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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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有在深刻认识一般劳动力市场发育规律和中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的前提下，才能够把握好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制度建设的内涵，提出正确的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建议。

本文把劳动力市场发育中的一般现象与中国的现实及其特殊性相结合，讨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不完善方面，概括劳动力市场演变的主要内容，并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框架之下，揭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变化的不同任务和特点，从基本的经济学分析逻辑和方法出发，在认识劳动力市场变化一般规律的作用下，正确把握经济发展处于转折点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向。

一发展阶段与劳动力市场演进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功能不是很健全，而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过程。

因此，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折的时期，发育劳动力市场和建设劳动力市场制度，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功能障碍主要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如地区之间的分割、部门之间的分割、城乡之间的分割，以及个人身份上的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分割，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有密切的联系，互为因果。

一方面农村具有绵绵不断的劳动力过剩供给，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因素又阻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在中国，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顺畅流动设置制度障碍的，是由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

在所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使劳动力市场得以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都有待于通过改革而重新构建。

在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工资的形成不是由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决定的，人力资本不能准确地予以衡量和回报，甚至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也被人为的计划所掩盖了。

因此，体制的转轨同时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通过考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劳动力的配置机制，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蔡昉、都阳、王美艳，2005）。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劳动力市场发育包括哪些内容，以便对一种劳动力市场演变现象作出判断：

看其是否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现象，其演变方向是否朝配置效率改进。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了解劳动力市场成分的情况，例如雇佣关系的决定和工资决定、劳动力的流动性、劳动关系形成的制度环境，以及它们的变化趋势等。

我们通过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观察其在上述相关的方面是否具有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特征。

如果不是，表现在哪些方面，通过怎样的演进方式可以趋近于更加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功能发挥和配置效率，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工资报酬不能反映人力资本、过度规制导致的流动性差和工资刚性等。

从以往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劳动力市场是如何向其目标模式演进的。

这里，我们可以从二元经济结构下普遍存在，同时对中国情形又具有很强针对性的劳动力市场演进现象出发进行分析。

在经济史上和当代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内容十分丰富。

例如，我们通过解除对劳动力流动的规制、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消除市场分割的历程，可以看到通过立法和监督、消除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和薪酬歧视现象的实践，还可以看到工会作用的加强和政府立法及规制程度的提高，以及增强就业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新政。

简单观察这种种被称为劳动力市场演进的事物，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上述演变并不是沿着相同的方向进行的。

例如，促进劳动力流动和消除就业歧视的努力，可以被归纳为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政策倾向；

鼓励工会发挥作用、倡导薪酬决定中的集体谈判，以及政府立法，更接近于一个规制的过程；

而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新政，则是对已有规制的解除。

这个观察十分重要，如果不能理解类似这样的一系列疑问，即便在了解了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性的情况下，在遇到具体的政策选择时，也可能无所适从。

选择符合国情的劳动力市场规制十分重要。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国往往面临着如何选择劳动力市场规制手段的问题。

是否能够扩大就业，是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评判的重要标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美国相比，欧洲许多国家由于执行了一系列更容易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的规制措施，其就业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美国。

与此同时，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在劳动力市场规制中，并不存在单一的制度原则，市场经济允许并且创造多样化（Freeman，1998）。

因此，我们在制度建设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借鉴国际经验，选择适合国情的规制措施，确保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管理，同时又不致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性。

其实，一个时期劳动力市场演变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由预先就有的某种原则确定的，而是根据特定的发展阶段，着眼于解决当时当地劳动力市场功能发挥所遇到的最主要障碍而决定的。

除了一些明显具有国别特色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任务之外，通常，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向，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直接的关系。

下面，我们以劳动力市场规制作为代表，用图形来描述经济发展阶段与劳动力市场改革任务之间的关系（见图1）。

通过这个总体的概括，我们可以对每个时期的任务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从而在遇到特定的改革措施时，能够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

我们之所以把劳动力市场规制作为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代表，是因为实际上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时期，劳动力市场规制都是反映该阶段最具有体制特征的制度现象。

而同为劳动力市场规制，其对于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和效果，却可能有天壤之别。

图1发展阶段与劳动力市场规制变化

例如，在图1中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演变的趋势，总体来说是降低规制水平，或者说是解除那些阻碍劳动力在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的制度障碍。

而经济发展一旦通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市场演变再次具有规制化的特点，只不过是朝着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制度安排演进的，尽管在规制过度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沿着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方向的调整。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

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质的飞跃，最终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很明显，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与之后，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的取向是不一样的。

随着经济发展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者和雇用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通常，一个变化着的社会，政府政策倾向的转变需要根据发展阶段来推动。

在二元经济结构反差鲜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环境下，不管政府的愿望如何，打破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的城市偏向，总要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阻力。

而一旦维系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政策调整就是可能的，而且具有十分迫切的性质。

换句话说，当上述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政策调整的愿望可能是真诚的，但却是一厢情愿的——因为这个良好的愿望没有和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契合，不能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形成激励相容。

而一旦转折点到来了，政策调整就是顺应发展阶段要求的必然，变革的制度成本也大大降低，这时，任何利益集团违背这个必然性都会受到制度性的惩罚。

二户籍与相关制度改革

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大多来自于制度因素。

在许多国家，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可能来自政府对城市劳动者的过度保护。

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如果定得过高，超过了市场的均衡水平，企业即使面对着无限供给的农村迁移劳动力，也无法以更低的工资水平雇用这些人，除非以规避这些规制的非正规的雇佣方式。

此外，工会对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形成机制的影响和干预，也会导致非农产业中工资高于市场均衡水平，产生类似的抑制扩大雇佣规模的效果。

虽然中国的户籍制度有其形成的特殊原因，发挥着某种特殊的功能，但是，由于其具有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的作用，对其进行改革，以及对各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政策的调整，同属于解除规制这种类型的改革。

（一）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由于户籍制度的形成和存在，在中国，阻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的制度障碍更为直截了当。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其他国家实行的居住地登记制度不同，其目的是把城乡人口的分布和劳动力配置固定下来。

户籍管理规定，一个人出生后，依据其母亲的户籍所在地进行户籍登记。

在他或她的一生中，除非政府认为有恰当的理由，或按照计划经济的统一安排，经公安部门批准，才可以改变户籍登记地。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始，户籍制度一直得到严格执行，人口迁移，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长期受到严格的限制。

具体而言，人口的区域迁移是由公安部门控制的，计划安排之外的农村向城市迁移几乎不可能；

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则由劳动、人事部门计划调配，自发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存在。

在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住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前提下，城镇实现了全面就业。

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次序安排就业和岗位。

在吸收就业的机会中，国有部门是主要的渠道，辅之以城市集体经济部门。

这种全面就业的政策是绝对排他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城市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如果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就不能得到雇用。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此大幅度地低于国有工业了。

由于能够有效地把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城市福利体制就可以相应地建立起来了。

除了诸如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福利之外，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是这种福利体制的核心。

可见，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是以户籍制度为中心和出发点，而包括就业政策、城市福利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政策体系。

从广义户籍制度概念出发，可以说对其改革早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时就开始了。

但是，由于这项改革任务远未彻底完成，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

世界银行（WorldBank，2005）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

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

这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

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分割性。

中央政府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重要性的认识对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的推进作用十分明显。

从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的有关文件表现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支持和鼓励，明确提出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的指导性思路，被称作城乡统筹就业的政策。

这种政策倾向既明确又稳定，在2000年以后每年的相关政府文件中加以强调，并明确写进2001年公布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2006年公布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

并且，这种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鼓励政策，通过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居住、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平条件的创造，逐渐成为可执行的措施。

这些政策变化，归根结底是中国政府对于现实中制度需求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因而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要求的。

然而，由于户籍制度仍然执行着分割城乡居民的职能，这个领域改革没有完成，就意味着劳动力流动、人口迁移仍然存在制度性障碍。

我们从改革期间的中国城市化过程，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