在繁忙的教育之余,见缝插针,硬挤时间辑校而成。

书之刻印,得由自己筹集资金。

其他古籍,如张的《云谷杂记》、虞喜的《志林》、《广林》及《范子计然》、任奕的《任子》、魏朗的《魏子》等,均未印行,这是令人遗憾的事。

《鲁迅全集》虽出过许多版本,然而,真正的全集,至今尚未看到。

鲁迅只活了56岁,而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竟如此丰厚——包括他对绍兴地方文献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他“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先生的学术成就使人钦佩,先生的治学精神更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出处〕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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