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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社会感想

媒介与社会感想

读媒介与社会课本后的感想

学院：

人文学院

班级：

广电16-1班

学号：

4081111110

姓名：

哈依那尔

《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前身《大众媒介与社会》在1977年出版之时，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向高峰攀登的时候，从编撰者的出发点就可以看到，当年英国媒介研究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多么自信。

全书的基本结构和主题仍然沿袭了原教材的面貌，无论是作为教材还是作为学术著作，对学生和研究者来说都有着很好的延续性。

《大众媒介与社会》的作者们抓到了媒介活动的重要性和实质性——作为一种日常伴随式的文化实践，媒介与我们社会的关系变得密切而复杂。

这本书把媒介和社会研究的三个基本轴线——即从阶级、性别、种族的角度研究媒介与社会关系作为开端，关注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再结合新的传播技术所引发的种种后果，特别讨论了因特网对传统报业的影响，说明因特网复制并且加剧了报业的种种局限性；新技术对娱乐生产、政治传播和文化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观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的知识生产体系中的变化、消长和发展生存样态是把握本书的关键，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多元自由主义以及修正主义正是关键词。

这本书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多元主义之间的不断妥协和融合。

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多元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被打破到修正主义浪潮袭来，无论是媒介研究还是读者或学生，都已经经历了一种从追求总体性描述的确定性的期望，到这种期望为修正主义浪潮掀翻而产生不安，一直到人们习惯于这种暧昧的不确定性状况这样一个心理过程。

研读这本书，笔者还读到了几个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状态及趋势，在下文中将一一谈到。

　　一、研究英国媒体状况的重要意义。

《媒介与权力》和《大众媒介与社会》都以英国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众多西方研究欧美媒介状况的著作中，英国媒介和美国媒介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英国人媒介研究中比较有世界影响的工作，都不是从学理体系、学科建设出发的，更多的是一种现实观照，一种文化经验的表达，通常以一个美好社会中媒介和社会至今应有的理想关系作为尺子来谈论当下。

　　英国式的“自由”造就了相对别的国家或地区较为理想的媒介环境：

英国人在获得新闻自由之前几百年就有了国民自由，13世纪就《大宪章》和议会这现代英国宪政的两大基石；英国人的自由传统是一种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有的传统，其自由传统是由贵族开创的，是贵族阶级为维护封建权利与国王进行斗争以保障自身的利益；他们的自由是实际的、历史的。

在现代大众媒介诞生之前，英国人已经有了相对比较多元的市民社会和话语社区了。

在英国，媒介也好，文化也好，传播也好，只是一个研究对象，可以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方法介入，其先进性和普适性不言自明。

英国传播思想的独特性及其生成过程，值得研究。

近20年来，英国人所面临的大面积、大规模的广播产业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使他们发现，媒介的功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媒介和政府以及受众的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媒介生态（环境）的种种变化，直接或间接地严重影响着英国媒介以及媒介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当今，阶级问题常被忽视。

在多年学习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这一概念，仿佛只出现在书本中和历史中，在现实生活中，阶级的问题的确被我们忽视了。

我们会开玩笑地说，“我可是无产阶级，别让我出钱。

”但真正会将自己明确地定性为某某阶级，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中产阶级”是马克思学术巨著的软肋。

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阶级依然是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的结构性原则，包括传播。

忽视了它，就等于抑制了一种之于当代状况的综合视角。

阶级现在仍然是形塑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

“从阶级中撤退”，丢失了记忆中人们为福利供给和公共资源的获得而进行的艰难困苦的斗争，它也忽视了上层和底层在经济收入上正在日益扩大的差距。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流通的基本形式的资本变成了三种：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在从事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中引起了大兴趣。

消费主义的商业化媒介文化成为了全球化政治需要考虑的大方向。

在关注媒介参与的经济障碍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符号障碍。

传播工业中即使最稍纵即逝的产品也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解读，并且还牵涉到各种各样的理论。

作为针对在某种社会形构之内发挥作用的多种话语而言，如女性主义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维护的是其观看方式和认同方式。

但有许多经验型证据表明，阶级仍然比许多其他类别更具有差异性。

女性主义团体等，更多的是个体的替代而非阶级的替代。

阶级分析仍然对正确理解目前传播组织和文化组织的变化至关重要。

　　中产阶级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其发展和壮大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全方位的。

阶级的边界并非完全固定的。

对于很多通过高等教育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来说，文化资本的这种战略部署是非常典型的。

扩展了的中产阶级，是市场化社会中新的消费制度的先锋。

该书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为典型，认为消费既是“集团认同的一种深层基础”，也是社交展示和社交竞争的一个重要场所。

广告和通俗电视节目中所欢呼的“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的”和现代的可见标志，以对抗旧的和过时的生活方式，勾起了较低阶级的种种渴望。

新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正好出于以转型的方式所展开的斗争的中心。

　　性别视角和种族视角，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西方的学者研究的更为透彻。

尤其种族视角，特别是以美国的黑人与白人的视角分析的受众分层问题的研究，这在我国以及东南亚地区是并不多见的。

虽有种种原因，种族视角的媒介研究在我国还不发达，但是美国的种族视角的媒介研究还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人们在解释、回应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际所运用的形象、符号和词汇，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文化工业。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使传播分析有可能占据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它提供了一种支持这份分析的工作路径，并初步描绘了这种路径的起源、特征和应用方式。

　　三、媒介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策略的历史互动关系。

在探讨国际传播中的全球性和地方性之前，需要明确的是，“主体”远未“丧失”。

吉登斯把全球化定义为：

“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相聚遥远的地区联系在一起：

本地发生的事情往往要以千里之外出现的事件来衡量，反之亦然。

”媒介领域中的全球化可划分为四种可分割的元素，它们分别是媒介形态的全球化、媒介公司的全球化、媒介流动的全球化和媒介效果的全球化。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新议论的媒介合并狂潮；我国本土上，南北各方都有大规模的媒体合并风潮。

包括最重要的媒介经营者在内的所有媒介人都应该具有足够的文化灵敏度，认识到各个地区内不同的文化趣味。

节目内容中的“各种诲淫诲盗的小伎俩”通常被剪掉，以适应当地的文化习惯。

倒是渗透在节目中间的有关家庭生活、代际关系、性别角色、生活方式甚至政治参与的价值观和态度常常让人忽略，这些价值观和态度其实是非本地的。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流动已经不仅仅是源自西方，而且也越来越多地流入西方，并且走向全球。

各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各种抵制形式。

目前，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共同存在，争夺共同的受众；国内的媒介产品甚至比西方的“原创”更加商业、更加艳俗、更加直白，当然，各种新型节目形制、本土化媒介产品、替代性新闻框架也有所发展；民主化、多样性和娱乐等诉求所导致的压力是强劲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一种欧洲中心式的自大：

以某种颇值得怀疑的“高级文化”纯粹性的名义否定我们能够欣赏的所有其他的产品。

全球化意味着一种范式的转换，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世界——其中任何一种民族社会学的、民族文化的或者民族媒介模式的概念不再起纯然作用了。

　　关于媒介与民主，库兰写到，一个民主的媒介体制，应该使人们能够探询、讨论并知晓他们自身利益的所在；应该能够培养某种局部的一致性，以强化那些对各种集体利益的有效表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组织功能；应该保有对政府和各种权利中心警觉的监督；应该给与那些弱小的、尚未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各种保护和补偿的来源；应该为真正的社会协议或妥协创造条件，这些协议或妥协是建立在各种意见开放运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某种由精英主导的、刻意的共识。

通过建立一种以公共事业广播为核心的媒介体制——围绕这个中心的是私人企业、社会市场、专业及市民等各个媒介部分——这些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

后面四个部分的媒介能够强化作为一个开放对话体系的公共事业广播的功能，并进一步推进市民社会所具有的那种集体的、自我组织化的传统。

关于此问题，在《媒介与权力》一书中，有更加全面的分析，再次不再赘述。

　　四、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新闻报道样式都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

和以前相比，现在的新闻变得更加非正式，更加私人化，更富有批判性，同时又有一种犬儒主义的疏淡和冷漠？

从媒介生产的角度、在媒介娱乐化的背景下，以强互动性的网络发展等实质变化来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

　　首先，是新闻记者制造了新闻。

新闻记者只是报道他们所看见的世界——事实，事实，除了事实别无他物——虽然，存在偶然的偏见、煽情或者不准确，但是一个负责的记者绝不伪造新闻，新闻是被建构了的现实，拥有它自己内在的有效性。

三种有关新闻制造的研究角度被人们普遍采用。

第一种是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把新闻加工和国际结构、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和新闻机构的经济基础联系起来。

这一观点出现在英国的媒介研究当中，其理论极为精神并极具自我批判性。

第二种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尤其针对社会组织、行当或职业以及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的研究。

这一视角试图了解新闻记者在工作中所做的种种努力，是如何受制于组织和行业的要求的。

第三种是一种“文化的”取向，强调广泛的文化传统和符号系统的约束力，不考虑经济组织的结构或者行业惯例的特性。

　　三种取向都把焦点放在特定的机构，并对这些机构中创制新闻的特定过程予以考察，大大地推进了对媒介的理解；三种取向都试图抛弃功能主义路线。

新闻媒介其实一直都是精英们用来交流的重要论坛；对普通受众来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媒介也就是常常提供令精英们感觉尴尬甚至丢脸的机会罢了。

这三种取向通常都是非历史的，也忽视新闻性质发生变化的各种可能；凭其本身，没有一种可能解释新闻生产的所有现象和变化。

　　现在的新闻变得更加非正式，更加私人化，更富有批判性，同时又有一种犬儒主义的疏淡和冷漠，丑闻变成了最好的娱乐形式。

笔者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北大新闻宣传工作的工作人员，对此变化趋势深信不疑。

北大正面的新闻很少有能连续追踪报道甚至报道一条“豆腐块”新闻；但负面新闻（不论是否真实客观），定会得到各大媒体的连续追击，有些事件甚至炒热、炒冷、再炒热、再炒冷，比如北大的季羡林字画门事件，前前后后热炒冷炒地炒了超过一年，随和其子季承的自传性文本公之于众，事情才水落石出，媒体的炒作只不过是贻笑大方罢了。

但是民众是喜欢看北大的负面新闻的。

这根源于一种反精英的社会心理。

曾有人做过调查，凡新闻标题中出现“北大”、“女大学生”等字样的，其新闻阅读率自然增长15%到30%。

从媒介培养受众的口味来看，长期下去，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迎合喜欢看丑闻的受众，记者从业人员编新闻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至于新闻自身的客观性，美国的新闻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在新闻中，客观性是可能的、值得期望的；但是在意见之中，客观性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客观性无法摆脱与真实、公正、平衡、中立、无价值判断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句话，它与最基本的新闻价值观紧密相关。

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客观性是新闻记者的专业意识形态的一块基石。

但是，近年来，客观性原则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

　　新闻记者确实有一种高于追求收视率数字的责任，电视新闻服务于公众，而非仅仅是市场。

这个在若干年前还被普遍接受的新闻伦理观念，现在逐渐地被视为堂吉诃德式错误的现代翻版。

不言而喻，如今的新闻业是受市场驱策的，是受利益支配的。

　　其次，“报纸版面从新闻转向娱乐，就是小报腐败的最好证据。

”媒介娱乐化似乎是近年来媒介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