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批判对西方理性主义的瓦解海德格尔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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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批判对西方理性主义的瓦解海德格尔汇总
形而上学批判对西方理性主义的瓦解：
海德格尔
1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一直在同尼采斗争；而海德格尔和巴塔耶则聚集到了尼采的麾下作最后的反抗。
20世纪30/40年代初，海德格尔曾以《尼采》为题举办讲座。
我在这里想先根据这部讲稿来追溯一下，海德格尔是如何逐步把狄奥尼索斯的弥赛亚主义吸纳到自己理论体系当中的，海德格尔这样做的目的在于：
跨越后现代思想的门槛，从内部克服形而上学。
沿着这样一条思路，海德格尔建立了一种历史化的源始哲学（Ursprungsphilosophie）。
根据我的理解，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和批判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1）首先，海德格尔让哲学重新占据统治地位，而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一度曾失去了这种统治地位。
当时，精神的解崇高化还是用黑格尔自己的概念来实现的——即针对内在而捍卫外在、针对精神而捍卫物质、针对意识而捍卫存在、针对主观而捍卫客观、针对知性而捍卫感性、针对反思而捍卫经验。
唯心主义批判所导致的结果是哲学失去了权力——不仅是针对科学、道德和艺术领域的自主逻辑，而且也针对政治-社会世界的固有权利。
相反，海德格尔把哲学一度失去的权力给找回来了。
因为，在他看来，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历史命运具有怎样的意义，是由集体对在世界中发生的一切的前理解来决定的。
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前理解，它依赖于形成视界的基本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先设定了存在者的意义：
“然而，任何存在都可被阐释，不管是作为唯心论意义上的精神，还是作为唯物论意义上的物质和力量，或是作为生成和生命、作为意志、作为实体和主体、或作为能量、或作为同一性的永恒回归——在任何情况下，存在总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出现的”。
而在西方，形而上学最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前理解。
存在理解的跨时代变化，集中反映在形而上学的历史当中。
对黑格尔来说，哲学史成了把握历史哲学的关键。
而形而上学的历史在海德格尔那里也获得了同样的地位；借助于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家把握住了每个时代显耀出自身光芒的根源。
2）这个唯心主义视角对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初期——就在此时，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美国加州写下了《启蒙辩证法》一书的断片，海德格尔在极权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和军事表现形式当中看到了“现代欧洲统治世界的完成”。
他还提到“要为大地的统治而奋斗”，提到“要为充分利用作为原始材料场域的大地而奋斗，提到要为不带幻想地运用人的物质、以便让‘权力意志’获得绝对的授权”。
海德格尔用一种不无惊叹的口吻，并根据理想型的冲锋队员形象来描述超人：
“超人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第一次愿意自己成为一种类型，并自己把自己塑成这种类型……在无意义的整体中，这种类型的人把权力意志设定为‘大地的意义’。
欧洲虚无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肯定转向的意义上是一场‘灾难’”。
海德格尔认识到了，当代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曼延到全球的技术，因为它主要用于控制自然、发动战争以及种族繁衍。
在这些技术当中，“一切行为和计划的计算性”的绝对的目的理性得到了集中体现，但这反过来又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现代存在理解基础上的。
而且，从笛卡尔到尼采，这一存在理解被推向了极端：
“我们所说的现代……其自我规定性在于，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
人成了决定一切存在者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成了决定现代一切对象化和想象力的主体”。
海德格尔的独创性在于把现代的主体统治落实到形而上学历史当中。
看起来，笛卡尔处于中心，两端是普罗泰哥拉和尼采。
他把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理解为表象的绝对可靠的基础；这样，存在者也就完全转变成了被表现客体的主观世界，真理也变成了主观明确性。
在对现代主体主义的批判中，海德格尔继承了自黑格尔以来就一直构成现代性话语主题的动机。
值得注意的不是海德格尔对这一主题的本体论转向（为此，海德格尔明确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提出诉讼）。
海德格尔几乎没有留意理性和知性的区别，而黑格尔还曾由此来发展一种启蒙辩证法。
在权威力量之外，他也不再想从自我意识当中获得一种调和力量。
正是海德格尔自己——而不是狭隘的启蒙运动，把理性与知性等同起来。
存在理解把现代性变成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化过程的支配力量的无限扩张，也就是说，迫使放荡不羁的主体性受到束缚，以确保他的命令能得以贯彻。
在此过程中，自我创造的规范约束一直都是一些空洞的偶像。
由此出发，海德格尔才会彻底摧毁理性，以至他不再区分人道主义、启蒙运动、甚至还有实证主义的普遍主义内涵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特殊主义的自我捍卫观念或斯宾格勒（Spengler）和荣格（Ernst Jünger）那样具有倒退倾向的类型学说。
不管现代观念是以理性或是以毁灭理性的名义出现，现代存在理解的多面性都把一切规范的取向肢解成由于自我张扬而处于兴奋状态的主体性的权力要求。
当然，形而上学历史的批判重建不能离开其自身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是从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具有潜在规范意义的概念那里借用过来的。
3） 关于形而上学发生和终结的观念之所以具有批判的潜力，其原因在于海德格尔穿梭在现代时间意识当中，这和尼采没有什么不同。
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开始的标志是笛卡尔提出的意识哲学。
尼采把这种存在的理解推向极端，则标志着一个更新现代的到来，它决定了当下的格局。
反过来，这也是一个危机的时刻，当下面临着决断的压力：
“这意味着西方历史的终结，还是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
这也是这样一种决断：
“西方是否还自信能够创造出超越自身和历史的目标，是否还愿意沉浸于保障和提高生活兴趣和商业兴趣，愿意满足于迄今为止所依赖的一切，以为它们就是绝对者”。
寻找一个新的开端的必要性， 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未来的漩涡。
只有在向“本质未来”迈进过程中，才能复归源始，复归“本源”。
这个未来是在一个全新的范畴下出现的:
“一个时代的终结……正是没料到的和从不曾被想到的新的东西的登场——绝对是第一次，且绝对超前”。
尽管如此，尼采的弥塞亚主义依然为“强制性拯救”（犹太神秘主义用语）留有余地，现在却被海德格尔颠倒为对灾难性新开端的不祥期待。
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从浪漫派先驱、特别是荷尔德林那里借用了“缺席上帝”的思想框架，目的是要把形而上学的终结当作一场“结束”，进而当作一个“新的开端”的明确标志。
如果说尼采曾希望通过瓦格纳的歌剧一跃而回到古希腊悲剧中未来的过去，那么同样，海德格尔也希望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回到形而上学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起源那里。
但是，在海德格尔能够把介于形而上学开端与终结之间的西方历史描述为远离诸神的黑夜之前，在海德格尔能够把形而上学的完成描述为已经遁去的上帝的回归之前，他必须在狄奥尼索斯和形而上学要求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而上学涉及到的是存在者的存在。
在浪漫派诗人和尼采那里，半神狄奥尼索斯都被当成缺席的上帝，通过“他的伟大遁离”，他让一个遗弃上帝的现代性理解认识到了它在自身进步过程中所丧失的社会约束力。
因此，只有本体论的差异观念才能成为狄奥尼索斯思想和形而上学基本问题之间的桥梁。
海德格尔把总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与存在者区分了开来。
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主性，并作为历史视界让存在者凸现出来，存在才能成为狄奥尼索斯事件的基础。
只有这个通过假设而与存在者分离开来的存在才能承担起狄奥尼索斯的角色：
“存在者被存在自身所遗弃。
存在的遗弃涉及到一切存在者，而不仅仅只有人这一种存在者，人把存在者想象为存在者自身，在想象过程中，存在自身失去了其真实性”。
海德格尔不厌其倦地把存在撤退所导致的实证权力阐述为一个拒绝的事件。
“存在的缺席就是作为缺席的存在自身”。
在现代性总体的存在遗忘中，丝毫还感觉不到存在离去的消极意义。
由此可以解释清楚对存在历史的回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如今，存在的历史把自身看作是对形而上学自我遗忘的分解。
海德格尔一生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把存在呈现的缺席当作是存在自身的一种未来，并对这种经验加以思考”。
4）但是，海德格尔无法把形而上学历史的分解理解为一种作为揭露的批判，也无法把对形而上学的克服理解为最后一种揭露行为，因为，从事这一切的自我反思仍然属于现代主体性时代。
所以，把本体论差异作为主线的思想，必然会要求一种超越自我反思和话语思想的认识能力。
尼采当时还把哲学建立在“艺术的基础”之上；而海德格尔则确保一点：
对于知情者而言，“存在着一种比抽象思想更严格的思想”。
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正在急剧贬值，因为它们活跃在主体哲学所规定的现代存在理解之中。
只要哲学不放弃论证，哲学同样也在坚持一种客观主义。
不过哲学必须记住一点：
“本质思想领域中的一切反驳都是愚蠢的”。
要想提出必然性、专业知识，即通向真理的特殊渠道的要求，哪怕只是在表面上具有可信度，海德格尔也必须把黑格尔之后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给扯平，而且是以一种惊人的方式。
1939年的《尼采》讲座中，有一篇题为《理解与计算》（Verstaendigung und Berechnung），值得我们注意。
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一如既往地反对意识哲学的独白式方法：
意识哲学从单个主体出发，而单个主体通过认知和行为去面对一个客观的物的世界和客观的事的世界。
这种主体的自我捍卫表现为对可以感知和可以操纵的对象的算计。
在这一模式当中，主体相互之间的理解过程也必然会被置于“算计（他）人”的范畴之下。
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强调，主体间达成共识具有一种非策略性意义，而且，在共识当中，“与他者、物以及自我的关系”，是建立真理基础上的：
“关于某物达到相互理解，这意思就是说，对某物采取同一个意见，在有各种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把一致和冲突之所以存在的角度确定下来……由于误解和不理解只不过是理解的变种而已，因此，合乎本质地来看，同一群人在他们的同一性和自身性方面的相互接近，就必定都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
理解也为社会群体的持存提供了资源，而且主要是社会一体化的资源，可是，这种资源在现代性中却正在枯竭。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洞见是他的形而上学批判所特有的。
他否定了这样的事实：
无论是对于理解型的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言，还是对于影响重大的哲学流派——从皮尔斯（Peirce）到米德（Mead）的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John Austin）的语言哲学以及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而言，类似的思考都构成了一个出发点。
主体哲学绝不是绝对物化的力量——它禁锢一切话语思想，只为遁向神秘的直接性留有余地。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路径走出主体哲学。
海德格尔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史和科学史中，看到的只是主体哲学本体论前判断的独断性。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只能在于，海德格尔在拒绝过程中仍然拘泥于主体哲学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呈现给他的提问方式。
2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想克服主体哲学，但他们都陷入自己的基本概念当中而不能自拔。
我们或许不能这样来指责海德格尔，但我们可以对他提出类似的质疑。
海德格尔没有把自己从先验意识问题当中彻底摆脱出来，致使他除了选择抽象否定的方法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途径去打破意识哲学的概念牢笼。
《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是海德格尔在解释尼采期间长达十年的研究成果，在这部著作当中，海德格尔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悄悄地与胡塞尔挂起钩来。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想用这部著作“坚持借用现象学的直观，尽管如此，仍然把目标对准‘科学’和‘研究’”。
按照胡塞尔自己的理解，他的先验还原作为一种程序允许现象学家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一边是用自然立场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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