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五大名窑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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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文震亨的《长物志》叙述道:

“窑器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知然否。

”这表明，至少在明代对“柴窑”的不确定性就有了一定认识。

由于《宣德鼎彝谱》提及的《宣和博古图》成书于宋徽宗在位时，所以人们便将“内库所藏”的“汝、官、哥、均、定各窑”的年代一并定为“宋代”，于是出现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依据匮乏，而需要认清的问题却有很多。

一、属性难辨的汝窑

北宋汝窑青瓷瓶

北宋时，烧制青瓷的窑场广布南北各地，唯独汝窑博得了朝廷的赏识而被定为烧造御用青瓷的窑口。

南宋人叶寘的《垣斋笔衡》云:

“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汝窑凭借什么能在众多的青瓷窑口中“为魁”的?

我认为，是由于它烧成了天青釉瓷器而使自己位于众窑之上。

汝窑青瓷的天青釉，有的清澈透明，有的乳浊而滋润。

虽然唐代越窑青瓷曾被《茶经》誉为“类玉”，但从实物看，越窑青瓷所施的是透明薄釉，尚无法与碧玉比拟，所以，这种赞美具有很大的夸张性。

汝窑青瓷则不同，其部分产品的釉为石灰碱釉，这种釉与传统青瓷的石灰釉的区别是:

石灰釉以氧化钙（CaO）为主要助熔物质，含量最高可达20%强，高温流动性大，釉只能施得很薄。

同时，这种釉在熔融时气泡容易逸出，釉层一般都较为透明;

在石灰碱釉中，氧化钙的含量下降，多低于10%，碱性金属氧化物——氧化钾（K2O）、氧化钠（Na2O）的比例上升，总含量多在5%以上，使釉在高温中的黏度大增，故可施得较厚，釉因大量的未熔石英颗粒、钙长石析晶和气泡的存在而变得乳浊不透明，从而具有了玉的质感。

出土资料表明，在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之前，汝窑已能配制石灰碱釉，并成功烧出类玉的乳浊釉青瓷。

从《垣斋笔衡》的记载看，北宋朝廷是因“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才选择了汝窑来烧制御用青瓷的，而定窑采用覆烧法生产口沿刮釉的“有芒”瓷器的时间始于北宋中期，故汝窑开始受命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理应在北宋中期。

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经过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天青釉瓷器残片，根据烧制的年代大致可分为三类:

（1）以装饰刻花纹为主要

特征，这类瓷器约烧于“汝窑为魁”的北宋中期晚段。

（2）素面的乳浊釉制品占很大的比重，此类瓷器的生产时段为北宋中期以后至政和年间。

（3）碗、盘等小型器物多以齿尖很细的支钉支烧，这类做工精致的瓷器为政和年间至“靖康之难”前所烧。

宋人周煇的《清波杂志》记载:

“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

”“宫中禁烧”当为“宫禁中烧”，《景德镇陶录》在转载《清波杂志》的这段文字时对此作了纠正。

明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云:

“汝窑，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

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

”“无纹”即没有开片。

从传世的汝窑青瓷看，开片是一种普遍现象，然窑址出土的同类瓷片中，有少量瓷片的釉层不开片或仅有稀疏的片纹，这说明，汝窑青瓷出窑时有些是“无纹”的，大部分器物上的开片，有的是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因胎釉的收缩率不一致或降温过快所造成的，有的是在出窑之后因胎中储存的应力受环境温度变化和各种力的影响而缓慢释放所形成的。

在汝窑青瓷中，有的器物外底所留的支烧痕非常细小，其焙烧时所用的支钉被称为“芝麻花细小挣钉”，这类制品数量甚少，皆为极品。

应当指出，朝廷命令汝州烧造青瓷时，承担烧瓷任务的窑口为清凉寺汝窑，它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产品除了满足宫中所需外，剩余的便作为商品瓷出售。

《垣斋笔衡》云: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而《负暄杂录》则将朝廷亲自“置窑烧造”的时间记为“宣政间”。

我认为，汝州张公巷发现的青瓷窑即为“宣政间”朝廷所设的窑场，它属于狭义的北宋官窑。

该窑青瓷的釉以淡绿色为主，这与统治者的审美观的变易有关。

张公巷汝窑的历史只有7年左右，青瓷的产量远不及清凉寺汝窑，其产品在岁月长河中消失的几率自然大大高于清凉寺汝窑，因而在南宋以后的宫廷藏瓷中见不到它的倩影也就很正常了。

清凉寺汝窑在张公巷汝窑设立后，窑场的属性未变，但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的顶级瓷器却不再是受朝廷之命而生产的御用品，而成了汝州地方官向朝廷上贡或特贡的物品。

目前所见传世的汝窑青瓷，几乎都是清凉寺汝窑的制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无疑是御用汝瓷，其中有些烧于北宋中期至政和年间，有些则烧于“政和间”或“宣政间”之后。

其余收藏于海内外博物馆和私家的汝窑青瓷，主要为“供御拣退”的商品瓷，但不排除存在由于帝王赏赐、变卖、战乱等原因流出宫外的御用汝瓷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问题，都有深入研究、科学甄别的必要。

二、内涵模糊的官窑

南宋官窑青瓷洗口径

设若张公巷汝窑的完整器被保存下来，不仅汝窑的名称会变得模糊，而且官窑的概念同样会出现混乱，道理很简单:

汝窑是对北宋汝州境内烧造御用青瓷的窑口的统称，它包括汝州府管辖的清凉寺汝窑和朝廷掌控的张公巷汝窑，而后者在当时有“官窑”之谓，假如明清

宫廷存有这座“官窑”的青瓷，那么，在明清文献里北宋的“官”既会与“汝”搅在一起，也会与南宋的“官”混为一谈。

由于张公巷汝窑的产品在宋室南渡后逐渐从人们的视阈中消失，所以，汝窑便成为清凉寺汝窑的专称，而“官窑”之名亦就由南宋烧制御用青瓷的窑场共享了。

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靖康之难”而逃到江南的宋朝统治者，在定都临安（今杭州）前，曾下令越州（后改为绍兴府）烧造“陶器”和“瓦太尊”。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在慈溪低岭头发现了烧制乳浊釉青瓷的窑址，同窑所烧饰刻划花的透明釉青瓷也与北宋以前的越窑有别，于是称之为越窑的“低岭头类型”。

后来，在附近的寺龙口、开刀山等地陆续发现了类似的窑业遗存。

实际上，这类窑场正是南宋人所称的“余姚窑”。

明人李日华的《六研斋二笔》记载:

“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磁，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

”经考证，我将“余姚窑”归入南宋官窑的范畴，并将其称作“余姚官窑”。

它是宋室南渡后第一个为朝廷烧制陶瓷器的州府一级的官窑。

南宋统治者于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后，没有急着设窑，所需陶瓷器依然取给于州府一级的官窑。

绍兴十三年（1143），朝廷还曾命令平江府烧制“陶器”。

同年，朝廷开始“修礼乐以文太平”，对陶瓷器的需求量猛增，这就为专烧御用陶瓷器的窑场的设立提供了前提。

《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十九年（1149），“工部状，据辖军器所申:

„„今来除铜器、竹木器，本所差人编拣相验可以添修外，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

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

这说明，绍兴十九年之前临安府已设立了烧造御用“陶器”的窑场。

据我研究，此窑就是古籍所称的“内窑”，亦即今人误称的“修内司官窑”，它设立于绍兴十四年（1144）前后。

《负暄杂录》云:

“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

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

后郊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

”此书除了将邵局的主管邵谔误记为“邵成章”外，其他内容皆与事实相符。

杭州万松岭东侧山坡上内窑遗址出土的青瓷残片，做工十分考究，普遍施三层釉，釉层在乳浊中带有莹澈感，不少器物用类似汝窑的“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堪称精美绝伦。

《格古要论》云:

“官窑，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

伪者皆龙泉烧者，无纹路。

”《格古要论》所说的“官窑”，暗指内窑，这与《负暄杂录》、《垣斋笔衡》的“皆非官窑比”之语中的“官窑”暗指内窑一样。

内窑是由临安府管辖的专为大内（宫城）烧制陶瓷器的窑场，内窑停烧后，宫廷用瓷由建在杭州凤凰山上的续窑烧制，其性质与内窑相同。

续窑停烧后，位于龙泉溪口的乌泥窑承担了宫廷用瓷的生产任务。

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的《云麓漫钞》记载:

“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

”“临安”指代朝廷，这表明，开禧元年前后朝廷设立了窑场，此窑位于杭州乌龟山西麓，《负暄

杂录》称其为“官窑”，在咸淳《临安志》等书中它的名称为“青器窑”，今人则谓之郊坛下官窑。

如果不包括龙泉大窑等地出产不开片的“伪者”的窑场，广义的南宋官窑共有6个——余姚官窑、平江官窑、内窑、续窑、乌泥窑、郊坛下官窑，其中，朝廷掌烧的官窑只有郊坛下官窑一个，别的均属州府一级的官窑。

平江官窑的历史有多长，产品面貌如何，尚无法知晓。

另5个南宋官窑的遗址出土物为人们认知南宋官窑青瓷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但是，要确定所有的南宋官窑完整器的具体窑口，绝非易事。

余姚官窑、乌泥窑的制品，特征明显，容易辨识，而内窑、续窑和郊坛下官窑青瓷的相似性较强，往往因难以区分彼此而用“南宋官窑”笼统地称之。

此外，位于续窑废墟上的元代哥哥洞窑，专门仿烧“古官窑”青瓷，并达到“绝类”的程度，如何识别它们，也是一个难题。

所以，在用传统方法和科技方法鉴别南宋官窑瓷器的确切窑口方面，还有颇大的研究空间。

三、扑朔迷离的哥窑

明哥窑贯耳壶

哥窑的烧制技术源于南宋郊坛下官窑，而哥窑之名则源于哥哥洞窑。

元人孔齐的《静斋至正直记》云:

“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

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

”研究表明，杭州凤凰山烧制黑胎乳浊釉青瓷的元代窑场就是孔齐记载的哥哥洞窑，王德翁所说的“哥哥窑”乃哥哥洞窑的误写。

到明早期，“哥哥窑”被简称为哥窑。

《格古要论》记载:

“哥窑，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

成群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粗燥，色亦不好。

”在《新增格古要论》中，最后那句话记为:

“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

”显然，哥哥洞窑“绝类古官窑”的青瓷，多产于元前期。

上海青浦元代晚期任氏家族墓随葬的黑胎青瓷簋式香炉、贯耳瓶、长颈瓶，釉色或为青灰或接近米黄、月白，这标志着黑胎乳浊釉青瓷从元中期开始已出现了偏离南宋官窑粉青釉产品风貌的变易。

而在至正十九年（1359）冬杭城遭遇那场几乎是毁灭性的兵燹之后，哥哥洞窑再度燃起窑火所烧的则是“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的瓷器。

南京洪武四年（1371）汪兴祖墓出土的11件造型相同、釉呈米黄色、釉面开片的花口盘，折射出这样一种情况:

因当时的官僚贵族根本无法得到宋代官窑瓷器，就连哥哥洞窑“乙未冬”（1355）之前出产的“质细”而“莹润”的“绝类古官窑”的青瓷也难以获得，故只得以“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的开片瓷器来满足对官窑青瓷的审美需求。

汪兴祖墓出土的11件瓷盘所显露的正是元末以后“哥窑”的“成群队者”的基本面貌。

元代哥哥洞窑出产的“绝类古官窑”的青瓷，极易被人们视作南宋官窑制品，而海内外收藏的釉色、片纹等明显不同于南宋官窑青瓷的黑胎乳浊釉器物，则被统称为哥窑瓷器，其造型有贯耳瓶、贯耳壶、长颈瓶、香炉、盘、碗、套盘、洗、花盆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胎呈灰色或黑色，胎体较厚，制坯不精，釉层乳浊而丰腴，多呈米黄或月白色，釉面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片纹均着色。

哥窑瓷器的年代以往之所以均被笼统地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