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图书馆发现宋本《四书章句集注》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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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馆有关人员说，他们馆的古籍收藏，与汪伪时期的郝鹏、郝鹏举。

张伯英等人有关。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策动F汪精卫于南京成立伪政权。

1942年1月，日本将其在1938年占领的徐州等地交给汪伪政权管辖，同年1月15日，汪伪政权设立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派老牌汉奸郝鹏为特别行政区长官。

为粉饰太平，郝鹏曾委托张伯英在北京琉璃厂为徐州购买一些古藉，用以充实1932年即已存在的徐州民众图书馆。

1944年1月3日，汪伪政府又改原苏淮特别行政区为淮海省，派朝秦暮楚的大汉奸郝鹏举为省长，并决定徐州为该省省会。

这位“多此一举”的郝鹏举也要用一点文化继续粉饰太平，所以购书一事还能续做。

当时徐海地区流行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此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是“遗臭万年”。

极具挖苦讽刺意味，不啻是当时的政治笑话。

郝鹏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是老牌汉奸，就任苏淮特别行政区长官的同时，还兼任苏淮特别行政区保安司令，其时已经60多岁，年老体弱，办事不力，所以到1944年成立淮海省时，就以郝鹏举替代了他。

郝鹏举，原名勉，字腾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牛于今河南省灵宝县郝家巷。

1922年，也就是他19岁那年。

毕业干省立第四师范，于是胸怀一展宏图之志，改名“鹏举”，开始了他诡异的军政生涯。

初在冯玉祥军中当二等兵，1925年被选送苏联基辅军事学院学炮兵，1927年回国，因能巧言令色，见风使舵，升迁很快。

开始在蒋、冯、阎之间周旋，后又脚踩国、共、汪三只船，妄图从中渔利。

令人不可容忍的是，他既倒向共产党答应率军起义，叉出卖我军派去的联络人员，造成重要人员牺牲，后被处决。

他的一生是可耻的，生。

是卖国求荣、遭到人民唾弃的一生。

张伯英（1871~1949年），原名启让，字匀圃，号云龙山人、东涯老人，徐州三堡榆庄人。

先是在家乡读私塾，受业于徐葵南先生。

17岁入徐州云龙书院，为冯煦高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举，在徐州开馆课徒。

1924年段祺瑞当北洋政府执政，张伯英做了他的副秘书长。

“三一八”惨案后，退居林下，从事公益和教育事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以卖字为生。

张伯英，能诗善文，谙于金石之学，精鉴赏。

长于书法，从颜体到魏碑，夺其神韵，自成一家。

乡情深切，留心国粹。

这样一个行家受托为家乡在京采购图书，自有挑选的眼光。

据说，当时北京琉璃厂有一家书铺子经营有年，存货不少，经张伯英中间斡旋，这家书铺子将全部存书让与徐州，于是才有徐州市图书馆今天的古籍收藏。

纵观徐州市图书馆进入国家和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诸书，说是上世纪40年代从北京琉璃厂购买，大体可信。

二、宋本《四书章句集注》的发现

据徐州市图书馆有关人员说，他们馆原有十几万册古籍。

新中国建立以后，曾请人加以整理。

所请之人花了不少心血，用了很长时间，造册登记古籍凡六万多册，正式上架典藏。

还有相当一部分，或认为缺头短尾，或认为书品不佳，或认为副本零帙，或认为版本平常，而被打入冷宫，作为没有用的图书等待处理。

上世纪80年代，老职工退休，新人接替，这位新人就是现在该馆管理古籍的朱志民。

开始他对古籍既生疏也没什么兴趣。

可是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就是保管与整理古籍。

那时代人的责任心较强，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只要是上级交办的事情，就要负起责任。

于是从不懂到钻研，从钻研到产生兴趣，从兴趣到立志进一步整理，并深入到那些被打入冷宫待处理的废书中。

这部宋本《四书章句集注》就是从这堆废书中发现的。

最初只发现第一册，封面陈旧，已看不出色调，但开卷则觉得气韵不俗，于是再到废书堆中去翻检，又陆续找到其余各册，终成完帙。

2008年第二批珍贵古籍申报时，该馆以宋版资格将该书申报到省，其时省里来不及派人前去复审，为慎重计，未向国家申报。

第三批未报此书，但省里曾派人前去鉴定，认为可能是宋刻本。

同意他们以宋本资格在第四批申报。

这就是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评审中所见到的这部宋刻《四书章句集注》。

为进一步证实此书的版本，国家占籍保护中心义派专人前往徐州，审定其是否为宋时所刊。

三，朱熹为《四书》作章句集注的缘起

朱熹长孙朱鉴编撰的《朱文公易说》卷18，记载有人问朱熹怎么看《周易》，朱熹答曰:

“未好看，《易》自难看。

”并说“《易》本因卜筮而设，推原阴阳消长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讲解失圣人意处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费多少时光～不如且先读《论语》等书。

某枉费多年工夫，近来于《诗》、《易》略得圣人之意。

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

同卷又载朱氏尝说: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势、《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以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

某才见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

”清人程川所编的《朱子五经语类》卷2也记载了类似的说法，并引证朱熹的话说“《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

朱熹还在自己的《晦庵集》卷82《书临漳所刻四子后》中说:

“自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旨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

”可见朱熹之所以强调要先读这四种书。

没有什么更深奥的意思，只是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更符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治经道理。

上述朱熹的这些说法，反映出他有两个读经主张:

一是他认为《周易》的性质，乃卜筮之书，是用来“推原阴阳消长之理”和“吉凶悔吝之道”的高深著作，开始就读它，“未易”，“未好看”。

不如先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种书。

原因是“《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读论语孟子法》）。

表明他认为《论语》、《孟子》反映了《六经》的精神要旨，蓉真能读懂读通，则《六经》可不治而自明。

这显然是要为土子们指出一条读经的门径。

二是朱熹认为《大学》，乃孔氏之遗书，是“初学入德之门也”。

又说，“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人生八岁，则自乇公以卜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及其十有五年，则白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于公卿大夫元上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人大学，而教之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见朱熹《四书章句，大学章句序说剔。

又说“《大学》是圣,」最初用功之处，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功之处。

试考其说，就日用间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别，见得世间一切利欲好乐皆不足以动心，便是小小见效处也”（朱熹《晦庵集》卷58《答宋深之》）。

足见朱熹之所以要为《大学》作章句，完全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初学入德之门”，以及循序渐进的读经方法。

朱熹又说: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说》）。

所以他说《易》“不是教人底书”。

而《大学》才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才是“孔门传授心法”的捷径。

这恐怕是朱熹以毕

生精力关注《四书》的主要原因。

这是教育家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

朱熹为《论语》、《孟子》作集注，为《大学》，《中庸》作章句，并不是完成征同一个时间段。

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完成了对《论语》、《孟子》的集注;

12年后，也就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才又完成对《大学》、《中庸》的章句任务。

其后还觉着意有未尽，所以又续作《四书或问》。

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序》云:

“子朱子深求圣意，贯综百氏，作为《集注》，竭平生之力，始集大成，诚万世之绝学也。

”正因为他对《四书》下了真工夫，并借对《四书》章句或集注，为世人指出了读经的门径，阐述「他的理学思想，所以当他的《四书章句集注》问世以后，朝野都极其关注。

其间除被诬为“伪学”一段时间以外，这部著述版刻迭出，莫可胜计。

吏载他在完成《大学》、《中庸》章句的第二年，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就到福建漳州去做官，其《Pq书章句集注》就征当地付梓了，这大概是这四种书开雕的第一个版本，只可惜这个版本久已失传，究竟是四种书同时付梓，还是只刻了其中某两种，今已无法言其状况。

不过从现存最早的宋版《四书章句集注》看，漳州本大概仍然应该是四种书各自单行的状态。

《四书章句集注》现存有明确刻年的版本（是宋嘉定十年（1217年）吴柔胜当塗郡斋刻嘉熙四年（1240年）淳祐八年（1248年）十二年（1252年）递修的《论语集注》10卷《序说》1卷，《孟子集注》14卷《序说》1卷;

淳裕十二年（1252年）金华马光祖当浚郡斋刻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各1卷。

这四种书今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大学章句》后镌有淳祐十二年（1252年）壬子金华马光祖的刻书跋，称:

“当塗旧有文公《语》、《孟》集注，注与本文皆大字，于老眼为宜，盖正肃吴公所刊，见谓善本。

”又称:

“光祖应竭来攸守，依仿规制，取《中庸》、《大学》章句并刊之，足成《四书》。

《语》、《孟》岁月浸久，间有漫灭，就加整治。

是书在天地间无穷达，老少皆不可一日废。

熟读玩味，则施之行事，共有不敬且畏战～淳祐壬子孟秋朔日，金华马光祖敬识。

”表明此部《四书章句集注》之刻是在两个不同时段里先后完成的。

第一个时段，是嘉定十年吴柔胜官太平州时，首先将《论语集注》10卷《序说》1卷、《孟子集注势14卷《序说》1卷刻于当塗郡斋。

第二个时段，是35年后的淳祈十二年（1252年），金华马光祖来守太平州时，又依仿当年吴柔胜刻《语》、《孟》集注时的版式规制，刻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

与此同时，马氏还取用吴刻《语》、《孟》集注旧版加以修补整治，与新刻《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挎同时印刷，足将四书归于一体，故其版式字体、印纸墨色浑然天成，若是不知道上述刻版修补经过，实难加以区分。

四，徐馆《四书章句集注》的版本

徐州市图书馆所发现的《四书章句集注》每半叶8行，行16字，注文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

版心上镌大小字数，下镌刊工姓名。

《中庸》一卷、《论语》1至2卷、《孟子》6李14卷为影宋抄配。

字体端庄，纸张细润。

墨色清纯，一派宋版书气象。

如F--些现象当是审定其为宋本的依据。

此书版心下端所镌刊上姓名，可辨认者有余同甫、詹過、何网。

詹泉、王生、系元等。

余同甫曾与刊《韦苏州集》10卷，每半叶10行，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

宋讳缺笔至“廓”字，显系南宋晚期刻本。

又曾与刻世縹堂廖莹中校正《昌黎先生集》40卷斌外集》10卷《遗文》1卷《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1卷，每半叶9行，行17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

又曾与刻世綵堂廖莹中校正《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2卷，行款版式与韩集同。

宋讳缺笔也是至“廓”字。

同样是南宋晚期刻本。

此本《四书章句集注》又出现余同甫其人，宋讳缺笔亦是至“廓”字止，表明亦是南宋晚期刻本。

“廓”是南宋宁宗赵扩的嫌名讳，凡避讳至此者，表明其书或刻在宁宗一朝，或刻在宁宗之后。

上述余同甫与刻之书，多讳此字，说明他从事刻书活动当在南宋宁宗或理宗朝之后，是南宋晚期杭州地区的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