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走欣赏啊》教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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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朱光潜《谈美》一书的最后一章，是我国美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文章提出的口号“慢慢走，欣赏啊”，是对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著名格言，被许多人传诵引用。

文章提醒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匆匆忙忙疾驶而过，要懂得慢慢欣赏人生的风景，表达了作者从生活中发掘艺术，将艺术融入生活的美学思想。

三、作者生平

朱光潜，笔名孟实、盟石。

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九日生于清代著名文学流派桐城派发祥地安徽省桐城县双井村。

父亲朱黼卿是位有较深古典文学修养的私塾教师，母亲是位典型的中国旧式妇女。

朱先生兄弟三人，他居长，两个弟弟一名朱光澄，一名朱光泽。

朱先生从六岁时起便在父亲督导下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

他读过并大部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诗》，看过《史记》、《通鉴辑览》，写过科举制所采用的策论时文。

十五岁时被送进官办小学，逾半年升入桐城县中学。

这所中学是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当时的校长孙闻国、国文教师潘季野在古典经文及诗词方面都很有造诣，朱先生在他们的熏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旧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一七年，朱先生中学毕业后，在桐城大关小学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师。

此时朱先生十分向往考进北京大学，但因家境贫寒，拿不起高昂的学费，所以只好就近上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朱先生发现这所学校师资力量和学术气氛还不如桐城中学，非常失望，恰好一年之后，遇到教育部选派一批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到香港大学深造的机会，经考试合格遂转至香港。

在香港大学近四年，主要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生物学、心理学，此外还学了点教育学。

通过这些学习，朱先生的学术视野大大开阔了，并滋生了对英国学术文化的钦敬和向往。

一九二三年夏天，他在香港大学毕业后，经过同班同学高觉敷的介绍，朱先生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

应张东荪之约，到吴淞中国公学担任英文教师兼校刊《旬刊》主编。

这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政局最为动荡的年代，左右两派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着激烈的斗争。

朱先生开始从中“尝到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滋味”（注: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6页）他听过李大钊和恽代英两位革命先驱的报告，与左派的郑振铎和杨贤江有过往来，同时与右派的中国青年党陈启天、李璜等人也时常交往，在两派斗争中保持了不介入的超然的态度。

他以为不问政治才可以做到洁身自好，潇洒出尘，才算是高人一等。

他时常陶醉于《庄子》、《陶渊明诗集》、《世说新语》等古典著作里，并且渐渐地在思想上成长了一种“超然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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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独享静观与玄想乐趣的“魏晋人”的人格理想。

一九二四年七月，朱先生在《民铎》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

在这篇文章里，朱先生论述了艺术“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的道理。

但这不过是个引子，文章的真正主旨在于讨论“美术的使命”。

他说“人类何以有美术的要求?

这个问题非一言可尽。

现在我们姑且说，美术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注: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第477—478页）“美术作品的价值高低，就看它能否借极少量的现实世界的帮助，创造极大量的理想世界出来。

”（注: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第479页）

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被冲垮了，朱先生由作家夏丏尊介绍，转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教英文。

在这里结识了匡互生、丰子恺、朱自清诸人。

匡互生当时任该校的教务主任，在朱先生到该校还不到四个月时，因不满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而未被采纳，辞去职务愤然离去。

朱先生同情他，遂随同他一起辗转上海另谋生路。

一九二五年初，先后集聚在上海的匡互生、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以及朱先生等一起组织了一个“立达学会”，并在江湾筹办了一所“立达学园”。

朱先生为这个学园起草了一个宣言，针对当时教育方面的专制现象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

与“立达学园”一起，朱先生等还创办了开明书店和《一般》（后改为《中学生》）期刊。

这是后来朱先生的一块主要的文字阵地。

一九二五年六月，朱先生考取安徽官费留英，九月怀着学海一搏的心情取道莫斯科进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

在这里，在谷里生教授的指导下修英国文学，在侃普?

斯密斯教授指导下修哲学，在布朗教授指导下修欧洲艺术史，此外还兼听心理学等方面的课。

朱先生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以写作方面收入弥补学习费用之不足，他连续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讨论青年修养的文章，这就是后来经他收辑在一起，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一九二八年六月，朱先生获取爱丁堡大学的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九月转入伦敦大学学院进一步研读英国文学，同时在英伦海峡对岸的法国巴黎大学注册，不时到巴黎听课。

巴黎大学德拉库瓦教授的“艺术心理学”课对朱先生启发很大，他决心以自己学习心得写一部《文艺心理学》。

一九三一年九月，朱先生离开英国，进入介于法德交界处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研究所，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在心理系主任夏尔?

布隆代尔教授、文学院科绪尔教授的指导下，将在爱丁堡大学时写的《论悲剧的喜感》充实扩展为一篇长达十八万字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

与此同时，朱先生还写了《谈美》及《文艺心理学》、《诗论》的初稿。

这样，当一九三三年，朱先生结束国外八年的学业返回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在文学及心理学方面颇有影响的年轻学者了。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先生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之约，到该校任文学院长。

第二年因反对国民党当局撤换张颐代理校长职务，参加了“易长风潮”，并辞去了文学院长职务。

这一举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鼓励，沙汀、周文转来周扬同志的信，邀请他去延安访问。

朱先生当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请（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周扬同志手中，在北大纪念朱先生从事教学五十周年时，周扬同志托人将此信带到会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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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表示对朱先生那段经历的肯定），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朱先生未能毅然成行。

朱先生在《自传》中曾提到这件事，认为这是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表现，“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这以后，朱先生走上了一条并非所愿的路。

一九三八年底，武汉大学校长、现代评论派的王星拱及陈西滢邀请朱先生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接着一九四二年任命他兼任教务长，并把他拉入国民党。

朱先生开始违背初衷地为国民党的《中央周刊》写稿，这就是一九四六年前后出版的《谈文学》与《谈修养》。

一九四七年，朱先生参加了以胡适为中心的“独立时论社”。

第二年又参加了雷海宗主持的《周刊》编委会，成为他们的经常撰稿人之一。

但是，国民党的迅速败亡，使他终于清醒过来。

一九四九年，当蒋介石派飞机接他及另外一些人逃往台湾的时候，他断然拒绝了，而与北平市四百万人民一起，迎来了和平解放。

一九五?

年底到一九五一年初，教育部组织部分大专院校教师去西北地区参观土地改革运动，朱先生随同一些人到了陕西长安县东大村，在那里经受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洗礼。

随之，朱先生又投入了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党组织帮助下，对过去一套旧的思想观念进行了认真清理，并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以后，朱先生被吸收参加了全国文联和全国政协，有机会更多了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思想立场渐渐有了更大转变，“社会主义是中国所能走的唯一道路”的信念逐步树立起来了。

（注: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11页）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掀起了全国性的美学论争。

报刊上首先发表了黄药眠、蔡仪、贺麟、敏泽等批评朱先生美学观点的文章。

朱先生在周扬、胡乔木诸领导同志的鼓励下，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的检讨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朱先生抱着彻底清除思想上“陈年病菌”的决心，对自己美学方面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做了深入剖析。

他沉痛地说:

“在很长的时期内，我替自己造成了一个幻想，以为自己实在是‘超政治的’，并且觉得自己是‘清高’的。

但是客观事实的发展就把我自己作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这种幻想和我所鼓吹的那套美学，给了一个强烈的讽刺和无情的否定。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第29页）通过美学论争，朱先生一方面更清醒地认识了自己、感到需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更明白地了解了美学研究现状，意识到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在美学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因此，他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了学懂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年近花甲时学会了俄语），边著文参加美学讨论，在短短五、六年中先后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独特视野和独特见地的美学理论，成为最有影响的美学派别之一。

美学论争是全国范围的一次美学启蒙。

这以后，美学的地位和价值在整个学术界与教育界得到了公认。

一九六?

年，北京大学确定逐步创设条件，建立美学专业，并为此在哲学系设立了美学教研室。

朱光潜先生由西语系暂时调到哲学系，负责培养青年教师和开设“西方美学史”课。

一九六二年，在一次会议上，胡乔木同志就美学论争问题做了长篇讲话，此后中共中央党校约请朱先生到校讲授“西方美学史”，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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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委托朱先生编写一部《西方美学史》教材及相应的一套资料。

于是，朱先生步入了他一生中最繁忙也是最有开拓性的时期。

仅仅过了一年，他的上下两卷《西方美学史》出版了，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只可惜他翻译的资料，除了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及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外，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散佚了。

“文化大革命”中，朱先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帽子，遭到了残酷迫害。

有一段时间他宿病齐发，加上腰肢劳损，几乎不能站立，但是他还是硬挺过来了。

到了一九七?

年，当他恢复了执笔的自由的时候，就又埋头书案，继续翻译他未完成的黑格尔《美学》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年逾八旬的朱先生更加精神抖擞，差不多是日夜兼程地进行工作，除了指导两名美学研究生外，还要参加一系列会议和学术讨论，完成若干书稿的写作任务。

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先后出版了译作《拉奥孔》、《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第二、三卷，新作《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以及《西方美学史》校改本。

此外还发表了数十万字的论文。

朱先生晚年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

他重新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对旧译本中若干关键性的错误做了校正。

在此基础上，还写出了《马克思的<

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的美学问题》等多篇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关于美的创造、关于形象思维、艺术典型、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等方面的观点，并且由此构成了他自己全部美学网络的核心。

朱先生坚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提出是美学史上的一个根本性变革，它使美学由“观照者”的美学转变成为“实践者”的美学、“创造者”的美学;

而且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完整的，有内在联系的，它在美学上造成了变革不只是个别观点上的变革，而是整个体系的变革。

一九八?

年秋天，全国美学工作者集于昆明，讨论成立全国美学学会问题。

朱先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被推选为全国美学学会会长。

一九八三年十月，全国美学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先生因身体虚弱未能出席，又被推选为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

同年，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朱先生去讲学，朱先生应邀前往，在那里系统讲授了维科的《新科学》。

以后不久，在美国的一个世界性研究维科的学术机构来函邀请他去参加一个讨论会，他跃跃欲试，但终因身体不支被劝阻了。

一九八四年以后，朱先生因病多次住院，但只要有可能，就坚持通常作息时间，准时伏在书案上，铺开稿纸，信笔写去，时常三个小时过去了，纸上只留下十余个不相连贯的字。

上海文艺出版社将朱先生一生主要著作编辑成五卷本的《朱光潜美学文集》。

朱先生在第一卷“作者说明”中写道:

“是不是我从此就和读者们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