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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丝织最早发展和兴盛的地区，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地方，以及汉代起始著名的川蜀地区。

长江南岸以及南方地区，过去主要是生产麻葛织物，麻布为一般人的常用服料。

至南北朝时期，南方普通服物仍然是以麻葛织物为主。

陈书姚察传记：

“察自居显要，甚励清洁，尝有私门生送南布一端（按：

此所谓南布，当非江南本地土产的麻布，可能来自交广的细而柔软的木棉布，故被视为珍品而赠之）、花綀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此物于吾无用。

”可见当时就连士大夫中比较俭朴者，仍然是以麻葛织物为常服。

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卷2载杨元慎嘲陈庆之一事：

庆之为南人，奔洛阳而仕于魏。

元慎为中原人之未南渡者。

庆之尝因酒醉语杨曰：

“魏朝虽盛，犹曰五胡；

正朔之承，当在江左。

”元慎闻之甚不悦，因以韵语讽之：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

小作冠帽，短制衣裳布袍芒履，倒骑水牛白经起舞，扬波发讴；

急急速去，还尔扬州。

”这虽是谑语，却反映了当时南人以麻布为常服的风俗。

蚕桑丝织的南移，是在三国时期。

当时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中，很多部属为南徙的北人。

由于中原地区丝织生产发达，北方的中上层阶级人物，均习于着用优美柔软的丝织服物。

为适应这些南徙北人的生活服用习惯，孙吴政权积极发展蚕桑丝织生产自属必然。

三国志吴志华核传记华核上疏谏孙皓谓：

“大皇帝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赀之储”；

又言：

“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

”说明蚕桑事业当时已在提倡中。

提倡农桑，目的当然是为了发展丝织。

华核还在谏孙皓疏中指陈当时社会的奢靡风气说：

“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

”反映了当时吴地衣丝之风已渐盛行。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记陆凯上疏谏孙皓谓：

“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

”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三国时江东的孙吴政权，是有为皇室织造服物的御用“织室”，织室的织工人数并且在日益增多。

对照山谦之的丹阳记的记述来分析，江东的吴王廷虽有御用织室设置，但并不能产锦，否则山谦之说的“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这句话就不能成立；

如果能产锦，也就毋须资市于西蜀了。

山谦之为南朝宋人，距三国时代较近，所言是可信的。

丹阳记中所记的这个“锦署”，顾名思义，应该理解为朝廷设置的领导和管理丝织锦绫生产的行政机构。

然从当时南朝丝织生产实际情况看，江东地区民间并不产锦，丝织生产主要是绫绢；

社会生活服用水平和习惯，主要是麻布织物。

因此，这个所谓的“锦署”，实际是王廷御用的“织室”，即专为皇族统治阶级服用消费需要服务的御用织造机构。

这些放在御用锦署里使用的锦工，当然都是刘裕灭后秦后从北方徙移而来的技艺精湛的锦工。

文献上提及南朝丝织的材料不少。

宋书礼制中谈到，南朝宋有“织成衣帽锦帐”。

齐书五行志记：

“永明（武帝萧赜）中，宫内服用射猎锦文，为骑射戈兵之象。

”又齐书志第九舆服中论及“衮服”：

“宋末用绣及织成，建武中，明帝（萧鸾）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世亦谓为天衣。

”在这段记载的后面，齐书作者齐宗室萧子显，以“史官”的身份对这件事作了评论：

“黼黻之设，经纬为用，故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历代龙衮，织以成文，今体不胜衣，变易旧法，岂致美黻冕之谓乎！

”南史梁本纪记：

“天监（武帝萧衍）十六年三月丙子敕：

公家织官纹锦饰，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剪有乖仁恕。

”南史陈宣帝纪记：

“监豫州陈桃根表上织成罗文锦被各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

”除南史陈宣帝纪的这条记载外，以上各条中涉及的有关锦绣事物，应该说都是与王廷织室有着直接关联的。

因为这些高级的锦绣织物，根据南朝各代当时的丝织生产技术水平，只有拥有优越物质技术条件的王廷织室（掌握着一批北方技术优秀的锦工）才能织造出来。

梁书武帝本纪记天监元年诏曰：

“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抚弦命管，良家不被蠲；

织室绣房，幽厄犹见役”又梁书侯景传：

景据寿春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领军朱异议，以御府锦署止充颁赏远近，不容以供边城戎服。

这两条记载中提及的“织室绣房”和“御府锦署”，很明显就是指专为皇室服用和王廷颁赏需要服务的御用织造锦署。

综上所述，从三国、两晋以来，北方的蚕桑丝织已逐渐南被江东，使原来以产麻葛为主的江东纺织，又丰富了绫、绢生产的新内容。

刘裕平关右，迁来了北方的百工，在建康建立了“锦署”以后，改变了江东历代不产锦的局面。

建康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代王朝的都城，王朝的统治者在都城设立御府织室，自是必然的。

但南朝王廷丝织锦绣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梁武帝统治末年时，建康经历了一次破坏性极大的“侯景之乱”。

在这次动乱中，建康的城市和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

原有十多万人口的建康城，在侯景陷城后，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且多染上疾病。

梁武帝萧衍的王侯、妃主、世胄子弟均被侯景所掳，有的则被卖到东魏。

经过前后三年的“侯景之乱”后，建康城已满目凄凉，残破不堪。

待至梁军重新收复时，复又被纵兵大肆劫掠，财物全被抢光。

当时人们记载说：

“王师之酷，甚于侯景”、“都下户口，百遗一二”。

魏书岛夷萧衍传记当时建康的情景：

“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

”所以，后来梁元帝萧绎另即位于荆州（今湖北江陵），而不愿在已为废墟的原都城建康建都了。

公元557年，陈霸先灭梁自立为帝。

当时国力十分衰弱。

陈武帝只作了三年皇帝，皇室内部又为争夺皇位而动乱不休。

后主陈叔宝即位后，只知大兴土木、游宴享乐，没几年工夫就灭于隋。

自“侯景之乱”至陈灭亡，建康遭受严重破坏，元气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如果说陈代王廷的御府锦署能够继续设置，那也是在供应御用的特殊条件下而得以存在的。

从南朝宋开始，在都城建康设立“锦署”以来，南朝的锦织生产只是在南朝历代王廷的御府锦署中，并未在民间扎根。

因此，作为专为王廷御用服务的“锦署”，它随着王朝的存在而存在，也必然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消亡。

侯景之乱，使整个建康的社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民间丝织生产当然也不例外），元气恢复尚且不易，更谈何其发展。

公元589年隋灭陈后，隋文帝杨坚为了不让建康再被人占领继续称帝，下令将建康城邑平毁，城中原来的宫殿、官署和其他建筑，全被拆除改做耕地，最后只剩下一个较小的石头城，作为“蒋州”的州城。

唐灭隋后，继续推行隋朝抑低金陵的方针。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平辅公祏乱后，将金陵地区的级别尽量抑低，并将扬州高一级的行政机构迁往江都广陵，同时还把很多原金陵的居民徙往江都，金陵便只成为一个县治，最低时曾属镇江管辖：

由于行政区域的变更和人口被大量地徙移，因此在唐六典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各地贡赋中，江宁没有什么出色的物产，也没有绫锦之类的织物。

而在广陵的贡赋中，倒有“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等，说明扬州为当时锦织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

证之诗人笔下的扬州，杜牧有：

“春风十里扬州路”；

张祜：

“十里长街市井连”；

徐凝：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如此繁华的扬州（广陵），锦缎生产显得十分突出，亦属当然的了。

根据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从唐代起始，我国丝织生产已遍布于长江下游地区。

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全国各道州贡赋的物产，丝织物出产最多的地方，除河南道（今河南、山东）、河北道（今河北及河南一部）各州外，即数江南道（今江苏、浙江）各州。

其中尤以江南东道所贡丝织物名目最多。

如润州（今镇江）、常州、湖州、苏州、杭州、睦州（浙江建德）、越州（浙江绍兴）、明州（浙江鄞县东）等地，均为绫、罗、纱、绢、縠的著名产地。

在这些土贡的丝织物中，又以各类“绫”的名目最多，“蜀锦”与“吴绫”，均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织产物。

六朝以后，南京丝织重新得到发展的时期是在南宋、元代。

宋史食货布帛漕运记：

“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但此是设立在江宁府属的润州（今镇江），而非南京。

然自宋朝廷南渡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北方大批人民和技术力量也相随南徙，给江南经济生产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13世纪70年代以来，江南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地，已成为特种锦缎的重要生产地。

公元1280年元世祖设“东、西织染局”于建康。

到了14世纪60年代，明承元制，在南京（明初都城）设有“内织染局”（亦称“南局”）、“神帛堂”和“供应机房”；

在苏、杭也各设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

以后清王朝仍是沿袭了自宋以来历代官府在江南经营丝织工业的旧制，在具有一定生产技术基础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设立了“以官领之，以授匠作”的官办织局。

自宋政权南移以后，全国丝织（特别是高级锦缎）生产重心转移到江南来的形势，以及元、明、清三朝相继在宁、苏、杭三地设立官办织造的具体情况，应该认为这是南京“云锦”成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时期。

南京丝织之所以能在元代重新得到发展，除了与宋王朝南渡后给江南经济生产带来的有利形势有关外，又和南宋以后建康地位的变化，以及附近某些昔日繁华的城市在宋、金战争中遭到兵燹的破坏有关。

建康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归附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为“建康路”，在政治位置上，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视。

元史百官志记，元设“江南行枢密院”，掌调度军马之事。

至元十九年（1282年），诏于扬州、岳州俱立“行院”（“行枢密院”的简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徙岳州行院于鄂州；

徙江淮行院于建康（按：

其后行院悉并于“行省”）。

在设置江南诸“御史台”方面，元史百官志记：

“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设官品秩同内台（内御史台，秩从一品，级别很高）。

至元十四年（1277年），始置江南行御史台于扬州，寻徙杭州，又徙江州。

二十三年（1286年）迁于建康，以监临东南诸省，统制各道宪司，而总诸内台。

”又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定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设官九员，以监江浙、江西、湖广三省，统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十道”。

早在北宋时期，建康曾因仁宗（赵祯）是以“升王”建国，故被升为“建康军”；

南宋时，高宗（赵构）改建康为府，建为“行都”，又为沿江置司治所。

建康的地位虽累有迁升，但它毕竟不是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

所以在遭受破坏较少的建康归附于元后，元代统治者在这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名城，设立了“行院”、“行台”等重要机构，建康的政治位置显著提高。

到天历二年（1329年），建康又因曾是文宗（图帖睦尔）潜邸，被奉命改为“集庆路”；

并大兴土木，把潜邸改建为“大龙翔集庆寺”，特设专门机构总其事。

按史书记载，这时建康户口已有214538户，人口1072690人。

说明曾经是六朝和南唐故都的建康，虽历尽沧桑，然而此时又恢复成为一个政治地位很高、经济上富庶繁荣的城市。

与南京（建康）相对照，原来经济繁荣、产锦著名的扬州（广陵），因金、元屡次南侵，遭到了“大肆掳掠、焚城而回”的大破坏。

至南宋亡后，扬州、真州等地仍在顽强抗降，扬州直战至城中粮绝，兵士以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