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基于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动态门槛效应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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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消费税是价内税，因而消费税征收释放的价格信号会使污染行为主体基于成本的考虑决定是否实施绿色投资的行为，如果污染行为主体缴纳的消费税高于其为减少环境污染进行的绿色投资，那么污染行为主体就会选择绿色投资，进而收到减轻税负与节能减排的双重效果。

反之，污染行为主体就可能会选择缴纳消费税。

从实然的角度，消费税是否对绿色投资发挥正向激励作用？

消费税与绿色投资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抑或是非线性关系？

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如何受到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制约？

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消费税改革的方向进路与功能提升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税收、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的关系是国内外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

当前国内外文献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两个维度：

一是税收对绿色投资的影响；

二是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的关系。

在税收对绿色投资影响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环境税的视角进行阐释。

基于消费税与环境税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节能减排方面的功能具有一定的交叠性，所以将其作为相关研究文献。

基于样本选择和模型构建的不同，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其中主要分为正向关系、负向关系、非线性关系三种观点。

Farzinetal.（2000）研究发现，当环境税没有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时，环境税的增加会引导企业增加减排投资。

毕茜等（2016）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认为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具有正向的边际效应。

马珩等（2016）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方法检验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结论为环境税与企业绿色投资呈显著负相关。

李香菊等（2018）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随着环境税的增加，企业绿色投资也相应增加，但当环境税到达临界值之后，企业绿色投资会减少。

在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关系的研究方面，学者们运用不同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了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不确定、时滞性关系的结论。

邵海清（2010）运用灰色关联法检验了绿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也带动了绿色投资的增加。

徐辉等（2018）利用空间计量模型，选取我国2003～2015年30个省份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内生关系。

同时，两者之间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

吴永超等（2017）基于我国2000～2014年工业企业数据，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实证模拟，研究认为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正向效应，同时也存在负向效应。

孙红梅等（2016）通过构建面板VAR和空间计量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联性，但同时存在明显的时滞性。

通观已有的研究文献，在实证方法和经验依据方面已开展了富有价值的探讨，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大多侧重于环境税与绿色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关系的两两方面研究，对消费税与绿色投资的关系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尤其是鲜有将消费税、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置于同一框架内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经济增长作为消费税影响绿色投资的传导中介，系统考察了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消费税对绿色投资影响的非线性效应，为消费税、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的逻辑关系框架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是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对消费税的绿色投资效应进行估计，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效应差异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在实证分析方法上对传统静态门槛模型的拓展进行了新的尝试。

二、模型、数据和变量说明

（一）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设定

针对传统静态门槛模型中出现的多重共线性、显著性偏误、模型内生性问题，本文对其进行改进，加入滞后变量以控制时滞效应和动态要素变化。

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科学合理地对数据进行区间分组，进而更好地说明不同区间内消费税与绿色投资之间的关系。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内生性关系，在绿色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也会对绿色投资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基础上，以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为门槛变量，考察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效应。

具体模型为：

式

（1）为单一门槛模型，式

（2）为双重门槛模型。

式

（1）和

（2）中，i、t表示个体和时间，GI表示绿色投资，CT表示消费税，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μi为个体固定效应，Vt为时间特定效应，ei,t是随机误差项，I（*）为指示函数，γ为门槛值，即当指示函数内的表达式成立时，I（*）=1，否则为0。

β1、β2、β3表示在不同经济增长水平门槛区间内，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斜率。

Zi,t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技术进步（TC）、城镇化水平（UR）、产业结构（INS）、对外开放程度（FDI）、政府规制（GOV）、公众环保意识（EV），φ为控制变量的影响斜率。

本文首先借鉴Hsiao（2002）的方法，对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一次差分，差分后选取因变量的三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其次，借鉴Hansen（2000）的方法估计模型的门槛参数；

最后，根据门槛参数将样本划分为不同门槛区间，采用系统GMM法估计不同区间的斜率系数。

（二）变量选择和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基于环境保护投资是绿色投资的核心部分，本文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作为绿色投资的衡量指标。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主要包括城镇环境基础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三部分，其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投入和企业自有资金。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主要治理对象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有害污染物等，这些治理对象均与消费税中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目有关。

2.核心解释变量。

消费税以各省份的消费税收入数据表示。

3.门槛变量和控制变量。

考虑到绿色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的持续性，即当期的绿色投资依赖于前期的绿色投资，为此本文引入绿色投资的滞后一期项以控制绿色投资的时滞性和动态变化。

经济增长水平（GDP）以实际人均GDP表示，技术进步（TC）以研发（R&

D）经费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INS）以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表示，城镇化水平（UR）以年末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FDI）以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规制以排污费征收总额表示，公众环保意识以收到的公众环境来信总数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数据为样本，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排污费征收总额、公众环境来信总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年末城镇人口、总人口、GDP、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第二产业GDP数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R&

D经费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其中，实际GDP是运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平减为以2006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模型中各变量的说明见表1，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一）动态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上述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增长水平为门槛变量，加入绿色投资的滞后项以控制动态变化，对消费税的绿色投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表3列出了门槛效应检验及门槛值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检验，但未通过三重门槛效应检验。

根据Hansen门槛理论，可以得出该模型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双重门槛效应，经济增长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5.295和5.928。

依此，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可划分为低经济增长（GDP≤5.295）、中经济增长（5.295＜GDP≤5.928）和高经济增长（GDP＞5.928）三个区间。

运用系统GMM方法对三个区间的斜率系数进行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

在以经济增长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模型中，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公众环保意识对绿色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外开放程度对绿色投资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但技术进步对绿色投资具有不显著的正向效应。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以质量为导向，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加速了工业化升级和科技创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绿色投资。

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社会需求变化、能源结构转变、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倒逼企业更多转向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绿色投资。

政府规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当企业经营项目涉及高污染但高收益的项目时，企业为降低外部成本将增加绿色投资用于技术升级、更新设备等。

公众环保意识代表了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公众环保意识越高，政府将会越来越重视降低环境污染程度和提升环境质量，从而促进绿色投资的增加。

对外开放程度对绿色投资具有抑制作用。

究其原因，一是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可能放宽审查标准以吸引外资进入。

二是西部地区的外贸出口大多呈现低附加值、粗放型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特点，由此造成绿色投资的减少。

技术进步未能有效增加绿色投资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较高的回弹效应及技术偏好有关。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增长双重门槛效应。

表4中，当经济增长水平未跨过门槛值5.295时，消费税对绿色投资起到一定程度的不显著抑制作用；

经济增长水平在5.295和5.928之间时，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负向效应逐渐减少；

当门槛高于5.928水平时，系数变化为正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系数逐步提高，影响方向也发生了改变，由不显著的负向效应变为显著的正向效应，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

即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受经济增长水平的约束，较低的经济增长水平导致消费税不能充分发挥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而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能更好地体现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

由表4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因变量的三阶滞后项均显著，这表明本文构建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Sargan检验的P值为0.8063，说明模型设定的工具变量具有可靠性。

AR

（1）、AR

（2）检验（表5）同样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由此使用系统GMM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二）时空异质性分析

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存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时间和空间的异质性。

表6中列出了2006～2016年不同区间内样本的数目，图1反映不同经济增长水平区间的地区数目时间变化趋势。

如表6所示，高经济增长水平区间（GDP＞5.928）的样本数较小，为76个地区，占总样本的23.03%；

同时，不同年份样本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2006年样本主要集中于低经济增长水平区间（GDP≤5.295），2016年样本则集中于中、高经济增长水平区间（5.295＜GDP≤5.928，GDP＞5.928）。

在时间变化方面，2006～2009年我国大部分省份处于低经济增长水平地区，这一时期大部分省份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负向影响较大，2009～2013年以后，大部分省份处于中经济增长水平地区，这一时期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抑制效应减小，并且处于高经济增长水平的地区数量也在逐步增加。

自2013年以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省份跨越经济增长中、低水平门槛，位列高经济增长水平地区，这一时期消费税开始对绿色投资发挥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