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经济思想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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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出以学校为议政机构的设想。

他精于历法、地理、数学以及版本目录之学，并将其所得运用于治史实践、辨析史事真伪、订正史籍得失，多有卓见，影响及于整个清代。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黄宗羲的启蒙思想完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空前绝后，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黄宗羲生平可以总结为：

为父鸣冤，庭锥奸党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

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

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等已除，天启朝冤案获平反。

黄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

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一个年仅19岁的年轻人，做出了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不仅京城为之震撼，而且名扬天下，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得拜名师，入社兴学

黄宗羲归乡后，即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

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

黄宗羲的天赋，加上超人的勤奋，使他的学业突飞猛进，20岁出头，就以博学精研为世所重。

不仅青年人奉他为楷模，就连那些年高望重的大学者也对他格外垂青，比如经学专家何天玉和史学专家钱谦益，都邀请他一起探讨学问，把藏书和资料全部拿出来供他使用。

黄宗羲并不自满，他知道要成就大事业，单凭书本知识是不够的。

学得知识必须能用，这就需要了解社会，增长阅历。

不久，他离开刘宗周、频繁往来于南京、苏州、常熟、安庆、杭州、绍兴等地，求师访友，广结同志。

这段时间的求学经历，对黄宗羲后来的发展是有决定性作用的——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形成了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进一步磨砺了他的品格，同时，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也为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拓宽了道路。

崇祯四年（1630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

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

后来，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33岁，他到北京应礼部会试，结果名落孙山。

大学士周延儒很器重他，打算推荐他为中书舍人。

黄宗羲看见时势艰危，内外交困，朝政腐败到了极点，已经回天无术了，便力辞不就，黯然南归。

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

明亡抗清，兵败隐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明亡。

五月，南京弘光政权建立，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编《蝗蝻录》（诬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宗羲等被捕入狱。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崩离，黄乘乱脱身返回余姚。

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

于是，黄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响应，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被鲁王任兵部职方司主事。

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

六月兵败，清军占绍兴，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驻杖锡寺结寨固守，后因其外出时部下扰民，寨被山民毁而潜居家中，又因清廷缉拿，避居化安山。

顺治六年朝鲁王，升左副都御史。

同年冬，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

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

顺治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通缉，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

期间家祸迭起，弟宗炎两次被捕，几处极刑；

儿媳、小儿、小孙女病夭；

故居两次遭火。

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讲学。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入清拒仕，著述以终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

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

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

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

是年黄宗羲始停止讲学，悉力著述。

二十二年，参与修纂《浙江通志》。

廿九年，康熙帝又召其进京充顾问，徐乾学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辞。

二十五年（1686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

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

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

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

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

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

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粹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

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

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

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

“年纪到此可死；

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

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

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

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

黄宗羲经济思想的理论因素：

黄宗羲思想的民主内涵

明清之际是当时人们惊呼为“天崩地裂”的动乱年代，同时也酝酿着社会变革的要求。

黄宗羲在对封建政体的反思中，尖锐的抨击了君主制度内在的专制形态。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政治理论的代表作。

《明夷待访录》从政治、法律、经济以及文教等各方面提出了社会变革的广泛要求和主张。

黄宗羲认为，君主制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元凶，扼杀了人的个性权利，提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口号。

中国历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是由宗法制演变而来，加上“君权神授”的封建观念，使君主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统治地位。

黄宗羲深刻的揭露了历代专治君主是如何把“天下为公”的口号，变为护卫一己之私的工具，颠倒的“天下”与“君主”的应有关系是造成社会财富分配极大不公的根本原因。

黄宗羲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人类社会需要君主，是需要他去为天下除害。

归根结底，君主将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暴露了封建君主制“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本质特征。

但是黄宗羲并没有否定君主制，而是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为天下万民服务。

黄宗羲在对封建政体的反思中，认为为了维护君主政权的正常运行，需要建立政权的监督机制，还应产生取代“一家之法”的“天下之法”。

黄宗羲的哲学探讨

儒学发展到黄宗羲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两宋时形成的程朱理学，明代中期出现的阳明心学打破了理学的一统天下。

黄宗羲在哲学方面进行了艰难探索，对理学和心学进行了批评和改造，以图整合符合时代精神的哲学思维。

程朱理学在解释哲学的首要问题上，即宇宙的本原上，程朱理学认为“理”是第一性的，“理在气先”，“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而且是永恒的本体，程朱理学不仅是宇宙观，更是道德观。

其“理”，往往是与封建的伦理纲常相吻合。

由于程朱理学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永久性和合理性，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了巩固自身政权地位的最好的思想武器。

阳明心学的兴起实际上拉开了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王阳明认为“心”是第一性的，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阳明心学的兴起，客观上促使了程朱理学建立起来的具有神性意味的制衡封建社会秩序的六百年道统轰然坍塌，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整个晚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了晚明知识分子道德批判的先驱。

黄宗羲继承并弘扬了心学。

黄宗羲提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哲学命题，即“盈天地皆心也”。

黄宗羲从“盈天地皆心也”的命题出发，归结到心乃虚灵本体。

以心为本，与黄宗羲以气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

黄宗羲坚持本体观上的气一元论，认为任何精神主题也应当出自于气。

黄宗羲对宇宙之谜的破解，就是从清理，批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入手的，他即反对程朱理学把“理”作为世界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又反对陆王心学把“心”作为世界本原的主观唯心主义，针对程朱理学派得“理本论”和陆王心学的“心本论”，黄宗羲开宗明义的提出了“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的宇宙论命题，认为充塞宇宙天地，贯通历史古今的，都是“气”。

黄宗羲在气本论的原则下，试图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进行哲学探索，在思辨逻辑上建立了立体的交错关系，是其对于理学与心学批评的最大理论收获。

田制赋税思想

明末清初的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使农民流离失所，导致农民斗争不断。

由于人口大量流亡，可耕地抛荒严重。

面对如此社会现状，黄宗羲提出了自己的田制赋税方案，以求解决现实的社会危机。

黄宗羲认为只要实行上古的“井田制”，就有可能解决国家的土地的问题。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

井田就是方块田。

”井田”一词，最早出现于“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

黄宗羲分析关于前人的井田议论：

“后儒言井田必不可复者，莫详于苏洵；

言井田必可复者，莫切于胡翰，方孝孺。

”黄宗羲的井田制思想折中了历代田制思想，从大的方面来看，黄宗羲属于井田可复的思想家，但不拘泥于原汁原味的“井田制”。

黄宗羲要恢复井田制，他认为：

“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或不能于吾制无龃龉，岂反谓之不幸与？

”他自认为找到了恢复井田的方法：

“余盖于卫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复井田者亦不外于是矣。

世儒于屯田则言可行，于井田则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为十也。

”黄宗羲用屯田来证明井田的可复性，他所谓的井田制，就是以明代的军事屯田办法为基础，实行上古的井田制。

并且他还大声疾呼：

“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

”在他的井田制方案中，他反对限田、均田，他认为：

“古之圣君，方授田以养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

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

或者谓夺富民之田则生乱，欲复井田者，乘大乱之后土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