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制度演变理论引入性思考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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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变迁有其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但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制度一定还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那种把个人、团体和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观点，仍然摆脱不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历史作用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有必要就此加深研究。

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问题，不能停留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衡量经济制度效率的观点上，必须引入唯物史观和结合实践效果来深入思考。

　关键词：

制度创新；

制度设计；

创新主体；

创新成效

　Abstract:

Thegovernmentinstitutionalorigin,changeandinnovationisanoldandnewbigquestion。

Thearticlewillputoutsixopinionsasfollowing.

（1）Thereisatensileforcebetweenthetraditionandmodernizationunderanyinnovationofgovernmentinstitution,andtheinnovationaleffectisdifferentfordifferentwayofdealingwiththetension.

（2）Eventhoughtheinstitutionaloriginissame,thepathofgovernmentinstitutionalchangeisalsodifferent,becauseofthedistinctionofkeyvariablethatcontrolstheorientationofinstitutionalchange.（3）Anyinstitutiondesigndependsonthelawofinstitutionalevolvement,andtheeffectofdesignliesonunderstandingthelaw.（4）Theevolvementofsocialinstitutionthereiscommonlaw,butthechangeofeconomicinstitution,politicalinstitutionandsoontherearetheirespeciallaws.（5）Theopinionthatregardstheinnovationactorsincludingtheindividual,groupandgovernmentdoesn’tbreakawayfromthetheoryofrelationshipbetweenthecitizensandtheindividuals.Itneedsfurtherstudyingbycombiningtotheboth.（6）Thinkingthequestionoftheeffectofgovernmentinstitutionalinnovationcan’tstopthevisionofnewinstitutionalismofeconomics;

itneedstofurtherstudybytheperceptionsofMarxism.

　Keywords:

institutionalinnovation;

designofgovernmentinstitution;

actorsofinstitutionalinnovation;

efficiencyofinstitutionalinnovation

经济学界有关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并呈现出纵深和拓宽研究的趋势。

相比之下，政治学界有关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其状况与我国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存在一定距离。

所以，深入研究政府制度的演变理论，显得十分迫切。

为了抛砖引玉，这里先就政府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若干问题提出引入性思考。

一、政府改革和制度创新中现代与传统的张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行政改革和政府创新浪潮一浪高于一浪。

在这场世界性的行政改革浪潮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也许是“重塑政府”、“重建政府”、“制度变迁”、“制度转型”、“制度的重新安排”、“重新发现制度”、“制度创新”、“再造制度”等。

从这些词汇的高频率使用，可以想象改革家、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强烈愿望，即希冀通过改革寻找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制度安排，以取代背负着过多传统包袱的旧制度安排。

但是，综观古今中外各国政府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与结果，其新的政府制度安排能够彻底摆脱传统的约束的，几乎没有先例，即使是被认为是崭新的政府制度，如美国建国初期的政府制度，同样保留了来自欧洲的传统。

“尽管美国历史上存在着某些分歧和冲突，美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政治传统，即‘虔信财产权、经济个人主义理论、竞争价值’、把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特征视为人的必要的素质”[1]。

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当代行政制度改革的尝试的“里根改革”，靠的是守旧的美国传统思想，即“美国传统上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潮，也就是崇尚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提倡缩减官僚机构”。

研究美国政治传统的着名学者霍夫施塔特在他成名着作《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得出结论：

美国历届总统都或多或少地进行改革，但摆脱不了美国传统中对平均主义民主的偏见，他们宁可要贪婪的民主，也不要友爱的民主。

至于古代中国，自从秦代统一的政府制度正式形成以来，历代的改革也不少，但是，任何一次改革，不仅在观念层面上摆脱不了国家形成初期产生的“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君权观，而且在制度层面上总是跳不出君主专制制度的大框架。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政府制度对一些学者和改革者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试图通过改革引进西方的政府制度。

但也始终无法摆脱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复杂的矛盾心理，理性上主张选择来自西方模式的现代政府制度，感情上却害怕人心不古。

“一方面以传统主义卫道，另一方面又以自由主义论政”；

“既担心传统的失落和人心的失根，同时又怕因对传统的高扬而有碍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

无论是从传统士阶层分化派生出来的主张“维新”、“新政”的权力集团，还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虽然都力主制度变革，但“也多停留于皇帝立宪或民主共和这些制度形式上”，而思想意识上仍然是十分传统的。

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制度。

但无庸忌讳的是，新型制度的安排也无法彻底割断传统制度长期运行所产生的影响力，传统政治思维和统治意识的“幽灵”至今还缠绕在新制度的屋檐下。

为“殖民主义”唱赞歌的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完全的“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间也不长，因而殖民文化无法战胜传统文化及其落后势力。

我们姑且不从道理上讨论“殖民文化”的优劣，只从世界发展史的事实看，这种观点就已经站不住脚。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族黑人，从16世纪到20世纪一直因西方殖民扩张而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自身创造的丰富的博奥文化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大部分地区留存下来。

“本世纪60年代以来，新生的非洲国家着手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改造，然而，这些文化传统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存在。

”

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任何一个社会，无论采取什么改革方式或革命方式，都无法从自身起源和发展的传统中彻底剥离出来，实现完完全全的“脱胎换骨”。

正如汤因比所说的：

“虽然战争和阶级对社会的破坏是够大的，但却不能把任何都毁灭。

但它们炸毁一个社会的上层结构时，却常常无法阻止残留下来的多少未受损害的下层社会继续存在下去，并能不受遮掩地沐浴在阳光和空气下，盛开出春天的鲜花”。

那么，在无法挣脱传统约束的前提下，新的制度安排如何体现其现代性和创新性呢？

应该如何理解制度创新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呢？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在什么情况下使新的制度安排发挥最大效益？

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二、相同的制度起源与不同的政府制度演变路向

既然任何新的政府制度创新和安排都无法挣脱传统的约束，那么，相同的政府制度起源和传统就必然发展为相同的政府制度吗？

历史已经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

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大体上处于同一年代的文明古国，具有相同的政府制度起源——氏族制度，但政府制度形成后，古希腊沿着贵族民主共和政体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则长期停留在君主专制政体的制度框架中。

顾准在他的读书笔记《希腊城邦制度》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古希腊“城邦制度是从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

……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呢？

亚里士多德对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做出解释。

他说：

“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

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

这样，蛮族王制便成为僭政性质的王制；

但那里既然遵循成法而世代嗣续，这种君主政体是稳定的。

”“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

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

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

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

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

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顾准认为，虽然感情用事的中国人是无法接受的，但感情代替不了历史事实。

我觉得亚氏的解释，只能说是符合历史的一部分事实，而不是历史的全部事实，因为他只是从历史的某个侧面即种族优越性来看问题。

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外化的过程。

“精神”的本质是“自由”。

“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

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一部分’是自由的；

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

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

”[10]黑格尔的解释自有他的深刻之处，即强调政治理念、政治精神在政府制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但东西方文明之间为何会产生出不同的政治精神来呢？

这个问题必须融到政府制度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来探讨。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精神而是从物质来分析问题。

他们认为，古代东方各国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在政体上是专制主义君主制，而不是奴隶主贵族的民主共和制，其原因是古代东方各国的土地徭役形式以及农村公社长期存在。

在古希腊和罗马，由于土地财产的私有化，农村公社彻底瓦解，工商业奴隶主掌握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相对地限制和削弱了国王的实际权力。

而古代东方各国，土地没有转为私有，全国的土地财产为国家最高所有或“惟一所有”，因而不可能发展成为类似于古希腊、罗马大奴隶主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使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

东方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国家形态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抓住了引起东西方政府制度朝着不同方向演变的本质变量，至今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