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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
关于倍倍尔的评价问题
关于倍倍尔的评价问题——评一种流行的观
点：
倍倍尔是“左派之首”
关勋夏
提要倍倍尔在晚年，在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中，犯有不少带有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
这些错误被右派利用而造成了严重后果。
应该以此为鉴戒，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
以卢森堡、卡尔·
李卜克内西等人为代表的左派，曾经批评了倍倍尔的错误，他们靠拢列宁主义，而倍倍尔则接近中派主义，把“左派之首”这顶桂冠奉送给倍倍尔，他岂能受之无愧？
关键词倍倍尔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中派主义２０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形成了左、中、右三派。
倍倍尔（１８４０～１９１３年）作为该党的创始者、领导者、“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位最卓越的领导”［①］，究竟属于何派，是否“左派之首”，对其晚年所犯的错误应如何看待，这是对倍倍尔评价的重大问题。
本文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
列宁指出：
倍倍尔也犯有“机会主义错误”［②］。
“倍倍尔在布勒斯劳（１８９５年）同福尔马尔一起维护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他坚持（在埃森）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有原则性的区别，他准备把工会‘中立’当作原则，这些都是错误的。
?
不应当在倍倍尔犯错误的时候仿效倍倍尔。
”［③］同样，也不应当对倍倍尔所犯的错误加以夸大或掩饰。
倍倍尔一生的革命活动功大于过。
但是，如果对其人晚年的错误片面夸大或过分指责，那末他就成为遗臭万年的“中派”；
反之，对其人的错误避而不提或故意缩小，那末，他就不仅是一个左派，而且还可以给他戴上“左派之首”的桂冠。
这种情况，在国内外的史学界对于倍倍尔的评价都是存在的。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德国史专著，以及供高等学校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
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之首。
有的教材写道：
“德国党内围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分成左中右三派。
左派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首。
”有的专著则认为：
“面对修正主义者的进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倍倍尔、卡尔·
李卜克内西、罗莎·
卢森堡、弗朗茨·
梅林、克拉拉·
蔡特金等革命左派起而反击。
”这种把倍倍尔列在卢森堡、卡尔·
李卜克内西等人之前，封他为“左派之首”的观点，恕我不敢苟同。
“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倍倍尔属于何派？
国内外史学界均有不同看法。
１９３０年，德国著名史学家约·
连茨在《第二国际的兴亡》一书中，不仅把倍倍尔列为中派，而且干脆称之为“中派之首”，认为“在倍倍尔领导下形成的中派，中派保持着旧的革命者的辞令，然而实际上越来越靠近修正主义。
”［④］倍倍尔是“过时的革命家”［⑤］。
１９３９年，前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近代史教程》认为，“以倍倍尔和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
曾是怯弱而不彻底地企图向左走几步。
但随着又向右派投降了。
这一集团被称为中派?
它的参加者称为中派主义者。
”该书还多处提到“中派倍倍尔”［⑥］。
１９５５年，由前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开始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其“人名索引”中首次出现的倍倍尔条目认为，他“在９０年代和２０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
”［⑦］可是回避了倍倍尔属于何派的问题。
１９５８年，维纳·
洛赫在《德国史》中说：
“右派竟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起着决定作用，并且实际上把这个党变成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党领导中多数派的调和态度，即所谓中间派的调和态度。
但是，伟大的德国工人领袖倍倍尔的调和态度在这种发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⑧］这种闪烁其辞的背后，就是暗示倍倍尔倾向于中派。
１９６３年，前民主德国史学家霍尔斯特·
巴尔特尔等著的《倍倍尔传》认为，倍倍尔既非中派，也不属于左派。
围绕着俄国革命理论的多次辩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形成了三派。
“德国的左派是右派和正在发展的中派势力的反对派、奥古斯都·
倍倍尔虽然不属于德国左派，但他始终坚持其革命的立场。
”［⑨］“他和左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原则问题，原因在于倍倍尔因循守旧，仍然按照十九世纪的经验和认识行事，从而使他不能像左派那样所断然采用新的斗争方法。
”［⑩］该书对倍倍尔晚年的错误有点避重就轻，并且诸多解释，回避其所犯错误的中派主义倾向。
在我国，在６０年代，有一部由国家出版社印行，在高等学校普遍使用，并且影响深远的教材《世界通史》，出于种种原因，完全回避了倍倍尔究竟属于何派的问题。
在７０～８０年代初，在有关的小册子、人物传记和辞书中，都缄口不提倍倍尔属于何派，只是异口同声地说，倍倍尔晚年犯了中派主义、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错误。
直到１９８４年出版的、供高校使用的教材《世界史·
近代史》，才较为明确地指出了倍倍尔的派别倾向：
“倍倍尔后期也犯有错误?
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了‘中派’的调和倾向。
”“‘中派’，其代表人物有考茨基、麦克唐纳等。
对革命的工人运动有很大劳绩的倍倍尔越来越与中派密切联系。
”但是，曾几何时，同一个编著者在另一著作中又一反前说，不仅称倍倍尔为左派，而且还把他列在卢森堡、卡尔·
李卜克内西等人之前，成为左派之首。
这种在人物评价问题上采取“变色龙”的做法，前后自相矛盾的表现，实在令人惊讶。
姑且不论其治学态度的严谨性如何，在改变自己的观点时也无一点自我批评和反思，但能够又一次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毕竟是好的。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很早就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吗？
［①①］遵循他们的教导，所以笔者也决不掩盖自己对倍倍尔的看法。
尤其是打算简要地评论倍倍尔晚年的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与以卢森堡、卡尔·
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的言行作些对照，看看倍倍尔是否左派之首。
倍倍尔在晚年，曾经在党内和第二国际中与机会主义作过斗争，并且直到１９１３年逝世为止，都表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他在１９０３年说过：
倘若我一息尚存，“我愿作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死敌，以便破坏它的生存条件，如果我有可能的话就消灭它们。
”［①②］１９１０年，他说：
“翻天覆地的一天即将到来。
”［①③］他深信“未来属于社会主义”［①④］。
但是，倍倍尔由于思想认识赶不上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力，未能洞察一切，明辨是非，所以在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面犯了不少属于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
有一种意见认为：
“倍倍尔在垂暮之年虽然犯有一些错误?
指责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在原则上不放弃斗争的老革命家为‘中派’、甚至是‘中派首领’，是离开当时历史环境的分析，是很不公允的。
”当然把倍倍尔称为中派不免失之偏颇。
但是，他犯有不少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
如果不分清是非，不辨明其错误，不正视其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不能引为鉴戒，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二
倍倍尔在晚年，在党内领导“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出笼，倍倍尔的确对它进行了“斗争”。
但是，在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倍倍尔从来没有认为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而始终认定他是“同志”，只对他进行很温和的、仁慈的“斗争”。
列宁在１９０４年讽刺地说：
“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数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比伯恩施坦同志?
更善于接受周围人们的影响：
我们要把他放到自家人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将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太激烈的手段?
来反对这个修正主义者，我们‘将用温和的手段条死’（killwithkindness）这个修正主义者”［①⑤］。
１８９８年１０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没有把讨论和批判伯恩施坦问题正式列入大会议程。
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倍倍尔根本不懂得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
他只是在大会的第二天，宣读了伯恩施坦寄给大会的所谓《声明》之后表态：
“我不赞成伯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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