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论文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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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1]二卷P306）民族的忧患与个人的责任感的强烈碰撞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病根的源头，站在“立人”的启蒙文学立场上，医治国民劣根性的灵魂，而这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便是鲁迅先生笔伐的对象，凝聚成鲁迅先生巨大的艺术结晶，这一形象是他在不同创作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鲁迅先生使“看客”这一群体形象显出同等地位，把他们都作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艺术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时空延展性和鲜活的力的美。

看客这个生活中的丑角经过艺术的典型化创造，变成了艺术美，这与作品中所熔铸的文化积淀、民俗传统和艺术特色是密不可分的。

一

鲁迅先生善于把社会现实过程艺术化，他的作品中具有一种“看客”效应，它表现为一些冷漠的旁观者把理应引起怜悯的伦理情感的反映转化为一种审美的反映，也就是游戏人生，在现实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寻求幸灾乐祸的价值取向。

而这又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传统中，民俗是一个特定的民众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在心理、行为、语言上世代相习、文化传承的生活方式。

鲁迅先生自小就生长在浙东文化浓重的民俗环境中，长妈妈、祖母等人的传授，个人的游历，民间文艺的表演、竞技、搏习等民俗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鲁迅，使他对当地的民俗耳熟能详，为他以后具有民族和地方乡土特色的艺术创作注入了生命力。

他曾明确指出：

“现在文学艺术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1]十二卷

到：

“暴君的臣民，只愿保证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

”（[1]二卷P366）这种在血腥面前游戏人生、玩笑开心的看客群体可谓在心理上达到了一种另类的狂欢，在人性上上升到了一个病态的极至，把对象的丑之为丑的本质深刻地揭露出来，正是这些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先生沉默则充实，开口则空虚，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种身患猎奇癖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给予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以特定的代名词：

“看客”，使之成为丑的艺术典范，这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社会中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美学影响力。

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注重个性刻画，同时又注重群体看客形象的描写，他善于在作品中设置一种民俗环境，“除了一般的民俗事象的环境点染……更重要的是作品以人的群体性格作为一个活动背景对某一人物形象的衬托和深化。

”（[2]P194）这种群体无意识、蒙昧的心理倾向正导致了看客这类畸形群体的出幕，继而把这种集体的情感外化为动作并加以强化，增强了美感的广延度。

例如《祝福》中的鲁镇就是一个极有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小镇，送灶的爆竹、准备的福礼等祝福的仪式为祥林嫂的出场构置了一幅民俗事象图，接着一系列看客的出现为祥林嫂哭诉阿毛的悲惨遭遇增添了些许气氛，然而这种场景让读者感觉到的只是浓重的黑暗。

当祥林嫂直着眼睛、不厌其烦地和大家哭诉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时，“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

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便特意来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

……许多人都发生了新的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

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

”（[1]二卷P17、P20）男人的没趣，女人陪出的眼泪，老女人的好奇都归结到一点上：

满足，然而这些赚来的眼泪只能是奴性肉体的暂时释放，满足之后又发生了新的趣味：

揭别人的“伤疤”。

《示众》以淡化情节、截取横断面的手法将看客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集中展示下的人物性格显得丰富、饱满。

犯人立在马路上示众，刹时间围满了大半圈看客，继而被围了好几层，秃头研究着白背心上的文字，胖孩子看着白背心研究发亮的秃头，飞来的小学生看着红鼻子胖大汉，还有长子、瘦子、老妈子、巡警等人的窥视透现出整个国民灵魂的示众。

精神的空虚、信仰的缺失导致了这些人精神上的无意识、麻木，行为上的扭曲。

这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手法，突出了人本环境这一表现民俗特色的载体，并且一针见血地体现出这个时代、地区、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病根。

马克思说过：

“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

”（[3]一卷P47）也就是说没有纯粹的个人，一个人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和他进行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

这种互相牵制的人本环境使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成为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的重大课题，民俗的建构正好为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为人生意蕴的追寻开辟了一条路径，具有美的文化底蕴。

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描述：

“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探头探脑地挨近来”（[1]一卷P430）；

《药》中那些潮一般涌向前看杀革命者头的人；

《阿Q正传》中那些看阿Q和小D打架近半点钟之久的人们，还有阿Q看杀革命党时说：

“咳，好看。

杀革命党。

唉，好看好看，……”；

（[1]一卷P509）《肥皂》中四铭看到孝女求乞，一大圈的人只是打趣，其中两个光棍大开秽语发泄肉欲；

《示众》中看客群体的展示，那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看到别人行刑时说到：

“阿，阿，看呀！

多么好看哪！

……”；

（[1]二卷P72）《娜拉走后怎样》中写几个人张着嘴愉快地在洋肉铺前看剥羊；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认为“人类是喜欢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倒觉得颇有趣的。

”（[1]七卷P119）《论睁了眼看》中一群人呆着看一辆坏了的车；

……这些爱看热闹的看客，男女老少俯拾即是，不论是看疯子、看斗殴、看杀革命党、看孝女、看剥羊、看打人还是看坏车等等，都是在赏玩苦难，这既是自身的悲哀，也是革命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悲哀，这种游戏人生的民族劣习证实：

不推翻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中的恶瘤，不去进行彻底地革命，中国就没有出路。

鲁迅先生浓墨重彩地着眼于这种社会的人本的环境，探寻人性美、人情美，使这些具有特定社会心理素质和文化性格的生命活体暗含着这一心声，它呼唤着一个启蒙时期的到来。

“以民俗为内核的人性文化机制的确立，使我们得以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构架文艺的民俗化倾向、内涵和审美价值。

”（[4]P81），而鲁迅先生正是在作品中灌输了这种崭新的人学观，从残酷、吃人的另类民俗中品味人性、批判人性，才表现出一种宛如木刻画般的刺目和深度，体现了独特的现代民俗观，具有厚重的审美情感和浓重的审美效果，为现代民俗学注入了一种刚健的力度。

二

看客这一边缘形象的出现之所以能够使读者产生一见如故、似曾相识的艺术魅力，具有如此大的艺术美感，除了鲁迅先生站在启蒙文学的立场上，从民俗文化的剖析入手，改良不幸的人生和社会，揭露病苦和劣根性，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还在于他运用以喜审悲的多元的创作手法，也就是不拘一格地把喜剧因素引入到悲剧中来，对这个艺术的丑角进行反向的审美关照，这种手法不同于一般的创作理念，而是以婉而多讽、怪诞的风格和笑的特征拉大了读者与文本的心理结构，从而具有一种美的张力，创造出自己新的特色。

别林斯基说过：

“群众只懂得外部的喜剧性；

他们不懂得有一个喜剧性和悲剧性交叉之点，所唤起的不是轻松的、欢快的。

而是痛苦的、辛酸的笑声。

”（[5]二卷P125）在现实生活中，看客就是这一类群众，这正是他们不觉醒的外在形态的集中体现。

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1]一卷P192、P193）纵观这些描写看客的作品，它不仅仅体现在于落后毁灭进步，更在于落后牵制落后，这两种逆行的情感复合使悲哀的心绪无以复加，而这种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性的悲剧、社会的悲剧，看客就是这种艺术化的悲剧对象，这一艺术结晶凝聚了他深广、沉厚、清醒的艺术理性。

首先，鲁迅先生描写看客的笔调是幽默、轻松的，同时又建立在讽刺的基调上，剔骨析髓，宗白华先生的见解颇为精妙，他认为幽默应该是“以广博的智慧照瞩宇宙间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了解人生内部的矛盾冲突。

在伟大处发现它的狭小，在渺小里却也看到它的深厚。

”（[6]P76）这种双向逆转的冷幽默的确达到了一种审美的艺术效果，表现出看客戏谑、卑劣的丑态和一种人生的看法。

在《阿Q正传》中写阿Q临刑前游街示众，周围是“张着嘴的看客”、“蚂蚁似的人”，而那些喝彩的人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这样的一个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

他们白跟一趟了。

”（[1]一卷P525、P527）这个结尾可谓滑稽、诙谐，它采用客观叙事视角来叙述，极其精到而传神。

死亡本就是一出悲剧，而人们却要喝彩，此其一怪；

以自己对行刑方式的嗜好来开死亡的玩笑，此其二怪；

在别人走向坟墓时寻乐无望并加以埋怨，此其三怪；

这种悖于伦理、良知、恶之又恶的怪癖实在让人无言以对、哭笑不得。

另外，在《药》中描写围观的民众“颈项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押住了，向上提着”（[1]一卷P441）；

《示众》里“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1]二卷P70）；

在《一思而行》中鲁迅先生更是单刀直入地对看客予以抨击：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

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

”（[1]五卷P474）这些比喻、夸张、白描的手法增强了讽刺的效果，在审美心理上给读者以生动、形象、有力的美感。

其次，鲁迅先生受到果戈里、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影响，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艺术风范为榜样，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种文章往往以看者的笑来对示者进行幸灾乐祸的玩味，通过笑来增强喜剧性的效果，以笑来释悲、笑中带刺，犀利精深、发人深省。

（[1]一卷P64）萨利认为，人们在发笑时和在游戏时的心绪是根本相同的，“发笑，在于对规章的违犯，或对秩序的破坏，和在于尊严的丧失。

”（[7]P251）《孔一己》中以“我”只有在孔一己到店的时候，才可以笑几声来回忆下文，然后写了所有喝酒人的笑，孩子们的笑，掌柜的笑，孔一己在笑声中辛酸地出场，又在笑声中悲惨地隐去，这无疑是流着血和泪的笑，这种心理的错位大大拉开了看者与示者的距离，起到一种反差的审美效果。

《狂人日记》中写“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1]一卷P423、P424、P427）……这无疑把生活中平常而隐的东西暴露出来，通过笑看到恐惧、悲剧，从而在对丑的戏弄和嘲笑中获得美感，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笑者和被笑者都是同一性质的群体，笑别人也就是笑自己，这种民族的劣习就是一个大染缸。

另外，鲁迅先生异域取材，大胆吸收新文化，在描写看客的作品中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无意识、本我、梦境的影响，显现出怪诞的风格，“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与奇诡……奇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

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喻的反常感觉”。

（[8]P54）不论是精神病患者“狂人”、精神胜利法的代表阿Q、梦到死后情形的“我”、看采薇的乡人还是裸着全身在旷野中对峙的男女等等都体现出一种荒诞离奇的意境。

当代德国批评家凯泽尔认为“怪诞是异化的世界”，“是一场同荒诞进行的游戏”，“一种唤出并克服世界中凶恶性质的尝试”。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