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真实性论文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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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基于某种视角的对于历史某一片段的审视、渲染、发挥，应该凸显它的戏剧本色。

一、时下的历史剧研究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研究着笔墨于历史剧分类的精细化上：

不论是将历史剧两分的历史纪实剧、历史故事剧：

还是将其三分的历史正说剧、历史亚正说剧、历史戏说剧，或是正说剧、改编剧、戏说剧：

此类研究往往是将已有剧目进行归类，分别列举其区别于其他种类的特点之所在。

种种类别划分自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止步于类别划分与特点罗列，此类研究对于历史剧的再创作并无多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种研究致力于析解历史剧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差异，以历史记载为准绳指摘历史剧的失误，探讨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

这种做法仍有欠妥之处。

首先，探讨历史真实问题以历史记载为准绳难以立足。

历史真实问题即历史剧对于人物事件的叙述是否与事实相符，而历史记载不等于历史事实。

历史记载是主观化之后的产物，因此，以史书为准则证明历史剧的内容不符合历史真实就等于以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事物为标尺度量另一种思想产物的主观化程度，这本身就是难以立足的。

当然，历史记载的主观色彩并不能成为否定史书文献在研究历史方面所具备的价值的依据，更不能成为某些荒唐的戏说剧以“历史不可追寻”为理由进行自我辩解的挡箭牌。

确定的一点是。

纠缠于历史剧与史书记载之间的偏差、要求历史剧“为史学买单”，这种做法有失允当。

第二，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分属于不同的层面，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依存关系。

历史真实是实有层面的，发生过的、存在过的就是真实的，反之就是虚假的、伪造的：

艺术真实则是在假定性情境中展现的内蕴的真实。

是抽象层面的，具备历史的可能性、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就是真实的。

历史真实固然重要，但艺术真实才是历史剧的关键之所在。

倘若拘泥于历史真实的严正，失去了趣味性与丰富的想象力，历史剧只能沦为生硬刻板的教科书。

第三，事实判断不能代替历史判断。

即使历史剧如实展示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也仅仅是提供了作出事实判断的前提，事实判断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提供给人们有关历史的知识，而历史剧的目标在于作出历史判断，即在于传递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

历史判断包含着探讨“为什么”的成因判断以及回答“应该怎么办”的价值判断。

与历史研究相似的是，历史剧创作者同样应该“总是带着要解决某个问题的目的、动机去研究历史，也就是说，研究者要通过历史的考察寻求某种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因此，上述两种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同样疏于对目前历史剧创作整体性问题的析解和把握。

历史剧创作目前的困扰不是剧种比例的失调，即不在于说正剧太少而戏说剧泛滥，戏说历史、正说历史都是可取的形式，关键在于如何戏说如何正说，即历史剧该怎么说。

在于整体创作理念把握得是否精准。

历史剧创作的主旨是什么?

仅仅告诉人们往昔发生了什么?

充当声画并茂的教科书?

在有限的篇幅里，它所能给予的历史知识毕竟是有限的。

更何况人们收看历史剧的动机不在于单纯地获取历史知识。

当然，与其他种类的电视剧一样，历史剧作为大众文化时代的精神消费品之一种，提供消遣和娱乐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历史剧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在提供娱乐消遣的同时，挖掘深藏于历史之中的能够启迪当下、昭示来者的内蕴，吸取前辈的教训：

揭示往昔的智慧：

将历史书写成为对当代社会具备启发性的潜文本，以史为鉴，从而赋予历史以鲜活的面孔、崭新的生命。

对于将历史剧分为正说、戏说虽存在争议，但这基本仍是大家公认的划分方式。

当然“正说”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戏说，只是戏说的成分少一些。

为了便于进一步的论述，在此我们作出界定，将取材于正史、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以历史本身固有的矛盾作为剧作核心的历史剧归为正说，比如《一代廉吏于成龙》、《成吉思汗》、《汉武大帝》，而以完全虚构的矛盾为主线展示故事的历史剧归为戏说。

这里存在着一个戏说历史剧与一般古装戏的区别问题，戏说历史剧多是真人假事，譬如《戏说乾隆》、《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叙述的主要人物历史上实有其人，故事的历史背景也比较明确，但剧中的故事详情则是“三分属实、七分虚构”，创作者主观发挥的程度大一些，与正剧相较而言，戏说剧带有十分鲜明的娱乐色彩，不求如实但求有趣，除去历史剧之外的古装戏则是或来源于道听途说或取材于野史传闻，譬如由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小李飞刀》等等它的历史背景更加模糊。

历史剧具体应该怎样言说，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二、先看历史正说剧一言以蔽之，历史正说剧应当做到技术性方法上讲究“大事实小事虚”：

导向性方法上力求弘扬传统文化传递历史智慧。

不妨以屡受好评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为例。

在处理史有记载的史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时，此剧遵循着“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即首先大处谨尊历史。

毋庸赘言，历史剧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影视剧作，取材于历史就决定了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历史的顺序不能颠倒，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的面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人物的大致面貌不能虚构，特定历史时期的环境气氛、时代精神等等也应力求真实可信，《汉武大帝》以《史记》、《汉书》为蓝本，力求再现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全景式地描绘汉代人民的生活风貌。

此剧以恢弘的气势讲述了汉武帝刘彻自幼年至古稀纵横跌宕的人生，以浓墨重彩展示此间发生的七国之乱、儒道之争、汉匈和亲、李广卫青霍去病率领汉军征战漠北、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朝政治格局的整饬等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

同时，对细部多加雕琢。

丰腴的细节是史剧的魅力之所在，唯有如此，历史剧才能塑造立体的人物形象，才能摆脱生硬地说教、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历史剧才能让一幅幅陈年的面颊绽放新鲜的笑容，赢得观众的认可。

因此细节处理意义重大。

在正说历史剧中，“真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假事”应该符合人物的原有面貌，以有助于进一步表现其性格、促进故事进展为原则。

“假人假事”应当符合特定时期的历史氛围，具备历史的可能性，切不可随意编造。

《汉武大帝》一剧在抓住“大事”这一脉络之后，创作者在“小事”上下足了功夫。

以废刘荣立刘彻一事为例，对于这一事件。

史书上记载如下：

身体欠佳的景帝曾有托付众皇子于太子刘荣之母栗姬的想法，但被心无城府的栗姬一口回绝，于是景帝心生不满。

“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景帝怒”“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

”《汉武大帝》一剧中，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移植到了长公主刘嫖身上。

这一改动，有助于塑造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

因宿怨而费尽心机打击栗氏母子让刘嫖一向飞扬跋扈睚眦必报的性格得以完满展现。

不仅如此。

这一细节对于塑造一个前恭后倨、野心满腹、隐忍而富有城府的王娡起了延宕强化之功效。

自出场以来，王娡的形象一直是谦卑温和、善解人意的，面对妃嫔对帝王恩宠的明争暗夺，她表现出了少见的平和淡薄：

当后宫佳丽们为一件首饰而抢得方寸尽失时。

她的静如止水又是如此难能可贵：

在众多期盼着母以子贵的娘娘为太子之位绞尽脑汁之际，她却对彘儿的胶东王的位置表现出了颇能安抚人心的满足。

以致于窦太后与景帝都曾不止一次的褒奖王美人，赞赏她的兰心慧质。

然而到了景帝离世六年之后，在窦氏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她终于还是撩起了遮蔽其真面二十余年的面纱，开始以东宫之主自居，控制皇权、安插亲信、铲除异己、玩弄权势、圈地集财。

因此，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从王姑身上抹去，推迟了其暴露真实秉性的时间，从而强化了人物的隐忍性格，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对观众而言，反面角色伪装得越久、隐藏得越深、暴露得越晚，她所带来的震惊和愉悦就越耐人寻味。

当然，《汉武大帝》一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较为完满地复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的政治生活图景。

也不仅仅在于此剧塑造了诸如窦太后、景帝、武帝、王娡、窦婴、田玢、李广、卫青等等一系列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

更在于剧作中渗透的直抵人心的深浓情谊以及其中传达的处事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

不妨略举两倒。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通观全剧，《汉武大帝》之中饱含着浓厚的赤子之情、充溢着真挚的师生情谊。

有人将封建时代臣民对帝王的忠诚指斥为愚忠，甚至以此为据批评剧作者宣扬陈腐观念，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论。

先说“愚忠”，此剧同样不乏此类“愚忠”，文臣有晁错窦婴为整饬国局吏治而置身家性命于不顾，鸿儒有赵绾王臧为推进革新而撒尽热血，武将有飞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为抗击匈奴征战沙场。

使节有苏武张骞历尽劫难不辱使命，甚至是以公主身份远嫁匈奴的宫女小倩都有着一颗为皇帝效忠为大汉捐躯的热心。

他们敬忠家国的象征——皇帝，在今日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所谓的“愚忠”，但历史是容不得脱离具体时段的客观情境来做超时空的道德评判的，自夏启开创“家天下”局面以来，封建时代的国家名誉上是属于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倘若我们不让古人忠于一国之主——帝王，那我们要求他们怎么办呢?

彼时人物做到这般已实属不易。

这种对于家国的拳拳之心、对于天下的赤子之情不能不令观众动容。

再说师生情谊，剧中涉及景帝与晁错、武帝与王臧两对苦难师生。

以前者为倒，景帝与晁错之间的既是君臣又是师徒的关系，在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引起各诸侯国不满进而出现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的“七国之乱”时，势单力孤的景帝深知毒蛇啮指则壮士不得不断腕，挥泪痛斩恩师，晁错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行刑之前的最后的师生会面场景让人动容，作者以浓重笔墨渲染这一幅既悲凉无奈又窝心的图画，一个是君，面对二十余载的厚重师恩和即将到来的诀别而涕泪滂沱：

一个是臣，因长久以来的知遇之恩和即将到来的政治生涯的败北终结而老泪纵横。

倘若说君臣之谊带有那么一点“愚忠”，那么这师生之情则是足以穿越时空以致永恒留存的。

“动之以情”还需“晓之以理”，读史之所以能使人明智。

其缘由不外乎历史之中蕴含着处世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

历史剧的创作同样应该将传递历史智慧作为自身的使命所在。

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无非分两种，所谓内忧外患。

以汉代历史为例，内有藩王无视朝廷，各个自立门户且觊觎皇权而蠢蠢欲动，国家安定统一的局面经受扰乱：

外有匈奴屡犯边塞，烧杀抢掠，夺汉之钱财、劫汉之百姓，边境的安宁、国土的完整、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

不论是内部的统一安定还是外部的抵御抗争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毫无疑问，内忧外患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但如何解决却蕴含着大智慧。

对于内忧，汉朝在国力尚不足以震慑各方反叛力量的时候颁布削藩策终致“七国之乱”，文帝不得不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平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道理显而易见，任何事，唯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兼备的情况下才是可为的。

削藩对于巩固政权固然是必要之举，但汉景帝时期国力尚弱，并不具备顺利完成削藩的实力，必要而不可能的事情，不可为。

对匈奴的征战同样是教训累累。

汉代经历了文景时期的养精蓄锐，国力各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加之汉武帝励精图治，注重养兵买马，积蓄力量，武帝中后期的汉廷的确具备了与匈奴决一死战的实力，于是汉武帝宁穷尽一国之兵力也要为数十年来匈奴对汉廷的欺压劫掠羞辱雪耻。

但连年的烽火灼伤的不仅仅是曾经凶悍的匈奴，还有汉朝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尽享太平盛世的梦想。

长途征战，劳命伤财，汉匈之战彻底打败了匈奴，也严重损耗了汉朝的元气。

暮年的武帝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道理：

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才是硬道理：

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