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论文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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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相为表里，推天道以明人事“天”和“人”的问题是邵雍象数哲学的基本问题。

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

“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他把易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物的，即“天学”，又称“物理之学”；

另一类是研究人的，即“人学”，又称“性命之学”。

合而言之即“天人之学”。

邵雍还用了两个概念：

“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其中“先天之学”是研究天道自然的，相当于“天学”；

“后天之学”是研究人道名教的，相当于“人学”。

①[!

--empirenews.page--]在对待天人的关系上，如果说儒家偏向于人道，道家偏向于天道；

义理易学派偏向于人道，象数易学派偏向于天道，那么邵雍则是儒道互补（或内儒外道）、天人并重、象数与义理贯通的集大成者。

天道与人道，天学与人学、先天与后天、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被邵雍巧妙而自然地融进他的易学中。

他在《观物内篇》中说：

天与人相为表里。

天有阴阳，人有邪正。

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

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

邪正之由有自来矣。

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

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

天地人物则异矣，其于道则一也。

邵雍引用《易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的“天道”观，将“天道”归结为阴阳、刚柔；

同时继承并改造了《易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人道”观，将人道归结为“正邪”，“仁”与“义”都属“正”的范畴，与之相对的应该是“邪”。

在邵雍看来，人之正邪与天之阴阳、刚柔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虽然各自的表现千差万别，但都统一于“道”上。

邪正来源于君主的好德好佞，君主的好德好佞又是天道崇阳崇阴的折射。

就天道与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称为“观物篇”，以“观物”为认识天道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将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认为“盈天地万物者唯万物。

”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立论路径上看邵雍是先论天道后论人道，先论先天后论后天，先论物理后论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论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过是邵雍的立论根据。

用邵雍的话说，它们之间是“体用”关系，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后天从属于先天，后天阐发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阐发的物性、天道。

这里的“先天”与“后天”是相对关系，邵雍又把“先天”与“后天”统称为“先天之学”。

先后天是体用不离，相函相依的，体者言其对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个统一的天人之“道”的两个不同方面，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道”的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

邵雍将宇宙演化的历史过程以唐尧时期为界分为两段，唐尧以前为先天，此时还是宇宙自然史时期，还没有人文、社会、主观等因素的参与，还没有人事之“用”，只有天然之“体”；

唐尧以后的后天“用”，进入到人类文明史时期。

根据这种划分，邵雍对儒家和道家作了评价，指出老子为得《易》之体，孟子为得《易》之用，今人余数康先生认为，道家的物理之学着重于研究宇宙的自然史，可称之为“天学”，对先天之“体”有独到的体会；

儒家的性命之学着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可称之为“人学”，对后天之“用”阐发得特别详尽。

老子有天学而无人学，孟子有人学而无天学。

尽管老子和孟子学派门户不同，分属道儒两家，仍是体用相依，并来分作两截，道家的“天学”与儒家的“人学”会通整合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结构，统摄于《易》之体用而归于一元。

邵雍称物理之学即自然科学为“天学”，性命之学即人文科学为“人学”。

在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儒家，超越了学派门户之见，从儒道互补的角度来沟通天人，他的这个做法是和《周易》的精神相符合的。

②[!

--empirenews.page--]邵雍对“天”和“人”、“天道”和“人道”作了多角度的界说，其《观物外篇》说：

自然而然者，天也；

惟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

若时行时止，虽人也，亦天也。

元亨利贞，交易不常，天道之变也；

吉凶悔吝，变易不定，人道之应也……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

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

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

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认为自然的、非人为的是“天”，效法天然之道、参与主观意识的是“人”。

就《周易》而言，上经言天道，下经言人事。

元亨利贞四德配春夏秋冬四时，反映了在天道四时以及自然万物的变易流行；

吉凶悔吝反映了人事的变化规律。

天道和人事相互对应，“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奉天时则吉，违天时则凶，元亨利贞四德各包含吉凶悔吝四事，吉凶悔吝四事又对应元亨利贞四德。

邵雍在《观物内篇》中从另一角度归纳天道人道：

“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

”阴阳、刚柔是天道本然的现象和规律，而领悟并运用这种规律的却是人。

邵雍将“人”看成是“万物之灵”，天地宇宙之间充盈了万物，人是万物中有灵性的出类拔萃者，人灵于物；

人中可分出一部分最优秀的人，就是圣人，圣灵于人。

“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

”（《观物内篇》）万物的色、声、气、味能被人的目、耳、鼻、口所接受，具有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所达不到的灵性、智慧，远远超出其他事物接受宇宙的信息的能力，不仅如此，人还可以改造或适应宇宙的信息、事物的运动变化，“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

”（《观物内篇》）而人中之“圣”又具有一般人所达不到的智慧，“然则人亦物也，圣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

圣也者，人之至者也。

”邵雍对人中的至者——圣人作了界定：

[!

--empirenews.page--]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

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音，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又谓其能弥伦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也。

（《观物内篇》）这样的圣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见到的，只有“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可以理知之也。

”在邵雍看来，除了伏羲、黄帝、尧、舜、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以外，只有孔子称得上“圣人”。

孔子整理修定了《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四部经典，邵雍将春夏秋冬称为“昊天之四府”，将这四部经典称为“圣人之四府”，两者一一对应，《易》为春，为生民之府；

《书》为夏，为长民之府；

《诗》为秋，为收民之府；

《春秋》为冬，为藏民之府。

将四府交错组合，则有四四一十六种，如《易》与《易》、《书》、《诗》、《春秋》组合，则有生生，生长、生收、生藏四种。

其余类推。

认为这四部经典是为了贯天人、通古今。

邵雍还将人类生理结构与物类形态结构作了比较，认为两者虽有区别，但又有对应关系，《观物外篇》说：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

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人之骨巨而体繁，木之干巨而叶繁，应天地数也。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之部，一部三候，以应天数也。

动者体横，植者休纵，人宜横而反纵也。

飞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两手，翅也；

两足，趾也。

飞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而又食飞走也，故最贵于万物也。

不仅将人的四肢、十六象、一脉三部九候、形态特征等与天地之数相对应，而且将人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人是禀天地之气生，是天地万物之中最聪明、最优秀的品种。

此外，邵雍还对人的五脏、六腑、五官、七窍的来源作了分析，《观物外篇》说：

--empirenews.page--]体必交而后生，故阳与刚交而生心肺，阳与柔交而生肝胆，柔与阴交而生肾与膀胱，刚与柔交而生脾胃。

心生目，胆生耳，脾生鼻，肾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心藏神，肾藏精，脾藏魂，胆藏魄，胃受物而化之，传气于肺，传血于肝，而传水谷于脬肠矣。

认为人的五藏六腑由阴阳、刚柔交合而生，人不仅与外部的天相对应，而且人体本身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器官、与精神意志一一对应，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应与《黄帝内经》不同，《内经》主张心开窍于舌，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与二阴，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

心藏神，肾藏意，脾藏志，肝藏魂，肺藏魄。

邵雍可能另有所本，但这种将人视为宇宙天地的全息系统，以一身统贯三才之道,“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交乎中，三才之道也”,则可视为《易经》和《内经》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是“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的分层描述。

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性命之学的建构邵雍是一个由道入儒，由儒入道、儒道通贯的学者，早年师从李之才学习物理之学、性命之学（事载《宋史·

道学传》、《宋元学案·

百源学案》），其后在明自然的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建构一套带有厚重道家色彩的推衍宇宙万物的物理学体系，从而获得“观物之乐”；

在贵名教的性命之学上推荐儒家，建构了一套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宣扬人文价值理念的性命学体系，从而获得“名教之乐”。

道家的物理之学与儒家的性命之学，被邵雍归结为“易”中，邵雍认为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

《易》之体用兼综道、儒，在邵雍那里并没有象朱熹批评的那样“体用自分作两截”，而是在《易》的大道统帅下，儒道二家之旨、物理与性命之学（即天学与人学）、内圣与外王之功，被合理地、自然地统一起来，既没有逻辑矛盾，又没有斧凿生硬之嫌。

可以说：

邵雍是以“易”贯通儒、道③的重要代表人物。

--empirenews.page--]“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周易·

说卦传》对“易”所下的命题之一，邵雍对此作了解释：

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

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

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

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

（《观物内篇》）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

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

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

此三者，天下之真知也。

（《观物内篇》）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

理穷而后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

（《观物外篇》）“性命之学”即邵雍所称的“人学”。

所谓“性”指人性，所谓“命”指天命，所谓“理”指物理。

这三者同归之于“易”之大“道”——即阴阳变化之“道”、天人合一之“道”，太极一元之“道”……显然邵雍是参合了《周易》与《中庸》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中庸》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能致命于人，进而赋予人的本性，遵循本性的自然发展而行动就是“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也。

”“道”是一个最高范畴，能够统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