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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关键概念的厘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培心堂是清道光年间成立的慈善组织，而慈善组织又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本文首先要界定的关键概念就是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社会救济或社会福利在内涵上有所不同。

据相关领域的学者研究，“慈善事业，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的善心奉献与互助以及通过民间公益组织具体运作为基本特征的一项社会性救助事业”，“自古以来就是社会救助”的“有机部分”，慈善事业虽与政府主办的各类救济（助）统称为社会救济（助），但“本质上属于民间的事业”。

而社会保障则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保障的内涵相应地包容更宽，慈善事业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项公益事业，在国家的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和良好运转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由上可见，慈善事业强调的是民间的行为，而社会保障、社会救济或社会福利等强调的是官方乃至全社会的行为。

将“慈善事业”这一极具现代意味的社会学概念用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慈善事业时，不可避免要作某种程度的调整。

在中国史学家的笔下，慈善事业的范围更为宽广、内涵更为丰富，不仅包括民营慈善事业，还涉及官营慈善事业，不仅注重宗族慈善事业，还关注宗教慈善事业，不仅研究各类善堂，还研究善会、善书、善人等。

换言之，研究中国慈善事业史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较为广泛的、具有一定组织的慈善活动。

明清之前官营慈善事业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使用“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概念的一些学者较多地关注明清以前的慈善事业，官方的慈善活动在这类研究中被较多地涉及。

相较而言，或许是为了显示明清时期慈善事业的社会化特征，目前大多数冠以“慈善事业”的史学论著，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明清以来民间各类有组织的慈善活动。

在诸多的慈善活动中，善堂是学者普遍关注的对象，研究明清以来慈善事业的学者无一例外都会着墨于善堂。

根据夫马进教授的定义，善会是以推行善举为目的的自由结社，而善会办事机构的所在以及具体实施善举的设施则是善堂。

从明代末年到清代末年以至民国年间，善会和善堂曾经广泛存在于中国较为发达的市镇之中。

日本学者对中国慈善事业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善会善堂等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但是，这一关注点从日本到达中国后，却经历了从“善会善堂”到“慈善事业”转变的过程。

本文将在学术前史中对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差异作简要说明。

（二）学术史的回顾

本文主要梳理了研究明清以来慈善事业史的学术成果。

近几年出现的研究“汉代慈善事业”、“宋代慈善事业”的学术论著，由于其关注点更多地是官方慈善活动，与本文的问题意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演变及“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相隔较远，因而不在本文讨论之中。

1．国外对中国慈善事业史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掀起了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热潮。

在从事中国慈善史研究的众多学者中，以山本进、夫马进和星斌夫等先生最为著名。

星斌夫在明清慈善史方面有重要成果，已出版了专著《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的研究》（日本国书刊行会出版，1985年），这部慈善史研究的力作收录了他撰写的《明代的养济院》等多篇论文。

此外，他还发表了《清代的养济院、普济堂及其相互关系》（《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89年）对清朝收养鳏寡孤独的两种慈善机构进行研究。

山本进近年发表的《清代后期江浙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第104卷第12期），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清代后期江浙地区的善堂进行了考察，并剖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

夫马进教授在明清慈善史研究领域堪称执牛耳者，1982年，夫马进在《史林》杂志发表了《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同善会在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地位》等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次年，夫马进又发表《善会善堂的发端》（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清代沿海六省善堂的普及情况》（《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983年3月）及《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986年11月），其专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年版）更是赢得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之后，美国和韩国学者均有论著问世。

罗威廉（willian.T.Rowe）《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协调（1865～191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书认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善堂已成为协调中国城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韩国学者田炯權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关注点是善堂、义庄、义学的田产，其著《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义田地主和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清后朝苏州、湖南等地的慈善机构的经营实态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述。

2．国内对中国慈善事业史的研究

中国学者中，较早关注中国慈善事业史的学者是台湾学者梁其姿，她相继发表了《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中游之育婴堂》（收入台湾“中研院”《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1984年）和《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台北《食货》第15卷第7、8期，1986年），对明清时期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展开了研究，其著作《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也受到广泛好评。

相较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对善堂乃至慈善事业史的研究显得薄弱得多。

民国初年，一些学者开始进行慈善救济活动及思想的研究，但是成果非常之少。

解放后的30年（1949～1979年），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受“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慈善事业”一词在中国大陆总是与资产阶级的伪善联系在一起，人们一度对它产生了误解和偏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慈善事业失去了它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以至于被抛弃了30多年之久，大陆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

随着80年代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陆的中国慈善史的研究才有了一些起色，但是成果不多。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慈善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具体表现在：

（1）一系列学术论文的发表

近年来，明清时期慈善事业的研究取得了累累果实。

王卫平是目前大陆研究明清慈善史最富有成果的学者之一，自1997年以来，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和《清代江南市镇慈善事业》（《史林》1999年第1期）等，对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慈善事业的设置、分布、类型、运作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王卫平还对江南一带育婴慈善事业的形成、生成机制作了专门考察，先后发表了《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与施晖合写，《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和《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此外，王卫平还给予清代普济堂一定的关注，如：

《普济的理想与实践——清代普济堂的经营实态》（《江淮学刊》2000年第2期）。

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明清时期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区域，上述王卫平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这一地区。

另外，范金民《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和宫宝利《清代后期苏州地区公所的善举活动》（《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两文也给予江南慈善事业一定的关注。

江南以外的慈善事业也逐渐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韩光辉《清代北京赈恤机构时空分布研究》（《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刘瑞芳、郭文明《从地方志看清代直隶的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赵建群《清代江西恤政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萧倩《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萧倩《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经费研究》（与杨泽娟合写，《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周荣《明清两湖地区的社会保障与基层社会控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熊秋良《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滕兰花《清代广西慈善机构初探》（《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曾思平《清代广东养济院初探》（《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及王尊旺《清代台湾社会慈善事业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文分别对清代北京、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和台湾等地的慈善事业进行了论述。

余新忠《清代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和王日根《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之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两文分别采用个案分析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蓝勇《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度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在研究对象上关注较少受到重视的救生红船。

此外，于云瀚《中国古代城市的社会保障》（《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陈丽华、罗彩云《会馆慈善事业述论》（《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赵建群《试论清代拯救女婴的社会措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和岑大利《清代慈善机构述论》（《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等文也关涉到明清慈善事业的诸多方面。

关于近代慈善事业的研究，学术界亦有较有份量的成果推出。

朱英《戊戌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江汉论坛》1999年第11期）一文认为，19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民间慈善事业不仅产生了相关的新思想观念，而且诞生了许多新的民间公益团体；

其活动内容更为多元化，社会影响也较过去更为广泛。

周秋光《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与曾桂林合写，《史学月刊》2002年第11期）认为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

蔡勤禹《民国慈善团体述论》（《东方论坛》2001年第4期）认为民国慈善团体与政府形成多种互动关系，有意识地追求社会公共权力，有力地推动为了“第三部门”的形成。

钟霞、甘庆华《近代广西慈善事业》（《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讨论了近代广西慈善事业虽有显著发展，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慈善救助与救助需求的矛盾。

（2）有关中国慈善史学术活动的开展

1999年12月，“历史上的慈善服务与社会动力”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

这次会议有大陆、台湾、香港的两岸三地学者20余人出席，与会者集中讨论了传统中国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动力、近代中国的慈善服务与社会动力、香港的慈善服务与社会动力三方面的内容。

这次学术活动促进了中国学者在慈善史研究领域的广泛交流。

（3）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成果，特别是中、日两国学者学术论著的比较，笔者发现：

前者对“慈善事业”情有独钟，后者则被更多地冠名为“善会善堂”；

前者的区域研究范围相对狭窄，后者的区域研究范围较为广阔；

前者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后者的研究视角较为灵活；

前者的关注点是某一区域的慈善事业，后者则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善堂本身。

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日本学者更多地关注善堂本身，把研究对象具体化、明确化，才更容易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这一历史现象，而中国学者把研究对象笼统地定位在某一区域的慈善事业上，其侧重点及主要分析单位是某一区域，基本上属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