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本绢本和绫本精编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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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画是绘在绢帛上的，出土的晚周帛画、战国楚墓帛画和稍晚些时候的马王堆汉墓帛画，都是画在较为细密的单丝绢上；

南北朝时期的书画用绢，王以坤先生在《书画鉴定简述》中说，他“只见过绢地写经一块，也是单丝绢”；

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用的绢也是单丝织成的；

唐代周昉《挥扇仕女图》卷，所用的经线纬线均不一根，全部是由几根丝合并而织成的，这种织法在书画用绢上是比较少见的。

说明了晋唐以前的书画用绢是由单丝织成的。

直到现在为止，在晋唐以前的书画中，还从未见过有双丝绢的（即经线是双丝、纬线是单丝织成的绢）。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引江磷几《嘉佑杂志》说，唐贞元以后，诰敕有用花绫的，传世的有咸通二年（861年）的“柱国范隋诰’”一件。

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前代有了发展和变化，从表面上看来，除了单丝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

这种双丝绢的经线的每两根线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纬线与经线交织时，每组经线中的一根丝沉在下面，另一根丝浮在上面。

有些人认为，这种形式的绢还不能称为双丝绢，只有在纬线与经线交织时，经线的每两根丝同时沉在下面或浮在上面的绢，才可称之为双丝绢。

我们现在不管以后的结论如何，暂且将这种绢称之为双丝绢。

如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卷的经线为双丝四十八根，纬线为单丝；

宋代赵佶《祥龙石图》卷经线为双丝四十八根，纬线为单丝等。

纬线、经线的根数越多，绢越是细密。

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语云：

“宋有院绢匀净厚密，亦有独梭者，有等级细密如纸老。

但是稀薄者非院绢也。

”清楚地说明，绢绫制作的精粗，即使是同时代所织，也是大相径庭的。

宫廷用的贡品，虽也有一些比较次的绢，但大都特别高级。

所见如赵佶《听琴图》轴和宋人《胆瓶秋卉图》页和南来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中，绢很细密，质量较高。

而社会上一般画家使用的绢比较稀薄，质量都差。

从画的本身和各方面的辅证来看，绢地细密，质量较高的绢，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故赵佶的《听琴图》虽经历了千年之久，仍然佶白如新。

这种绢大约就是宋代的院绢。

而宋人《雪山行旅图》轴，绢地比较稀薄，质量较差，灰尘比较容易油污，所以现在看起来，绢就显得比较陈旧、比较黑。

这种绢大约就是王思善说的那种“稀薄者非院绢也”。

五代至南宋时期，就我们从书画作品中所见到绢的门面尺度来看，宋初宣和以前，绢宽度大都不超过6O厘米；

宣和以后逐渐放宽，有独幅画轴阔至80厘米以上的；

到南宋中期已有1米以上的门面出现。

从此以后，大都阔狭门面并见，独幅阔轴渐多，就无法以门面的宽窄来判断时代了。

同时宋代的诰敕中亦有花经，所见如北宋司马光的二件诰身：

熙宁二年乙酉（IO69年）充史馆修撰诰；

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拜左仆射诰。

花绫斜纹有素色的，也有染成各种颜色的，二者皆为素色花绫。

又宋代徽宗朝《方丘委享敕》，则是五色罗绢。

以上都是特种文件和特种用品。

宋代一般用花续作书写用的，仅见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一卷。

元代的绢总的说来比来绢显得粗了些，不如宋绢细密洁白，并且还呈现出稀松的状态。

如任仁发《二马图》卷，经线、纬线均有单丝，经线四十六根，纬线二十七根，吴镇《竹石》轴，经线双丝三十八根，纬线双丝三十四根，织得都比较稀松，似乎也不很坚固。

以上所说的是元代书画用绢的一般情况。

元代也还有些书画用绢织得较好，质量较高。

明代的绢总的看来比较粗糙，宽度也比以前有了增加。

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的很稀薄的绢，有的稀如罗纱，粗如夏布。

由于这种绢太稀不易着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装裱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潮湿等原因，托纸与绢脱开了，绢本身也因陈旧而呈现黑色，裱画的人因无经验，不了解这种情况，总是希望经过裱褙后能显得白一些，于是另换白纸重新托裱，这样裱褙完了以后往往连字画也看不清了。

这是我们在鉴定中经常看到的情况。

明代张路等人也经常用这种稀薄的绢。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作者生活的地区不同，用绢的精粗也不同。

如内廷供奉的王谔、吕纪等人用的绢，虽非贡品，质量都比较好，细密匀净得多，但还是比不上南宋院绢。

同时苏州在明代轻工业比较发达，绢的生产加工比较精细，因之沈周、唐寅、仇英这些人的用品，虽非“贡品”，质量大都比较好，细质匀净。

成化、弘治间有一种绢，质地较粗，绢地稀薄，不易落墨，郭诩、张路等人只好用来作粗笔水墨写意画。

晚明陈洪缓（浙江）、张瑞图（福建）等人，有时还用一种极粗糙像绵绸一样的劣绢，在王夫之（湖南）的书卷和字条中也见过同样质地的东西，这似乎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切的关系。

上面说的几种劣绢，似乎也还有着时间性，前者约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间，后者则在天启、崇祯间出现，到清康熙间又不再露面了。

若能知道这一点，对断代也能起一些作用。

明代还出现了绫本书画。

绫子有两种：

一种是无花素绫，应用在书画卷轴中，时间早一点的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沈周等人的作品中见过几件，到天启、崇祯年间才广泛流行起来，所见王铎、博山等人的书法卷轴中最多，到康熙中期以后又少见了，晚清时再昙花一现，但始终未盛行起来。

另一种是有各种花纹的花绫，王铎、傅山等人的书法轴卷中，有一些略带一点暗花。

同时砑光明末已出现。

砂光绢不仅绢质稀薄，且光度过亮，看起来使人很不顺眼。

清代有一种绢，俗称之为库绢，是一种很粗糙的绢，绢面上加了各种颜色的粉浆，有的是素的，也有的被画上了各种金花和粉花，或撒上了大小金片或金星。

汪由敦、董诰等人常用这种绢来写字条或字对。

嘉庆至光绪年间的绢，基本上沿用了旧的方法，但质量日见下降。

在粗绢上常加上各种颜色的浆、画花和撒金等；

或白素画绢上加重胶矾再加工辗光。

用这种绢无论写字或画画，均有透黑墨痕，很难顺手。

其尺寸很长很宽，宽度有达四米多的，长度还要更长一些。

这种绢本来是很稀薄的，经过用石头把它辗成扁丝，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就不显得特别稀薄了。

用砑光绢作画。

在咸丰、同治以来的书画中经常见到。

我们在研究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之一的绢帛时必须注意下述几种情况：

（1）前人对古书画用绢断代，有宋元绢双丝，明清绢单丝之说。

事实上，双丝、单丝前后都能见到，是不能以此断代的。

（2）年代久远的绢本书画，常多次经过重裱，每次重徒时都要加胶加矾，并用石头加蜡将背面用力轧光。

次数多了，这些绢本书画从侧面看上去，绢面上有一层亮光，俗称“宝浆亮”。

明清时期的绢本书画上，一般是看不到这层亮光的。

（3）由于绢的质量有高低之分，庋藏状况也有好坏之别，收藏得好，绢面就比较干净；

较多地受到烟熏潮湿，绢面就会逐渐变色，甚至破碎残损。

我们绝不能用绢的黑白与破碎残损的程度来断定它的时代远近。

如果认为绢黑暗破碎者其时代一定久远，而洁白完整者其时代一定较近，这就极片面，极不正确了。

北宋末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和南来院画林椿、吴炳、马麟等人的作品，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现在仍然洁白如新；

而明代陈洪缤、蓝瑛等人的有些绢本作品，虽然距今不过三百年左右，却已经污黑破烂不堪，有的连画面都看不清了。

（4）我们看到大约从唐宋以来书画用绢，其制作规格，只要同一地区生产，用同一种精粗的丝，制成同一等级的东西，如果仅从制作上来看，极不易区别其生产的年代。

有的专家比如徐邦达先生曾以康熙时上有玄晔书字的“贡绢”同南宋院绢比较。

除新旧气息不一样以外，其它质料、形制方面几乎完全相似。

如果两者的制作年代相距更短，就更难识别其时代了。

（5）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的绢，因地区不同，织法也就可能不同；

另一方面，因各地区社会生产发展情况不一样，某一些地区的织绢技术已经发生变化，而在另一地区，还继续沿用旧的技术方法。

不论是上述哪一方面的原因，表现在制成品上，都会显现出一定的差异。

清华喦金屋春深图纸本设色119x57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二）纸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我们古代曾先后使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料记事。

直到两汉时期，简牍、缣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书写材料。

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简牍笨重，缣帛昂贵的缺点日益突出，于是寻求廉价、方便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逐渐成了迫切的社会要求。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旧鱼网等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的方法，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信息，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

1957年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的古纸，纸呈泛黄色，已裂成碎片，最大的宽度宽约10厘米，最小的也有3X4厘米。

经鉴定它是以大麻和少量芒麻的纤维为原料的，其制作技术比较原始，质地粗糙，还不便书写。

我们知道，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如韩信未发迹前遇到的漂母，大概就是以此为生的。

这一手工业包括反复捶打，以揭碎蚕农和置水中漂洗等工艺。

而在漂洗时，留在器物上的残絮，晾干后自然形成一层薄薄的丝绵片，这可能给人们发明造纸技术以直接的技术上的启示。

当然，最初的造纸术，还不能一下子产生用于书写的纸张。

但新的道路既已开辟，迫切的社会要求又在催促着技术的改进，可以用于书写的纸张的产生当是为期不远了。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发掘得西汉宣帝时的麻纸。

在此之前，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火塞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麻纸二块，其中之一，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12×

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

用显微镜观察和化学鉴定表明，它只含大麻纤维。

同一处出土的竹简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

这些情况表明至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出现应更早一些，即它是在灞桥纸后约数十年内出现的。

从这些事实说明造纸术自发明以后，其技术的进步是很快的。

又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考古工作者曾掘得属东汉时期，2世纪初年的纸张，即所谓额济纳纸，上有六、七行残字，这可说是现存最早的字纸实物。

从灞桥纸到扶风、金关和额济纳纸，我们看到纸的发明、改善及确实无疑地用作书写材料的历史演变。

正是在造纸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于2世纪初年，出现了蔡伦这一着名的纸的改革家。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是汉和帝时的太监，曾负责监制御用器物。

他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革新。

在原料上，除采用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类材料外，同时还采用了树皮，从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材料领域。

在技术工艺上，也较前完备和精细。

除淘洗、碎切、泡沤原料之外还可能已经开始用石灰进行碱液烹煮。

这是一项重要的工艺革新，它既加快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植物纤维分解得更细更快，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纸的质量，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公元105年蔡伦把他用树皮、麻头和破布、旧网制成的纸公之于世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天下威称‘蔡侯纸’”（《后汉书·

蔡侯传》）。

蔡侯纸的出现，在造纸术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纸张开始取代竹帛的关键性的转折。

本世纪以来，2世纪的纸不断在新疆、甘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