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禁教时期的基督教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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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年，雍正皇帝暴死。

次年，其子弘历继皇帝位，就是乾隆帝。

他继承父志，以更大的精力来禁止天主教的传播。

由于时有天主教徒活动的报告，乾隆皇帝“以不同寻常的热情，密切注视福音书的传播者”[2]。

1746年，福建总督马尔泰、巡抚周学健等人先后上疏，奏报福建省福安县查获违禁传习天主教的案件。

这次，乾隆不满足于驱逐传教士，而下令将其首要处死。

1747年5月，福建主教伯多禄（PeterMartyrSanz）等人被斩首示众，并因此波及其余各省[3]。

在此次大搜捕中，许多神甫被逮捕，甚至许多教徒家庭被满门抄斩。

其中山西、陕西两省教会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

为防止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乾隆不仅下令严查各处海口要道，还在1757年将西方人来华贸易的地点限制在广州。

1796年，乾隆皇帝立其子禺页琰为皇帝，自己称太上皇，改元嘉庆。

乾隆帝于1799年去世后，嘉庆皇帝依然大力清除天主教势力。

德天赐案的发生，再次引起清廷对天主教的重视。

原来，在雍正禁教以后，清廷仍然保留一些有技艺的传教士在宫中服务，允许其自己保持信仰，但不准传教他人，其收发信件也需经官府之手。

1784年，擅长绘画的意大利传教士德天赐自愿进京效力。

嘉庆九年（1804年），广东新会的天主教徒陈若望受澳门主教之托，从澳门到北京给传教士们送信。

1805年，陈若望回返澳门途中，携带传教士们的信件及德天赐所绘地图行至江西，被地方官府抓获。

此次涉案人员或发配，或为奴。

此次事件也使清廷知悉，禁教虽已百年，天主教并未绝迹，即使在天子脚下仍有大量的天主教经卷流传，信教者甚多，因而颁布了更加严厉的措施以限制天主教。

次年，被查处教士教徒达1000多人，被称为“1805年之迫害”[4]。

嘉庆年间，皇帝还试图消灭天主教存在的经济基础。

本来，天主教会依赖捐赠在中国买有许多土地，其稳定的地租收入保证了各布道团的正常开支。

嘉庆帝得知这一情况后，在1812年批示说：

“不能让欧洲人再购买土地……因为这项财产是基督教徒的洞窟，是传播其宗教的土壤。

”[5]

除来自清廷的打击以外，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还受制于其内部的纷争。

1763年，葡萄牙与耶稣会发生冲突，在其势力范围内取缔耶稣会。

1773年，罗马教廷下令解散耶稣会，两年后，命令传到中国，在中国的耶稣会正式解散[6]。

于是，在中国活跃了200年的耶稣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无疑进一步影响了天主教的传播。

在极其困难的时刻，在华天主教会的传教模式、活动重心和组织方式都被迫进行了调整。

第一，在传教思路上，放弃了由上而下的模式，被迫转向在下层社会中发展信徒来扩大影响的路子。

第二，其活动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和中国边疆地带。

例如，北京主教府曾在18世纪初一度滞留于山东临清，在1838年又再次从北京撤往保定安肃县（今徐水）的安家庄，到1861年才迁回北京[7]。

天主教在有些村庄的势力很大。

例如，徐水安家庄全村3000多人全部信奉天主教。

还有上海浦东的汤家巷、河北献县等地的一些村庄，几乎也是家家信教，世代传习，而且这些村庄甚至拥有武装。

另外，天主教还转向了清朝统治相对薄弱的边疆。

比如，天主教会从1704年以后开始在西藏活动，到1845年进而成立了西藏宗座代牧区[8]。

第三，天主教会在官方打击之下，通常改为秘密社团的组织方式。

若干人设立一个小组，据许大受《圣朝佐群》记载：

“凡从之者，楣有鳖形标志，其徒之晋见者，必开三代籍贯，缴归夹落，与白莲教何异。

”[9]第四，在外籍神职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大批中国籍教士开始担当主力，中国教会的自立能力日益强劲。

在1815年在华的77位传教士中，中国神职人员已有56人之多[10]。

第五，天主教会的行为方式也变得非常谨慎。

他们小心地许以个别地方官好处，并乖巧地尽量避免介入外地的事务。

他们深知：

“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这些违法活动的进展，完全依靠……地方当局的默许。

”“这种谨慎的做法使官吏们愿意对传教活动闭上眼睛。

”[11]

当然，天主教会的诸多努力仍无法完全避免政府的打击。

好在损失的传教士会很快得到补充，因为新的传教士会在其传教热情的激励下继续潜入中国。

有的从澳门，而那些非葡萄牙籍的传教士则先到罗马传信部在广州的秘密办事处，并从那里前往中国各地[12]。

据说，那些外国教士为了掩饰白种人的模样，每天早上用茶叶末敷面，以使面部发黄[13]。

1746年和1785年，清廷展开大规模搜查西方传教士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先后抓获了20多名外国传教士。

1815年，在四川抓获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徐德新。

同年，在湖南抓获方济各会传教士蓝月旺。

都是“以西洋夷人潜入内地，远历数省，收徒传教，煽惑多人”[14]。

在这些外籍和华籍传教士的努力下，天主教不仅没有在中国消亡，而且还日益壮大。

从各期教案中所涉及的教徒人数中即可见一斑（见表10-1）。

表10-1禁教案所见部分地区教徒人数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零散的数据来粗略了解禁教期间天主教徒总人数的变化情况（见表10-2）。

表10-2禁教时期天主教徒人数

续表

综上所述，天主教在清王朝的严酷打击之下，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到鸦片战争前夕，天主教徒的规模至少还保持了20万人。

他们依靠中国籍的传教士自传自养，依靠家庭的力量代代传承。

许多教徒甚至与外界绝少联系，只是在自己家里念经礼拜，各种仪式相当简化，甚至常年没有告解、弥撒等圣事。

这确实可以证明，此时的天主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改造为一种本土化的宗教文明融入了中国城乡社会之中[15]。

二基督新教在华事业的开创

清朝初年，正是基督教世界出现深刻变化的年代。

在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基督教世界逐渐从教派主义向宗派主义转变，宗教宽容的理念得以确认。

发生于康熙年间的英国“光荣革命”，开启了信仰自由的大门。

在此前后逐渐展开的启蒙运动点燃了人类理性的光芒。

教会则更加强调信仰的虔诚，并对启蒙运动展开反击，用“心灵的体验”对抗“头脑的思维”，这场运动被称为“福音复兴运动”或“福音觉醒运动”。

这一思潮与启蒙运动一起推动了国家与教会的分离。

在这一世界大潮的作用下，失去国家财政支持的基督新教各派通过“自愿捐助维持制度”维持运行。

他们非但没有因为失去国教地位和国家财政支持而退缩，反而依靠教会自身的力量去组建“志愿者社团”这样的同工组织来实现跨宗派的联合，并掀起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传教的“新教宣教运动”，把福音传到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地区。

1792年鞋匠出身的英国人威廉·

克理（WilliamCarey）组建的浸礼宗宣教会是最早的志愿者社团。

在这一模式的引领下，大批的志愿者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掀起了基督教19世纪的扩张高潮。

到19世纪末，“几乎每个基督教团体……都参与海外宣教事业”[16]。

1840年前，来中国传教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社团有1795年由英国公理宗、安立甘宗、长老宗、循道宗共同组成的伦敦差传会（伦敦会）和1810年美国公理宗创立的美国海外宣教专员董事会（美部会，也称纲纪慎会，有人民平等聚议之意）等。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最早来中国活动的新教传教士是由荷兰政府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于1626年派出的[17]。

17世纪中叶，贵格派创始人乔治·

福克斯也曾派传教士到中国宣教，但未能到达中国。

后来在嘉庆四年（1799年），据传英国浸礼会教士马士文曾来中国北方传教，“未知至何省，无踪可考，后世无传。

或因地方官不许其登岸传道，即离其地，未可知也”[18]。

19世纪初来到中国的伦敦会教士马礼逊通常被视为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

这是因为，基督新教从马礼逊以后在中国内陆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不间断传播，而荷兰在台湾的基督教教化却并无成效。

当时的荷兰传教士干治士（Rev.GeorgiusCandidius）满以为他可以让台湾人放弃“违背主的意旨的宗教、风俗和行为”，但当地人明确答复：

“我们的巫师每天与神灵对话，她们能分辨是非，并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要让他们信教，传教士就得表演魔法，以检验其教义是否灵验[19]。

传教士拒绝采取适应政策，也无法劝说当地人皈依教会，就使用他们在美洲殖民地用过的武力胁迫的手段逼迫台湾人改宗。

至1639年，台湾已有2014人被迫接受洗礼[19]。

但这种殖民地方式的传教，必须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取得成就。

出乎荷兰人所料，数十年后他们就被中国人赶走了。

到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许多原住民纷纷抛弃基督教，恢复了以往的信仰和习惯”。

“荷兰人在台湾设立乡学，对原住民实施教化的目的并未达到。

”[20]

1782年1月5日，罗伯特·

马礼逊生于英国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农民家庭。

虽然家境贫寒，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小马礼逊的学业，他从小就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1798年，马礼逊受其父影响，接受了加尔文宗信仰，加入了长老会。

1803年，马礼逊进入伦敦霍斯顿学院学习神学。

1804年，他接受伦敦会征募，被送到高斯波特传教院接受训练，开始为海外宣教作准备。

1807年，马礼逊被按立为牧师，然后漂洋过海，在伦敦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美国前往澳门。

“天主教人忌而沮之。

去彼，侨寓羊城（广州）。

”[21]此时正值清廷严禁基督教的时刻，马礼逊匿居在美国商馆，潜心研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1809年，马礼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聘请为广州商馆中文译员，年薪500英镑，后来又提高到1000英镑[22]。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想赚钱，并不关心马礼逊的宗教事业，更不愿意因为公司职员传教而受到牵连。

于是，东印度公司在1814年发现马礼逊印发宗教书籍后就解除了他的正式职务。

在这之后，马礼逊虽然继续充当广州商馆译员并领取同样的年薪，但他失去了正式的东印度公司职员身份。

这种合作方式一直持续到1833年。

这一年，英国政府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特许，改为在商务监督监管下的自由贸易。

此后，马礼逊被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任命为他自己的中文秘书兼译员。

1834年8月，马礼逊病逝于广州，终年52岁。

如此平凡的一生，却为马礼逊带来了死后显赫的声名。

其原因在于，马礼逊首开基督新教在华传播之先河，为新教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马礼逊以“文字布道”为主，把翻译《圣经》和研究中国文化作为其最主要的工作。

自明朝末年开始，耶稣会士的译经活动开始展开，但并没有完整地翻译《圣经》。

据说，17世纪末的法国人让·

巴塞（JeanBasset）将《圣经新约》翻译了近7/8，并成为马礼逊翻译《圣经》的重要基础[23]。

马礼逊来中国不久就开始了《圣经》的翻译工作。

到1813年夏，他已经将《圣经新约》翻译完毕，该译本被冠以《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之名。

同年，伦敦会派遣的第二名传教士、公理宗的米怜（WilliamMilne）来到中国。

米怜同马礼逊一起翻译《圣经旧约》，到1819年竣工，由于经费原因，直到1823年才把他们翻译的完整的《圣经旧约》刊刻成书，取名《神天圣书》[24]。

同时期，在印度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Lassar）和英国人马希曼（JoshuaM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