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探讨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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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

把《诗经》作为教材来要求学生学习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对《诗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

一般说来，后世学者把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当作孔子论诗的纲领，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

近人匡亚明说：

“‘思无邪’，本是《鲁颂o》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吆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

”[1]而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感情的诚正”，也只能看作是后来的学者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孔子的话作符合自己思想观念的解释，这里姑不详论。

在《论语》中，多处专门论述到《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诗》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作综合地论述；

另一种是对《诗》里的具体诗句的理解和阐述。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

“子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

他对学生说：

“小子！

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

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

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

“陈亢问于伯鱼曰：

‘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

‘未也。

’尝独立，鲤趋而过庭。

曰：

‘学《诗》乎？

’‘不学《诗》，无以言。

’鲤退而学《诗》。

”他还对儿子说：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里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据，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

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自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所以，在孔子的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孔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把《诗》里的许多诗句都往“礼”与“仁”的思想观念上去解说，对那些借《诗》里的诗句，能够举一反三地加以理解的学生，也就倍加赞赏。

“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

‘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

学而》）“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

‘绘事后素。

’曰：

‘礼后乎？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在一般人看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都只是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的描述，可是到了孔子的眼里，就都带有强烈的“礼”与“仁”的色彩，而且他的那些得意门生，居然也能够顺着他的思路，从普通的诗句里找到了“礼”与“仁”的深刻内涵。

这种解诗的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来说，可以是一种理论预设，他们在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前提下，借助于《诗》的素材，演绎出无所不在的“礼”与“仁”的观念，丛强化了“礼”与“仁”的无所不在。

但孔子对《诗》的这些零散的解说，只是一些即兴的发挥，有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比如说，从子贡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再到《诗》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中间的联系在哪里呢？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孔子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的原则出发，来解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达到这种“和”的境界的一种途径。

这样的解诗方法，在一般人看来，确有些匪夷所思，但又自有其牵想妙得的合理性的一面。

而正是孟子，才从孔子的那些一言半语中看到了儒家诗学见解的闪光，并且把它上升为一般的美学原则来加以推导与总结，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诗学理论。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肯定，孟子是否正是从子贡和子夏的颖悟中看出了儒学思想的精髓，因为他曾说：

“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

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

”而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正表明了他们具有“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的过人的智慧，他们都能够从《诗》里面所描述的极其浅近的小事中，引伸出对“礼”与“仁”的深刻领会，并进而理解其中所包含的至大至深的“道”。

对孔子的这种解《诗》的方法，孟子做出了这样的理论上的概括：

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

《诗》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

在孟子看来，对诗句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对字面意义上，根据诗句里的片言只字，就望文生义地作机械的理解，从而损害诗的含义。

而是需要用自己的领会和感悟，去探求诗的真正的蕴涵，才能把握住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

读诗与解诗的人的这种领会和感悟，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的，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说的：

“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孟子依据孔子解《诗》的实践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实际上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理解的“前结构”理论：

“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

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

……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

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

”以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而论，他们都是从“礼”与“仁”的“前结构”出发来给定了，是以儒家“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的“礼”与“仁”的理论作为前提的。

至于他们得出的结论，又可以看作是《诗》的特定视界和解《诗》者的特定视界这两个不同的视界的相互融合。

孟子的“以意逆志”这一解《诗》理论，在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不是单纯从对诗的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解释诗的精蕴，而是把孔子解诗原则和方法，理解成为一种教育手段，以《诗》作为一种教育的素材，强化人们对孔子“礼”与“仁”的理解，显示出了那种思想教育功能的无所不在。

事实上，孟子对《诗》的解说，同孔子所持的方法有着十分相似之处。

比如，他在与公孙丑的一段对话中，就讨论了对《小雅?

小弁》的理解：

公孙丑问曰：

“高子曰：

《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

“何以言之？

“怨。

“固者，高叟之为诗也！

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笑谈而道之；

无他，疏之也。

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

无他，戚之也。

《小弁》之怨，亲亲也；

亲亲，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传说《小雅?

小弁》这首诗，是被周幽王废立了的太子宜臼的老师写的，以此来抒发宜臼的哀伤和怨恨。

孟子从宜臼的怨恨中看到的是“亲亲”，而既然是热爱亲人，那就是一种“仁”的表现。

宜臼的怨恨为什么又会是出于对亲人的热爱呢？

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从孔子的“仁”的观点看来，是因为宜臼对其父周幽王不合“礼”制的行为有怨恨，而发抒出这种怨恨，正是出于对其父王的爱戴。

孟子不也是转弯抹角地“以意”揣摩了《小弁》作者的“志”吗？

内在的人格之美的升华

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想努力塑造出一种完善的儒者的人格，以挽救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颓势。

他对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做出过许多论述，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以“仁”和“义”来武装。

他以“松柏”来做比喻：

“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赞扬了在社会大变迁的过程中，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顽强挺立，不屈不挠，从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经典性的精神意象。

对君子人格上、精神上的美的形成，孔子就以“仁”为核心，做了这样的概括：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其中“义”是最本质的精神；

在实行这种“义”的时候，需要符合“礼”的要求；

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则应当表现出谦逊的态度；

而诚实守信则是他成熟的标志。

在《论语?

颜渊》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

”在他看来，“义”是和正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义”，就有了做人的根本，因此，他还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这些都说明，他把内在的正直和仁义作为君子内在所固有的品质，认为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即使在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处境和条件下，孔子也特别推崇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他对自己的精神境界做了这样的描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因此，他也特别推崇他的得意弟子颜渊：

“贤者，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者，回也！

”从“仁”出发，在“礼”的制约下，达到“义”，于是一切行为就会都符合了道德的规范。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种以仁义来塑造“君子”形象的思想，他把孔子提出的“仁义”是人的内在本质的人格之美的理论，进一步上升到了生命的价值的高度，作出了形象的发挥：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

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这样一来，“义”就成为人的行为的最高的规范，据此，他就说出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话：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在他看来，“仁”是天下最宽广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