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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面临北宋初期柔弱浮华之风复起、古文传统可能中断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团结同辈,扶植后进,对“时文”和“新时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古文又一次得以振兴与光大;

苏轼则在欧阳修等人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进一步加以完善、发展与创新,并以其进步的散文理论,丰富的创作实践,高度的艺术成就,使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最后胜利。

他们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健康发展,都起到了无可代替的历史作用。

(一)

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文与道的关系,一直是韩欧极为关注、致力解决的重点。

这因为它既是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又是指导创作实践的根本原则。

能否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运动的性质与成败,以及此后散文的发展方向,都有直接的影响。

苏轼文道观的进步性与革新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苏轼继承了韩欧“重道而不轻文”的传统,吸取了韩愈“文以明道”、欧阳修“文与道俱”、“事信言文”的精神,将“有道有艺”、“文以尽意”、“文以述志”作为其文道观的基本内容。

《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以名画家李伯时的“山庄图”为例,提出“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的观点。

这里的“道”,指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律,“艺”则指的是绘画技巧。

它虽然是议论作画,但借过来说明为文也未尝不可。

《策略一》一文陈述: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乎人。

”他曾对涉洋渡海赴儋耳向他求教的葛延之说:

“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摄之,然后为己用。

所谓一物者,意是也。

不得钱,不可以取物;

不得意,不可以用事。

此作文之要也。

”以欲使物为己用必须用钱买取为喻,阐明意对作文的重要性。

他还在《送人序》中发表了“学以明理,文以述志;

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的看法。

此处的“志”与前面的“道”和“意”,从内涵来说,有其一致之处。

它既可指作家的思想、观点、情绪、心态,也可指人们对现实的认识、评价、审美体验等等;

它既体现在政论、史论、策问等政治性较强的文章之中,也融化进描绘山水、叙事状物、吟咏情性等作品之内。

这样,就比韩欧对文道关系的论述有所拓展,有所深化。

二是苏轼的“道”所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

韩愈的“道”主要是指儒家之道与先王之教的密切结合,是儒家道德观、社会观、历史观、文化观的主要体现。

欧阳修在此基础上作了新的补充,认为凡是切于事实,为“世人之甚知而近”的事物,都可以作为“道”的内容。

苏轼则更前进了一步,他所谓的“道”,除儒家思想外,还较多地吸收了佛老思想中可以为其所用的成分。

正如郭绍虞先生所指出的:

“东坡文得力于庄与释,也是事实。

正因为得力于庄与释,所谓道就不限于儒家之道,这也是事实。

”苏轼针对“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状况,把“道”扩大到一切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和艺术创造中去,认为凡有感于心者,皆可收以成文;

在《日喻》中以“盲人识日”、“北人学没”为喻,又一次将“道解释为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不可臆断的客观规律,强调它通过学习可以掌握,而不可强求。

这样,就突破了韩欧论道的传统观念,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强了作品的活力。

三是苏轼更为重视“文”的作用。

他不止一次地引用和发挥过欧阳修以金玉喻文的论述,充分肯定文学作品有它的客观价值,文艺批评有它的客观标准。

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把“了然于心”与“了然于口与手”当作是作家观察、把握、反映客观事物与现实生活的一个辩证过程,而“辞达”则是一把衡量“了然于口与手”的基本标尺。

这些有关创作规律的真知灼见,说明“文”的观念在苏轼那里得到强化,且显得更为自觉。

与文道观相联系的是,苏轼在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苏轼没有从韩愈“不平则鸣”“自鸣不幸”,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揭示作家的身世、处境给作品所带来的影响,而是从创作的本质着眼,把创作当做反映现实生活、抒发自己生活感受的一大快事。

他在《密州厅题名记》中自述:

“余性不谨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

”又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际,别开生面地阐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

尝敢有作文之意。

”“不吐不快”、“不能自已”、“不能不为之为工”、“未敢有作文之意”都说明好文章是在作者对现实生活有深入体验之后,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出来、从笔头上表达出来的。

这就比韩愈所宣扬的“不平则鸣”(这里的“不平”包含心中不平静和悲愤不平两层意思)更为明确,更具普遍意义。

从文章须有为而作的指导思想出发,苏轼又提出了“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精悍确苦,言必中当时之过”“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等一系列要求,是欧阳修“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主张的继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苏轼既重视、强调文的自身规律与价值,又不忽视文的思想性、实用性,所以他的古文创作才能取得如此高度的成就。

韩愈对待前人的文化遗产采取“兼收并蓄”、“沈浸 郁,含英咀华”的态度,欧阳修注意到“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曾相似的现象,苏轼则一贯重视创作的自由化和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显示出更鲜明的个性特色。

《答张文潜书》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学同天下”,其结果就如贫瘠的荒野上“弥望皆黄茅白苇”一样,造成文坛上的单调贫乏,毫无生气。

这是反对在内容上强求一律。

《答谢民师书》称赞对方的文章“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文说》评议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

形,而不可知也”这是他提倡在形式、风格上应千姿百态,杜绝雷同。

他所写的散文,无论是褒贬时政、评议历史、谈道说艺的论说文体,还是记叙平生经历、抒写个人情怀的记序、杂著、书信、小品等不同体裁,都能做到灵活自如,不拘格套,呈现出一种超凡入化的神韵,磅礴雄浑的气势,自然清新的格调,直率真挚的感情这就是苏文的独特风貌。

《潮州韩文公庙碑》是一篇尊崇韩愈的颂歌。

文章前半部高度赞扬了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贡献,“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的可贵品格,揭示了韩愈道德文章的不朽主要来源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对韩愈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

能训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李逢吉之谤;

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

日安于朝廷之上”等平生得失表示无限的感慨。

这几段文字,排宕宏伟,一气挥成,其澎湃的气势与“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的韩文风格甚为近似。

后半部分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潮民两次为他立庙的经过,以及批驳“韩愈不眷恋

潮州”的论调,又显得抑遏蔽掩,委婉曲折。

结尾的赞诗在内容上虽然是正文的概括,风格上也有意学习韩诗的瘦劲,但语言恣肆,形象鲜明,格调悲壮,蒙上一层浓郁的神话色彩。

《文与可画  谷偃竹记》是画记、文艺随笔、哀悼文字的三结合。

抒写作者与文与可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表达对亡友的深切哀思,是此记的主旨。

但是记的开头,并未切入正题,而是从画竹必须先有成竹,意在笔先,才能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谈起;

接着娓娓回忆与可对待求画者的态度,两人之间通信、唱和、赠画、相互打趣等种种往事,使与可的音容、笑貌、性格、情操宛然在目,作者与友人的真情厚谊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后简短记叙: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殁于陈州。

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至此才点明写作

此文的缘由。

“废卷而哭失声”和与可得到作者诗后“失笑喷饭满案”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反衬出作者的悲痛。

结尾引用曹操祭桥玄文中“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

酹,车过三步,腹痛无怪”的戏言,说明本文“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目的是又一次证实“与可于予亲厚无间”的友谊。

虽然直抒其情,但仍使人感到余哀袅袅,意犹未尽。

前人对此文以诙谐游戏之笔表达悲痛之情的写法十分赞赏,称许它“戏笑成文,文中化境,公天才真不可及”看来并非过誉。

最能体现苏轼“随物赋形”、“姿态横生”的主张,具有苏文独特风貌的,要算包括题跋随

笔书简、杂录等在内的小品文。

苏轼的小品,数量多,内容杂,篇幅短小;

或叙友情,或录琐事,或记异闻,或叙风俗,或谈文艺,或抒感慨;

有时墨飞笔舞,妙趣横生,有时嬉笑怒骂,真情毕露;

几乎处处有一个活生生的苏东坡在,篇篇都具有随手拈来、信笔挥洒、不假雕琢、情味隽永的艺术特征。

无怪乎袁宏道会说:

“东坡文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小品文到了苏轼手里,可说已完全成熟。

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

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

自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写呈取笑。

短函告诉友人近日出猎、填词的生活情状,却不经意地道出了对词的独到见解,并从中看出作者开朗的个性,不同凡俗的情趣。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写景如画,意境清幽,议论含蓄,在享受自然美所取得生活乐趣的背后,隐约流露出作者不得不作闲人的郁闷,耐人咀嚼,回味无穷。

余尝寓居惠州嘉 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

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从登高省悟出一个人生哲理,虽受禅宗“顿悟”的影响,但亦可见作者在严重的政治打击下,仍然坚持豁达、乐观的处世态度。

短文于极有限的篇幅之中曲尽一波三折之妙。

凡此种种,都充分体现了苏轼开阔旷达的胸襟,坦率幽默的个性。

袁宏道指出:

“东坡杂记有寂寥短章而函虚神于实叙。

意到、笔到、神到,字里行间,自然韵流,有在笔墨蹊径之外

者。

”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的评。

韩愈作文,比较强调务奇求新。

“能自树立,不因循”“不专一能,怪怪奇奇”“词必己出”“陈言务去”等观点,是这一倾向的理论体现;

《毛颖传》、《送穷文》、《石鼎联句诗序》等作品,则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结晶。

欧阳修在提倡平易自然的同时,还要求做到“辨明而曲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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