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陈美林20世纪《儒林外史》主题探讨之回顾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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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拨乱反正，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渐趋正常并逐步走向繁荣，对《儒林外史》主题的概括力求体现出时代精神，又符合作品本身的蕴涵。

【关键词】《儒林外史》/吴敬梓/小说主题/探讨回顾

对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出现的，而为之倡导者则为世纪之初的两位学术巨人胡适与鲁迅。

他们对《儒林外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留下极其精辟的评述，对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也做出非常中肯的概括。

以两位大师肇始，历经近百年几代学人的探讨，识见虽有异同，但对小说主题的研讨却日渐深入。

一

为了更好地了解20世纪学人对这部小说主题的论述，必须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史稍做上溯，先行考察一下这部小说面世之初的各种见解。

在20世纪以前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研究比较重要的著述有程晋芳所撰写的《文木先生传》（《勉行堂文集》卷六）和《怀人诗》（《勉行堂诗集》卷五）以及卧闲草堂、黄小田、齐省堂、张文虎四种评本的评语，其中均曾述及对小说主旨的见解。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人在当时尚未形成明确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主题观念，但他们提及的“主旨”、“主脑”云云，已与今日所称之“主题”差几近之。

程晋芳在吴敬梓生前，大约乾隆十四年（1749）秋所写的《怀人诗》十八首中，第十六首是怀念“全椒吴敬梓”的，诗中提及“《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

在吴敬梓身后十余年，大约在乾隆三十五年到三十六年（1770-1771）之间，程晋芳又写有《文木先生传》，在提及《儒林外史》时，有“穷极文士情态”之说。

这就表明这部小说是描写“儒林”“文士”“情态”的作品，“儒林”、“文士”是所描写的对象，而“情态”则不能不涉及小说的思想主旨（或主题）。

由于评者、读者对这部小说所描写“情态”有种种认识，对于小说主旨的概括，自然会有异同。

程晋芳此种见解，对其时及其后出现的四种评本的评者是产生一定影响的。

卧闲草堂本最早出，确切时间不可考。

虽然卷首有题名闲斋老人作于乾隆元年（1736）十月的序言，但胡适认为“这个年月是不可靠的”，笔者也以胡适之说不无道理（参见拙作《吴敬梓评传》P442、《清凉文集》P504）。

《儒林外史》一稿完成的时间，当以《怀人集》的写作年代为根据。

在此刊本的序和评语中，再次认定程晋芳所云“穷极文士情态”一说，所谓“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第三十七回），同时又认为作者之“着眼处”在于“功名富贵四字”（第一回），“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闲斋老人序）。

于是，其后的论者便有了“功名富贵”主题说，与“穷极文士情态”主题说并存。

在卧闲草堂本之后，大约在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元年（1862）间有黄小田评本。

不过，黄评本长期湮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始被辑录问世。

大体说来，黄评基本上接受了卧本“功名富贵”说。

如在第一回中，针对“功名富贵无凭据”词句，即批道“一篇主意”，其后也多处批评“功名富贵”。

不过，较之卧本一般性地提及功名富贵更有具体发挥，即将功名富贵集中到一“官”字，如第二十二回针对卜诚卜信说“有官来拜”批道：

“虽诚信人，亦以官为喜，总无非写富贵之害人耳。

”第五十三回批语“喜欢相与官，方是《儒林外史》中人”。

黄小田将“功名富贵”落实在“官”身，表明他是同意卧本“功名富贵”之说但又有所发展的。

除此而外，他又有新的提法，在第一回中针对王冕所言“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黄小田批语认为这是“作书本旨”。

这无疑是“反科学”主题说之滥觞。

卧本问世之后70年左右，在同治十三年（1874）有齐省堂评本，除撮入略有改动之闲斋老人序外，又有署名惺园退士序；

并附有“增订例言”五则；

除阑入卧评外，又补写了卧本所缺六回之回评，还于若干回后另写回评，同时还写有不少眉批。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旨，齐评基本上赞同卧评，在第一回“功名富贵无凭据”之后同样批道：

“全书主脑。

”而且，同黄评一样，将功名富贵与“官”字联结在一起挞伐，尤其着重鞭笞具体人物的言谈行事，如对鲁编修这一艺术形象不断予以“官体”、“官话”、“官习”、“官论”、“官派”等批评。

与齐评几乎同时尚有张文虎评本。

虽然他的评语直到光绪七年（1881）被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采入之后，才为广大读者所知，但由于张评文字量大，也颇为世人所重视。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旨，张文虎在闲斋老人序后写有识语，虽然他引用了“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但针对此评的发挥是：

“功名富贵甘酸苦辣四味，炮制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疯，来路不正者能杀人，服食家须用淡水浸透，去其腥秽及他味，至极淡无味乃可入药。

”对“功名富贵”是此书之主旨，虽无反对之意，然亦无明确之肯定，却认为“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至王太之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显然是继承了程晋芳“穷极文士情态”一说而有所拓展。

至于黄小田所以为的批评八股取士之法是“作书本旨”一说，张文虎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然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

在第二十五回回评中，他又针对卧本评语所谓“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

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之说表示异议：

“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岂能人人得意。

”

程晋芳与四种刊本评者均生活在清王朝，从社会历史的大环境来看，他们与吴敬梓所面对的现实是相同的。

因此无论是反映这种社会现实的作者，还是对这种反映作出评述的论者，必然有共通之处，尽管具体的议论可能会有千差万别，但对现实的基本估价，则会有共识。

因此，在上一个世纪对《儒林外史》主旨的概括不外乎两种，一是“穷极文士情态”说，二是“功名富贵”说，亦有将二说结合者。

至于此书是批评八股取士之说，有赞同者亦有持异议者。

明瞭上一世纪的评说，对于我们探讨20世纪学人对此书主旨的主张，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

20世纪初，浴血生在《小说丛话》中将《儒林外史》归入“社会小说”。

天僇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也认为“《儒林外史》之写卑劣”，属于“痛社会之混浊”之列。

黄人在《小说小话》中也将“《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与“《水浒》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并列而论之。

小横香室主人更在《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中认为“《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

总之，20世纪之初，一些学人认识到《儒林外史》反映现实社会种种情态之特点，并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此种见解的产生，显然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有关。

他们出自改良社会、革新文化的需要，极力强调小说与社会清明和政治改良的作用，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当然，此际也有依然承袭“穷极文士情态”之说者（见《清稗类钞》卷六十七著述类“《儒林外史》”条）。

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方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对《儒林外史》的评说。

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为首的一批文化人倡导文学改革，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在这潮流中，用白话创作的小说深得他们的大力推崇。

《儒林外史》自然也列属其中。

对于这部小说的主题，钱玄同于1920年10月为亚东版《儒林外史》所写的“新叙”中，充分强调它的“讪笑举止，怀疑礼教”内容，认为“这都可以证明他（作者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

陈独秀为这一版本所写的“新叙”中，则突出了这部小说对父母代定婚姻、妇女贞操、“工”与“读”的关系三项内容。

胡适论说《儒林外史》的文字很多，涉及此书内容者如1920年所写的《吴敬梓传》中所云“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在这部小说中，吴敬梓“痛骂八股文人”，让读者“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

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从而养成“真自由、真平等”的社会心理。

又如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即言“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儒林外史》骂的是儒生”。

这些评论较之“穷极文士情态”说更为具体而深化：

揭示了小说作者反对时文科举的因由和目的。

在胡适推崇吴敬梓为安徽第一大文豪的同时，鲁迅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1924年根据讲稿整理出版《中国小说史大略》，1925年增补为《中国小说史略》，同年发表他于前一年在西安讲学时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后，又在《真假吉诃德》、《选本》、《叶紫作〈丰收〉序》、《论讽刺》、《〈出关〉的“关”》等文章中一再论及《儒林外史》。

自然，鲁迅对这部小说的全面而系统的评述，主要集中在有关小说史的两部著作中。

此处仅就这部小说的主旨，选录鲁迅的评论。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认为吴敬梓能“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而对于“士林”，鲁迅赞同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所云“独嫉‘假文士’如仇”之说，发挥道：

“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深刻”。

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中说此书“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认为当时“士流”于“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

认为《儒林外史》是写儒林恶习的，又主要是通过时文八股、封建礼教这两个方面来表现当时“士流”的种种的“奇形怪状”的。

无疑，这极其深刻地发展了“穷极文士情态”之说，并赋予具体内涵。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鲁迅尽管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指称《儒林外史》是写“士林”、“士流”的，而且着重指出是描写他们的“奇形怪状”，诸如“矫饰”、“情伪”、“迂”、“伪妄”等等品格，可使读者“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但鲁迅同时也指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并非全然都是此类士人，还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正面形象，所谓“以言君子，尚亦有人”，如“杜少卿为作者自况，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程绵庄），皆贞士”；

而且还指出在“南京名士渐已销磨之后，尚有“奇人”而且“幸未绝于市井”，即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他们“独不乐与士人往还，且知士人亦不屑与友”。

由此可见，鲁迅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评价，既指出其书矛头所指为士流的奇形怪状，又不忽略全书所涉及的“贞士”，“奇人”。

既突出重点而又虑及全面。

鲁迅以其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精辟评价而影响后世之研究者实久远绵长。

可以认为，在胡适、鲁迅的推崇之下，《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方始得以确立。

迨至30年代，与鲁迅晚年评论《儒林外史》的同时或稍后，也有一些学人发表研究《儒林外史》的论文，如赵景深，吴景贤、吴文祺等。

1933年3月北京出版的《学风》三卷一、二期合刊上发表的吴景贤的《吴敬梓及其社会观》，提出了此书是一部“以整个社会为描写的对象，具有社会意义的文艺作品”。

此文将《儒林外史》所描写的社会“简括”为“三种阶级”，即“‘纱帽’阶级——统治者；

‘瓦楞’阶级——受治者；

‘方巾’阶级——智识分子”，并且勾勒了这三种阶级的互动关系：

“智识阶级在统治阶级和受治阶级的两者之间，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预备队，一方面又是受治阶级升到统治阶级的进身梯”，而“这三种阶级各自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