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票明代收税的技术发明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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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廷益传》万历年间另两则史料记载“三连串票”的史料，提到了串票的格式。

一则是万历《南安府志》的记载：

“洪有助，……尝摄大庾、南康，清洗宿弊，立征收串票之法（每号给一票纳户，一登柜口，一登都图，三款比串相同），无重追虚纳增减之害，两邑益爱戴。

”另一则是万历《武进县志》的记载。

万历二十九年（1601），知县晏文辉“立收放稽查钱库法”，有十三项，其中第四项为立“银头收银流水簿”：

“……今设立刊刻号簿，并三连串票，责令银头编号，同三串票钤印。

如遇限下收银，随即登簿发票。

一票给人户存照，一票给总催，一票存县查考。

”可以看到，洪、晏二人设立的三联串票，格式完全相同，与后来清朝颁行的“联三版串”也完全相同。

其中，晏氏的“一票给总催”就是洪氏的“一票登都图”，也就是《大清会典》中的“一付差役应比”；

“一票存县查考”就是“一票登柜口”，也就是《大清会典》中的“一存州县”。

可以肯定，清代康熙二十八年所颁行的“三联串票”，采用的就是万历年间已经成熟的单票技术。

其中，“存县查考”的那一页“连票”，用来与“流水日收簿”等帐簿“核对”，这就是今天我们还在“发票”上沿用的所谓“存根”。

至于还有一连给付纳户收执的单票，不用赘言，就是现在发票中的“收据”。

今天通常所使用的“发票”，也用“三联”的格式，一联为存根，一联为记帐凭证，一联为收执。

这种三联票的技术，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已经形成。

不过，明代所产生的“三连串票”，其中“一票登都图”或“一票给总催”的连票，与今天的“发票”中“记帐联”，还有不同。

明代串票中的这一联，虽然也有“记帐”的作用，但主要的作用不是记帐，而在于“催征”和“比较”钱粮。

这一联由都图的催征人役收掌，目的在于让“总催”这样的催征人役知道所经管的纳户所交钱粮的完欠情况，以便其向纳户催征未完的钱粮。

“三连串票”的这种技术，是与地方行政的具体运作一致的。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雍正年间。

雍正八年所颁行的“联三版串”：

一给纳户执照，一发经承销册，一存州县核对。

其中“发经承销册”的一联，就与今天发票中的“记帐联”完全一样了。

从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雍正年间，地方政府在钱粮征收的具体运作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导致了三联串票在技术上的变化。

从今天所使用的“发票”的角度看，三联串票的技术，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成熟于清代雍正年间。

这种单票技术的成熟，距今也已有二百八十年。

“三连票”是从“二连票”发展而来的。

“二连票”在明代后期一直存在，并没有被“三连票”所取代。

“二连票”的格式，是一幅付纳户，一幅存户房查算，也就是一幅是收执，一幅是存根。

这是在出现官府在衙门内设置“柜收”，令民户“自封投柜”之后产生的。

而且，这种“二连票”的产生，是与赋役折银征收，也就是与“折色银”的产生直接相关联的。

大体地说，明代赋役征派有一个由“本色”征收到“折色”征收的转化。

从嘉靖以后，徭役折银征收，且将征收对象从“人丁”转向“地亩”，这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嘉靖后期，江西、浙江和南直隶等省份，实际上已普遍地实行了将“徭役”折银，以银代役的做法，且“折色银”的折征范围，已经扩大到除漕、白二粮之外的田赋。

梁方仲先生早就指出：

“从历史看来，一条鞭法的产生，它的最初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改革役法，田赋方面的改革是由于役法的改革而来的。

”（《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而役法的改革，在明代中期可以说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社会运动。

改革的核心是“以银代役”，所以“银差”的出现，是明代役法改革的一个转折点。

这也是“一条鞭法”的起点。

梁方仲先生梁方仲文集明代中叶，徭役中普遍地出现“银差”。

“银差”之银，征收时仍然沿用原来由粮长、里甲来负责，但收缴的银两要用于雇役，需要对雇佣的人役给以“工食”。

按照官府里的做法，“工食”与“俸薪”一样，是一季发放一次。

于是，粮长、里甲所负责的“银差”征收，就需要更为及时，不得有丝毫拖欠。

而严重的问题是，粮长对于“银差”出现了侵蚀、挪用的舞弊。

原来粮长负责征收本色粮食，侵蚀的情况也存在，但因为是粮食，总不可能将全部粮食消耗殆尽，但对于“银子”，情况就大不同。

一旦发生即使数量只有几两银子的侵蚀，也成为一个大问题。

官府不能及时收到“银差”，无以应付各种名目的差徭，在粮长、里甲与纳户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麻烦。

解决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将银差征收的权力上收，收到州县衙门。

嘉靖十六年，苏州府“立柜头”，“令各县置柜，窍其上方，纳户于包封上自填姓名银数，当官秤收”（万历《武进县志》），这就是将征收银差及其他杂役的折役银征收，上收到州县衙门的做法。

由此而产生设柜收纳和“自封投柜”的办法。

“自封投柜”出现在嘉靖年间，是与全国普遍地出现“银差”相一致的。

原来由粮长（收头）负责征收“银差”之时，也一定有给付纳户收执的单票。

但目前尚未看到资料，可以证明这就是“连票”。

粮长收粮或者收银，一定会登记簿册，但给付纳户的“收执”，大约不是“连票”，而只是“登簿发票”或者“出票注簿”。

这个“票”，并不是与“存根”相对应的单票，而是与“簿册”相关联的单票。

这种最简单的单票技术，也就是所谓“登簿发票”，是一票一簿相对应、相配合的。

如吴遵《初仕录》记载：

常平仓收贮“赎谷”，置簿两扇，一存县，一给斗级。

“犯人赎谷，先书县簿，给小票挂号，发犯人赴仓交纳。

斗给亦书簿，给与犯人收票，赴县销缴。

”这里的“收票”就是与册簿相配合的“收执”。

在票簿相对应的簿票技术中，“册簿”是主体，单票是一种辅助性手段。

而在“连票”出现之后，虽然“册簿”的地位没有改变，但“单票”在功能上独立了。

质言之，“存根联”的产生，使单票在功能上自我满足。

“连票”一票作收执，一票为存根，因为“存根联”的出现，在技术上复杂化了。

这是在一票一簿基础上的演进。

为什么会出现“连票”或者“串票”？

简单地说，是为了防止收纳税粮过程出现侵蚀等舞弊。

从文献记载看，“连票”的出现，与“自封投柜”相关。

让纳户把交纳的银子“包封”，再投入不易取出的“柜”中，就是为了防止柜收在纳户交纳之后可以方便地侵蚀舞弊。

但是，还有一层，即簿票处理上还有空子可钻。

“登簿出票”，给付纳户以“收执”，但在诸如柜收的“流水日收簿”上到底如何登记，存在“多交少登”的空间。

因此，制度上必须作出反应，且需要可操作的办法来防止这种极容易产生，又会导致一系列行政麻烦的舞弊行为。

于是，单票的“存根联”便应运而生。

有了“存根”，原来的单票就演变为“连票”。

“收执”与“存根”是刻印在一张纸上的两“幅”单票。

这种将两幅单票印在一张纸上的做法，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让填注在两幅单票的数目完全一致。

纳户上柜交银、“自封投柜”之时，可以“眼同”柜头吏役填注单票。

这其中除柜收自我监督之外，还有让纳户监督的作用在内。

而有了“存根”，相关吏役再要在“流水日收簿”和“日收总簿”上“多收少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在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官府要求隔三五天，甚至每天晚上将这些“簿”、“票”送呈居于衙门内的官员查核。

如果这个过程，每个环节都认真做，“柜头”的舞弊当可杜绝。

从技术上说，“自封投柜”和“存根”的出现，解决了柜收的舞弊。

明代在单票技术的发展上，不仅在原来的簿票技术上产生了“二连票”，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三连票”。

“三连票”是在“存根”和“收执”二票基础上，增加登都图或给总催的一票而形成的。

为什么“二连票”会发展成“三连票”？

易言之，为什么需要给一票与“都图”或“总催”？

傅岩在《歙纪》中记载：

歙县所用的连票“旧止两连”，这种“二连票”有一个问题，就是“临期迫促，不能逐里查对，弊蠹自生”，所以需要“增连票以便查对”。

所增的连票是“第一幅每日晚堂缴进，候临比日查对比单，知差错拘究。

”歙县的做法，是将这一幅连票缴进“内衙”，但其用途在于“临比日查对比单，知差错拘究”。

易言之，这一幅连票的作用在于催追民户未完的钱粮。

但从万历年间各地出现的“串票”格式看，这一幅连票通常用于交给“都图”或“总催”，作用则与歙县的连票相同，是催比钱粮。

这是明代后期的普遍做法。

清代康熙年间颁行“三联印票”，所增的一联也是用于“会差役应比”。

所以，明代后期流行的“三连票”，是分别由三方收掌：

一票为存根，存于衙门，以便核算；

一票为收执，给付纳户，以为交纳的凭证（执照）；

一票则给催比钱粮人役执掌，以为催比钱粮的依据。

在“一条鞭法”之前，钱粮征收由粮长和里甲长负责。

“一条鞭法”，将所有的徭役折银，由官府征收“银差”，再由官府雇役。

但这个改革是不彻底的。

政府雇役的部分，仅限于“均徭”和“杂泛”。

“里甲正役”（包括粮长），虽然也在革除之列，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他们还是以“力役”的方式为官府服务。

同时，由于赋役合并折银，徭役和田赋变成了“条银”，“见年里长”的处境更为艰难了。

原来在“本色”征收之时，“任土作贡”，原则上是产什么就交什么，所以夏税秋粮所征收的主要是实物（粮食、布匹、丝绢等）。

这些产物都是季节性的，征收非时，根本做不到。

但当这些征收物被折算成银子（货币）交纳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官府将民户一年承担的“条银”，分摊到除过年前后官府的“封印”期和夏季农忙时的“停忙”期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之外的其余月份，用“分限”的办法，要求民户陆续交纳。

这种分限交纳的办法，在明中期“银差”出现之后就开始了。

但在普遍推行“一条鞭法”之后，这种分限交纳的办法，分得更为细致，许多州县，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等省份，开始分“十限”交纳的办法。

限期届临，“见年里长”都要到州县衙门去“应卯”。

因为其目的是“比较”各里钱粮在本限内的完欠情况，所以又称为“应比”。

里长的“应比”，相当于官员的“述职”，但又不同。

官员的述职是向上司陈述自己的政绩，当然也要作自我对照、自我检查。

而里长的“应比”，完全是所谓“听比”。

钱粮征收的完全情况，掌握在官府之手。

官府有柜收的“流水日收簿”、“日收总簿”、还有连票的“存根”，负责一州一县的“户房”在一个限期将到之时，还会开具“比单”。

因此，里长完全是听凭官府告知本里的钱粮完欠情况。

完成情况好，当然会得到官府的奖励，但更多的是“责罚”，而且这种责罚不仅仅是口头上，往往有行为上的体罚。

“责罚”的目的，当然在于让“见年里长”着力催追拖欠的钱粮。

但这样的“听比”，也让“见年里长”常常觉得冤枉，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在里甲民户在本限内的实际完欠情况。

他们在年初之时，从官府里领取了本里民户所纳钱粮的“由帖”或“由票”，分发给本里民户，但每限的交纳，是纳户自己到衙门里“自封投柜”，“见年里长”并不都眼同交纳。

这些纳户在交纳钱粮之后，并没有告知“见年里长”，“见年里长”本身也只是普通的民户，不过轮年值役而已，也有生产、完粮的责任。

因此，当“听比”之时，因为一里内有民户未完本限钱粮而受责罚，不免冤枉。

再者，一年分作十限，即使以十次听比而言，每次都要受到责罚，“见年里长”已无可承受。

上海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严州府遂安县十八都下一图六甲黄册（引自栾成显《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