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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刻体会到革命胜利与成功来之十分不易。
粗浅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国情使中国人民摆脱枷锁至酷的真理不易。
二、确立一个政党取得合法地位斗争不易。
三、确定一个确实能够代表党的利益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明天的领袖不易。
一、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国情使中国人民摆脱枷锁至酷的真理不易
中国自清末民初时期,不乏一群胸怀远大救国抱负优秀的有识之士都在茫茫宇宙中寻觅探索一条救国图强之路的真理,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包括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初见端倪的早期共产党代表号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以上这些优秀分子通过他们努力奋斗都在一定的特定时期推动了中国历史车轮进程向前发展,但是这些人因为受到当时的历史形态局限与羁绊,或者说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各不相同,最终的结果应该说都是有始无终或言悲剧。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试想通过改良变法推动朝廷的变革,因为他们推行的改革变法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皇帝的世袭统治,但是抵触到统治者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发生碰撞,最终被慈禧“老佛爷”将这干人斩首焉,放逐之,落个失败下场。
革命先驱孙中山推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他也曾提出“联俄、联共、扶住工农”。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铁肩担道义”等进步口号,但是也不能说是彻底的、完整的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所依靠的很大一部分力量仍然是买办、军阀,资产阶级,他所代表的政权阶级很大成分是由这部分人组成的,他的政权根基建立在这些人的支持基础上,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来临席卷到买办、军阀他们自己头上时,这些人的阶级本性就会充分暴露出来,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就会凶相毕露,就一定要反目和动摇,甚至拿起屠刀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中。
应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爱新觉罗满清王朝赶下台,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中国最大的地主封建世袭王朝的统治局面。
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因为所代表的阶级对象是极少数人的部分利益,当革命的触角刺痛他们的利益神经时,就会自相侵轧。
最终袁世凯在1912年夺取了革命的果实,进而取而代之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妄想复辟倒退落个可耻下场。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走向流产。
1917年俄国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声炮响,占领了沙皇反动统治的大本营“冬宫”,发动了震惊寰宇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沙皇的独裁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似乎面颊上感受领略到一缕从遥远的俄国吹来扑面春风,毛泽东曾形象的说到“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应该说从那一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找到了拯救中国人民于苦海的药方。
然而,各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尽相同,俄国是在夺取了一个或者几个中心城市进而夺取了政权。
而我们党的早期领导者因为缺乏斗争经验,甚至幼稚的认为照搬俄国的模式,取得一些中心城市的胜利就算革命成功了,据书中介绍,我们党在一九二七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在全国的城市范围内共组织发起了80余次的起义革命斗争,最著名的当属李立三组织的安源煤矿大罢工,恽代英等组织的广州起义和周恩来、贺龙、朱德等组织的“八一”南昌起义。
这些著名的起义斗争虽然在某一方面和在一定的形式上给予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以狠狠的打击,起到了唤起民众觉醒的作用。
但是从根本上确没有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你揭竿起义的越频繁,越高亢猛烈。
反之,反动阶级的扑灭与镇压就越惨烈,越血腥。
“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五卅惨案”等针对革命党人的大屠杀使以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澎湃、恽代英等为代表的近30多万革命先驱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其结果都是以革命失败而告终。
真可谓革命风暴此消彼长,就像大海波涛勇猛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从倒下战友旁的血泊中站立起来时,才真正猛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占领几个城市那么简单,中国的出路在农村,只有团结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中国才有希望。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中坚力量是农民,是千千万万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
经过几番生死较量和流血实践才真正找寻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也是唯一、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之路,为此诞生了当时最著名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农村运动考察报告》,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加深刻认识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共产党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用革命的武装战胜反动派武装,才能夺取政权。
毛泽东精辟的论述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刻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聪明的共产党人在腥风血雨中寻觅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唤起全国的劳苦大众一起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压迫才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以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朱毛”红军发动了“秋收起义”轰轰烈烈的掀起了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暴动。
虽然这次起义也失利了,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燃遍大江南北。
毛泽东著名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确诠释了革命的发展锐不可挡。
打消了林彪等一些人对革命的消极思想与悲观失望,甚至没有前途的妄言,文章说到: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二、确立一个政党取得合法地位不易
一个革命政党的诞生也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考验,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以前是以几个党小组的形式出现的,为了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迎接革命大风暴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帮助下于1921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从这时起共产党应该说在中国正式诞生成立了,但是,是在非公开的形势下进行的,因为在会议期间曾被上海法国租界内的反动派发现,所以不得不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破旧的棚屋船上继续进行会议的议程,可以设想当初成立一个革命政党之不易的艰辛。
比这更难的路程还在后面,一个党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被社会认知就必须要宣传自己的组织纲领,代表的阶级利益关系,实现的远大目标等等。
这样一来就与新的买办资产阶级形成了对立阶级,他们是不允许你发出反叛声音的。
他们一定要把你绞死在萌芽中。
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要破茧而出,挣脱束缚的枷锁。
实现自己的宏大蓝图。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撰写创刊宣言;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什么不要怕?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就把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实现的远大抱负充分表达出来。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革命的最彻底,最纯粹。
这个时期,孙中山在推进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同时也认识到光靠国民党自己是难以实现,他也深知国民党内部腐败,独木难支大局。
故在许多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鼓励下,采取了联俄、联共的政策。
我认为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该是获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
史称第一次国共合作。
但是在孙中山因肝病在北京仙逝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剥去了革命的外衣,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
蒋介石曾言;
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进而对革命苏区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
中央红军在敌人的几十万大军压境和红军在李德等人错误指挥下,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逆境中被迫实施战略上的转移,也就是日后大家津津乐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经过艰苦跋涉,英勇拼杀。
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侵略扩张,掠夺别国的财富资源,称霸西亚、南亚等地区。
在中国东北精心制造了“南满事件”。
将东北掌控在手中。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图报收复国土,抵抗外辱之心。
奋起抗命,挟天子以令诸侯,将蒋介石软禁,毅然决然的发动了史称的“西安事变”。
促使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坐下来与我们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进行全民抗日。
毛泽东曾说过“当民族矛盾激化时,阶级矛盾也就退居到第二位了。
”这时才能真正说共产党在中国大地取得了真正的合法地位,这一年应该是1937年,也就是说共产党从1921年算起经过16年的不懈抗争才取得了国际和国内政府的真正认可。
我们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有7000多万党员的一个大党在世界上也决无仅有。
回忆当年建党之初,我们的党从弱小的几十个人经过近90年的不懈努力,不断的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执政党。
三、确定一个能够代表党的利益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明天的领袖不易
一个政党必须要有自己的领袖,他必须是代表全党的意志,代表全民族的解放利益。
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思想,具备坚强不摧的毅志,能够处理复杂的政治局面和具备领导艺术与才能,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之盖。
俄国当初选择了伊里奇·
列宁,主要是列宁具有洞察社会事物规律的发展变化,并且总结出其中的客观发展规律。
并能用于指导本国的具体实践。
列宁四次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和外国,身体矮小而瘦弱,即便是这样他的革命意志弥坚不摧!
斯大林这个名字的中文译音是“钢铁”的意思,确实也是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卫国战争期间德国法西斯的大炮已经直抵莫斯科城下,然而为了鼓舞全体苏联人民顽强斗志,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决定在红场进行盛大的阅兵式,苏联红军,哥萨克骑兵迈着矫健的步伐在隆隆的炮声中经过红场接受检阅踏向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战场。
如此决定乃必须具备多么雄大的气魄才能做出。
所以说一个领袖在一个国家的地位是如此的关键与重要。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党代会组成人员代表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不乏佼佼者。
代表不同地区50多名党员选出的12人均代表着不同地区党的组织,他们是:
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外加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
第一次党代会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他们应该是普通党员中的精英,这当中,陈独秀曾是北大教授,张国焘也是早期的学生领袖,周佛海、陈公博都是喝过洋墨水,啃过洋面包的人,还有当时在苏联的王明,博古等都被公认为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思想家。
在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确都为革命做出过一些贡献。
但是这些人在历史斗争的长河中,在经过了腥风血雨的残酷环境斗争下,有的人继续锲而不舍沿着共产主义的远大奋斗目标勇敢奋进,有的则失去了当初旺盛的革命斗志,丧失了信仰,终止了追求理想。
有的灵魂泯灭走到了人民的反面,帮助过去的敌人去残害人民。
有的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
这12人当中,陈独秀被捕后,营救出监狱即脱党,躲到四川老家做起了寓公,虽然他的两个儿子陈乔年、陈延年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但是他却郁郁寡欢,郁闷而死。
李大钊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
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被敌人杀害。
陈公博、周佛海投靠日本法西斯成立伪政权成为可耻的民族败类,张国焘变节投敌成为叛徒特务,李达跑到一个大学去做了一个教书匠。
唯有毛泽东,董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