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商人对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作用的比较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中欧商人对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作用的比较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中欧商人对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作用的比较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欧商人对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作用的比较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一，是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发展趋势。

但是，萌芽状态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质逐渐增长，旧质逐渐衰亡；

因而，代表萌芽的经济实体就不能不具有过渡性和两重性。

　　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经历数百年的历史时期，而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

它的出现，不必借助于暴力，也不一定以暴风雨式的所谓原始积累为前提。

萌芽的历史是平淡的，往往是默默无闻的，而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它的难处。

　　第二，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土壤和气候。

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

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

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

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该具有延续性。

　　在确定了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问题后，我们可以知道，在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和中国都同样出现了，那么为什么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而中国没有昵？

原因有很多，很多学者都有过论述，本文不再论述，而只想从商人的角度来进行比较研究。

　　二、欧洲商人在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西方的商人在公元1500年以后，他们身上担负着一种为欧洲国家寻找生存道路的使命。

正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西端，并受到威胁。

由于地处传统侵略路线--从中国北部横贯欧亚大陆、直抵中欧多瑙河流域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末端，他们历来就较易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

因而也就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游牧入侵者--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

只要帝国衰落下来，他们便趁机利用自身无与伦比的机动性闯入各文明中心。

西方人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便一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因此随着航海能力的增强，西方商人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也正是为了彻底改变自己过去1000年的这种弱势处境。

　　早期的西欧商人，兼具商人、探险家和海盗的三种身份，并受到西方各国国王的支持。

他们不仅为自己寻找财富，更是为国王寻找殖民地并掠夺那里的财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洲从美洲大量地掠夺金银。

这些金银的数额如此巨大，以至于16世纪欧洲的银储量增长了两倍，金储量增长了20%。

这种金银的大量涌入，加上其他各种从海外事业中得到的利润，使欧洲经济中货币的使用不断增长。

　　货币化削弱了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秩序。

一旦农奴们知道可以通过逃到扩大中的城市和东部边疆的土地上而获得自由，农奴制的束缚就再也不能永远保持下去了。

地主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要求，否则就要面临失去劳动力的风险。

西欧农奴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而不是劳动力来支付地租--就这样封建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自由民。

农奴制的衰落是西方商人海外发展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够积累资本，提供组织，解放探险、贸易事业所需的劳动力。

欧洲各国商人海外贸易的成功程度与封建束缚的解放程度成正比，这不是偶然的。

　　同样，货币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里的手工艺和商业封建行会。

行会对手艺、定价和行业行为都有严格规定，其目的并非赚钱，而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

行会会员接受”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靠牺牲同行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绝对违背基督教精神的。

但是这些观念和行为随着企业家的出现都消失了。

这些企业家绕过行会，自己购买原材料提供给乡下闲着的手艺人，支付计件工资。

这种”外包”制度的逻辑是利润，而不是”公平价格”。

企业家们在原材料和人力上尽力压缩成本，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成品，这样就能保证其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欧洲经济变革的原因不仅仅是货币的广泛使用，还由于商业银行的发展使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的出现成为可能。

　　于是，这一切都开始历史性地转向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便是。

而正是由于西欧的商人在此时对国家利益的重大贡献与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并推动资本主义的萌芽茁壮成长。

国家需要商人为其开拓海外殖民地，而商人也需要国家来保护，正是这种情况，和中国的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呈现一种最大的反差。

　　三、中国商人在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的情况

　　中国在明朝中后期虽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却得不到发展，原因很多，这里只论述与商人有关的内容。

　　第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很可以保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分散的一个一个村落自然形成自己的一个小社会，通常一个村落里会有自己的打铁匠、泥水匠等等专职人员，他们固定就做这些事，同时从村民那里获得他们的生活所需物品。

而相邻村落的居民如果要有相互交易，也往往采用物物交换的形式，根本就用不到商人，所以历代皇帝都是执行一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永远排在四民之末，得不到政治地位，更不用说维护自己的权利了，皇帝可以随意地制造名目把他们的财产查抄，所以商人的动力不大。

　　第二，中国的农民永远都被固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自由流动，这也和欧洲农奴解放后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所需的劳动力。

中国的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小康生活，他们把土地视为自己的根本，不愿离开土地，即使那些佃农，他们也是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

而国家的政策以及知识分子的想法都是想让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他们的政策本身虽然并不能为农民带来多大利益，但是中央集权式的行政命令却足以使国家的愿望得到实现。

　　第三，当1500年以后西欧正大肆扩展其海外事业的时候，中国皇帝竟然发出了禁海令，这种政府发出的禁海令在欧洲由于商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而在中国的郡县制条件下却被得到强硬实施，以至于使中国商人失去了整个的海外市场控制权，从而也使中国商人的实力远远不像欧洲商人那么大，也不能对政府发挥什么作用，更谈不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了。

　　四、中、欧商人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主观思想方面的原因分析

　　以上是中西方商人在1500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外部处境。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我们还需要从中西方商人的主观思想出发，来寻找他们发挥不同作用的原因。

按照韦伯的说法，宗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的新教伦理，这种新教伦理认为勤奋工作努力挣钱是人们向上帝效忠的唯一方式，于是大家都要努力去工作和积聚资金，而中国之所以不能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和新教伦理相似的思想。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

它不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货币在中世纪还处于边缘，很少使用，但到中世纪晚期它已经为欧洲曰后流星般的崛起提供了能量。

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_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只是保持、而不是提高过去物质生活的水平一一但是资本主义却怡怡与之相反。

利润被用来进行再投资，利润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正是”资本主义”一词背后的逻辑。

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

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

”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

”

　　为了”赚钱”，富格尔和他的同行们需要自由地向贷款收取利息。

但是中世纪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利息，因为利息会导致高利贷这种道德犯罪--”在上帝眼里最丑恶、最可憎的罪。

但到1548年，一些教会成员开始请求接受”适度、可接受的高利贷”。

这种修正很快就让位于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态度：

”获取高利贷的人去地狱，不这么干的人只好去贫民窟。

”如果让你在死后下地狱和生前受苦之间做选择，无疑高利贷会胜出。

因此，最富有的欧洲银行家就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并为商人的海外贸易提供贷款，从而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

　　可以说，正是欧洲商人把自己的商业贸易看成是一种符合道德并且高尚的工作，而且民众也形成一种共识，即商人对国家是有巨大贡献的，所以欧洲的商人才有雄心抱负，并且能够在一种得意的心态下进行他们的商业贸易，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继续自己的事业且把它发展得更大。

　　而在中国，商人的心态就跟欧洲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的商人一直得不到人们的尊重，所谓”无商不奸，无奸不商。

”认为商人不事耕作，都是靠欺骗的手段来积聚财富。

既然”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那么自然是不能拼命去追求财富了。

中国历来是讲究”义利之辩”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大家都想装出一种不追求”利”的高尚姿态，便对商人的逐利行为表示着鄙视。

商人既然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在经济上又无保障，在社会声望上又是极低的，那自然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而且，导致商人一种自卑心态的，还有一种事实，即中国在历史上凡强盛的时候都不是依靠商人，而是依靠文人和军队，所以商人对国家的强盛的作用就没有被显现出来，这使得一般民众对商人也不怎么推崇，而商人自己也就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贡献。

　　一直到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增多，商人的地位才有所提高。

正如唐力行先生在他的著作《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所指出的，在朱熹对道学的”人欲”概念做了一番新的解释后，商人追逐利益的做法也就不是很为社会所排斥了，到了徽商这里，更是把理欲相通引入士商关系的解释中，提出贾儒相通的新概念。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往往很多商人在自己发家致富后，却还是让自己的子弟仍旧去走一条读书考取功名的道路。

他们思想里还是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他们自己经商却还是为了他们的子弟能够不因为经济方面的困难而放弃读书。

所以中国的商人还是缺乏了欧洲商人那一种自豪感，在发展贸易时不能勇往直前，而是总要留下一条后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就能为商人推动而发展起来，在中国就不能为商人推动而发展起来的商人思想方面的原因了。

　　在本文即将结束部分，还是需要重申一下，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欧洲的不同遭遇，是与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民情以及政治体制等有关的，这些才是决定资本主义是否能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

但是，商人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重要阶层，它在各国的地位、影响及其发生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起着很重要的影响，关系到是否能够有效地推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章凤岚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上海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