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政治选择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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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冲突中许多地方的乡镇政府成了掠夺农民经济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这个是以限制农民政治权力为前提的。

这种对于农民政治权利的限制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乡镇政府控制农村村委会的选举过程，将中央政府所给予农民政治上的自治权加以收回，加以控制，以达到乡镇政府主导农村政治的目的；

二是控制乡镇政府的组成，将乡镇人大的选举权和提名权揽在政府手上，使农民选举出来的乡镇人大代表成为虚设；

三是乡镇政府通过任命村党支部的办法来实际上控制村民的自治和民主管理的过程，使得农村的村民自治成为空话；

四是乡镇政府利用手里的专制工具并和上级政府合作，对于不服从乡镇政府的农民实行“专政”，以各种名义对这种农民加以拘捕、审讯和判刑，以“破坏社会治安”为名造成大量农民的刑事案件，使得农民不敢说话。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控制基础上，乡镇政府才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收费名目，强迫农民交纳以维持乡镇政府的工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

这种情况造成了现在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是农民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并必须为此而付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2、农民的困境

这样的一种农民没有政治权力的情况造成了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所规定的农村自治不可能实现。

在乡镇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之下，农村的地方自治实现起来非常困难，虽然民政部和中央的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实行农民的自治和农村的民主选举，但是大部分地方视中央的规定充耳不闻。

例如中办和国办在2002年下发的中央十四号文件，规定了选举村委会主任的办法，其中明文规定要先进行村委会的选举，如果选上的村委会主任是党员，就要将其推荐为党支部书记的候选人。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绝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先推选有上级提名的党支部书记，然后再将党支部书记作为主任候选人参加村委会的选举，这样就以乡镇政府的意志影响了村委会的选举。

而且如果村民选举产生的村主任即便是党员，但乡镇政府不满意，也要让其它人就任村支书。

地方政府就是用这种阳奉阴违的方法和中央做“游戏”，从而达到他们控制村民自治的目的。

第二，农民的负担加重。

在许多地方，乡镇政府在控制了农村的自治以后加大了农民的负担，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

这些费用中的相当一部分用来维持乡镇政府的日常开支和工资。

在湖南，在乡镇政府和农民之间成立了管理区，在湖北则有党总支。

这两层机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中所没有的，每一个管理区和党总支都下辖四五个村庄，甚至更多，它们各有七八个工作人员在进行工作。

这样就使得实际上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量增加。

例如湖南的衡阳县，乡镇的工作人员就有180人左右。

这样庞大的乡镇政府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这些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由于得不到上面的经济来源，因此为了维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就必须不断生事，没事也要制造出理由来向农民收费。

这样计划生育、教育等国家有明文政策的东西也被这些工作人员变成了敛钱的方式。

这样的状态就给农民在经济上带来了非常大的负担，使农民无法承受。

即使中央已经决定要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并给农民一定的补助，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实际上会由于乡镇政府的收费而加以抵消。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负担的减轻很难见到成效。

乡镇政府对农民这种掠夺式的收费使农村的经济处于破产的状态从根本上讲对乡镇政府也没有好处。

这是一种“双输”的局面。

但是比较来讲，农村的经济政治情况使得农民的处境更为困难一些，也使得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付出的代价会更大，道路也更曲折。

　　二、农民“反抗”的政治选择

农民的困境迫使农民采取应对的措施，从政治上采取选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农民采取了所谓“反抗”的办法，并试图“组织”起来。

1、农民的“反抗”

在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农民起来“反抗”是很自然的。

这种所谓的“反抗”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的上访

目前农民的上访已经成了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实际上就是农民对现实不满和利益受到侵害而做出来的首要反应。

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农民上访的量非常的大，上访的对象包括了市、省和中央。

上访的内容则五花八门，经济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干部腐败问题、农民受到欺负问题、土地受到侵占问题等等全部在内。

在上访的农民中，大部分都不是一次性上访，而是多次上访。

这些上访实际效益到底如何，农民的回答是只有一半以上有答复，而大部分的答复都是让下边继续调查和了解情况，而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解决。

有效的解决只占农民上访数量中的5－10％，而农民上访所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却很大。

经济上自不需要说，农民需要付所有的旅费，而在政治上上访是告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状，这些官员和政府自然不会对农民们有好脸色，无疑会实行报复。

此外各地和中央也有对于上访的规定，要遏制上访。

而地方则将限制上访作为地方施政的目标之一，限制上访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要对上访人员实行政治上的处罚。

这种处罚包括拘留、罚款和刑事审判，不少地方的上访农民在回到家乡以后受到了上述的处罚。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虽然农民为了上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的上访仍然不断，上访在前赴后继的进行着。

上访回来以后虽然农民要受到处罚，但处罚又更让农民继续上访。

这样本来不是一种反抗方式的和平上访在现实的农村政治里就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反抗”形式。

农民持续不断的上访表明农民对中央还有希望，但对地方已经完全失望了。

在调查中，农民们表示县、乡两级政府是欺负农民的，而中央是代表农民利益的。

但是多次上访的失败和不起作用，也使得一些农民认为，省、市、县、乡政府都不是和农民站在一起的，如果逼急了，农民迫不得已会用武力的办法进行“反抗”。

第二，农民的抗捐抗税

由于地方政府的税费严重，农民承担不起，因此导致许多农民拒绝交有关的税费。

这种现象在农村非常普遍，相关的报道也非常的多。

由于目前乡镇政府的运作主要靠农民的税费来进行，因此农民不交税费严重地影响了乡镇政府的运行和工作人员的收入。

在这些地区，乡镇政府办公条件很差，有的乡镇工作人员由于多年领不到工资，也只得将子女送到外地去打工。

农民的抗捐抗税造成的伤害是多样的，一方面使得乡镇政府不得以使出更恶劣以至荒唐的做法强迫农民交钱；

一方面农民也以各种各样的办法抗拒交钱，这样一来就使得农村的政治关系更加紧张，难以找到缓和的办法，经济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发展。

在农民们抗捐抗税的极端做法中，就是农民们组织起来以几万人或十几万人的规模围攻乡镇和县级政府，殴打政府工作人员，焚烧办公设备和办公大楼。

而与此对应，则地方政府调动武警和公安对农民的这种反抗进行镇压，抓捕领头闹事人员。

事后局面虽有缓和，但是从长远来看，农村的紧张局势没有办法得到缓解，政府与农民的尖锐矛盾长期存在。

2、农民的组织

在农民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农民也逐渐开始向组织化发展，这种利益要求体现在农民的组织上。

目前学术界认为农民之所以处于弱势，在于农民没有组织起来，因此许多人认为农民们应该团结起来，而团结起来的好办法就是成立农会，这种农会不是农民的经济组织，而是维护农民权益的政治组织。

湖南具有成立农会的传统，当年共产党在湖南搞革命就是通过农民协会而取得成功的，这种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的传统在湖南有很深的影响。

在当前农村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很多农民认为农民维护自己权益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农民的维权协会或者减负协会来维护农民的利益。

这种办法得到了主流学术界的支持和呐喊。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确实是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有可能维护自己的权益。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农民怎样组织起来。

在中国中西部的许多农村，实际上存在着三重组织结构：

一是村委会，由农民选举产生，但是相当多的地方村委会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

一种是党支部，实际由乡镇任命；

还有一层隐性组织就是由上访的农民代表所组成的农民“意见领袖”。

农民的“意见领袖”基本不参加村委会的选举，他们认为选举是假的，是被乡镇政府控制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代表不了农民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要表达农民的利益，就要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进行上访。

这样这些上访农民的领袖就组成了农村潜在的农民组织的基础。

在湖南一般一个村这样的农民领袖有几人到十几人，他们代表本村农民到省城和北京进行上访，在上访中村一级的意见领袖逐渐互相认识而形成了乡镇一级的农民上访组织，以及形成县一级的农民上访组织，协调县里农民的上访事宜，并从而形成了县一级农民的领袖。

这个隐性的组织结构就构成了农村农会组织的基础。

但是这个隐性结构实际上非常松散，主要的功能是协调而不是指挥。

这种松散的组织结构对于散沙一团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初级的组织形态。

对于湖南以外的许多地方而言，这种县一级的组织形态一般还没有形成，基本上还是以村为基础而形成的隐性农民意见领袖所组成的基层组织，仍然也是以到政府帮助农民说话和抗议政府的政策为主要目标。

就是这样的一种农民的组织形态，形成了农民所要成立的维护自己政治利益的农会的基础，但是这种基础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他们的组织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能代表的农民的声音也是很小的。

从湖南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组织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农会。

在政府的眼中，他们是一种破坏力量，绝对不允许他们成为正式的农会组织。

许多地方的这类农民的领袖都被地方政府抓了起来。

例如湖南涟源几年前就将要成立农民减负协会的农民领袖抓了起来。

从实际的中国情况看，政治性的农会成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种农会的出现只会导致农村政治关系的更加紧张。

作为中间的办法，在一些地方农民开始成立以经济为主的经济协会，这在一些地方政府来看就应该是农民的“农会”了。

这种经济协会式的农会也得到了不少地方农民的认同和支持。

这种经济联合体可以在乡镇实行联网，推动乡镇的经济发展，而乡镇政府和这些经济体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关系，甚至是直接介入，帮助这些经济体的发展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另外一方面也在控制着这些经济体不向政治性的农会转变。

在山东由于地方政府的推动，这些农民经济体已经开始发展并允许农民申请建立这样的经济性组织。

这样农民心目中的维护农民权益的农会在一些地方就变成了发展农村经济的经济实体了。

这也是一种农会组织方式。

这种方式非常类似台湾的农会。

台湾的农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时候走向了完全的经济实体型的组织。

农会帮助农民发展经济，提供服务、提供市场、提供技术，并且将农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金融组织，向农民提供贷款，这样的一种农会对于台湾的农村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稳定了台湾的农村政治。

这种在乡里成立的农会逐渐在市、县两级都有了总会，并在台北建立了台湾农民协会的全台总会，成了农民的利益团体，后来也成了国民党政治力量的重要资源之一。

因此，中国的农民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