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历史进程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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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初是《马氏文通》派的大肆张扬，其后是“模仿派”的驰骋天下，接着是４０年代的“革新派”，５０年代的“规范化”，再后就是“功能派”“形式派”“生成派”一代一代的兴替。

现代中国语言学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都是以语法学研究的转移为转移，以语法学的兴衰替换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研究时代。

一代代的汉语研究家，也都将他们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语法学的研究之中。

在现代中国语言学的百年研究史中，几乎没有不研究语法的汉语言学家。

在这段时间，其他语言分支学科也得到过一些长足的发展。

如现代汉语方言学、古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学、修辞学等。

但它们都没有取得像语法学那样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其中除古文字学因有着它特定的材料发现的原因外，其他学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语法学研究的影响。

无论从研究领域，研究理论或研究类型来说，汉语言学多学科的全面繁荣是在８０年代以后的事情。

　　其次，《马氏文通》以它的研究规范左右着其他语言学科的发展。

《马氏文通》不仅在研究内容上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学科发展规模，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方面也都给其它学科定下了学术发展的框框。

虽然在后来的语法学发展上，对《马氏文通》的传统都有更革，有的甚至直言是对它的革命，但静观其往，仍以沿革居多。

这就是因为《马氏文通》的研究规范已经深入到后来者的思维定式之中。

这突出表现在理论依据的取向上。

《马氏文通》的理论参照系是以西方语言理论为基准的。

马建忠直言道：

“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

”[1]“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据，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

”[2]这种向西方语言学寻找理论支撑点的作法在百余年的历史中似乎形成一个传统。

在这以后几乎所有有影响的语法学家的理论体系中，都可以寻觅到西方语法体系的框架。

如刘复《中国文法通论》之于斯威特的《新英语语法》，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之于英语的《纳氏文法》，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和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之于叶斯泊森的“三品说”，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之于马伯乐、房德里耶斯。

这种习惯于向西方寻找理论支撑点的作法影响了汉语研究的几代人。

也使得汉语语法研究的大势总是表现出把西方语言理论向汉语研究领域进行“移植”，并使之日渐“精致化”的特点。

这种倾向的极度发展，导致了８０年代中国文化语言学首先在语法学界的发难。

它呼唤汉语研究应该向中国语文传统的人文精神靠拢，这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轨道首次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再次，《马氏文通》在研究方法上也确定了以后研究的基本路子。

《马氏文通》认为：

“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

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

是宜博引旁证，互相比似，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著为典则，义训昭然。

”[3]这种一反语文学习传统“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的习惯，主要用“博引旁证，互相比似”来发现汉语句子规则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它发展到后来就是在分析范围、取舍材料上的固定化，在例证数量上的精确化，在运用方法上的统计化。

王力在写作《中国现代语法》时，所利用的材料就是以《红楼梦》为主，这比起《马氏文通》的取材止于韩愈文章的作法在材料范围上明确单一了许多，但取材之道却同出一辄。

发展到后来，也就很自然由断代的共时研究进一步过渡到极易量化的“专书”“专人”式研究。

　　在外来语言理论指导的宏观控制和内在实践的具体制约下，这种研究的宗旨也就很自然是以发现语言的形式规则为主要着眼点了。

在这种语言研究观看来，前人对语文经籍的认识并没有揭示汉语文法，那时的古籍仍属“初无成法之可指”。

这样也就把发现“华文义例”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应该说，在《马氏文通》中，在揭示“华文义例”的工作中还是注意了贯穿于“文理”之中的“文气”“文运”的。

这实际上就是把抽象的句子组织规律与背后蕴藏的表意功能结合起来了。

在后来者的研究中，对这种形式与功能结合中的前者继承有加，对后者却日益忽视，终于走上了纯形式化的道路。

　　这样，汉语语法研究在理论倾向、研究方法、研究宗旨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也就影响、酿造着整个中国语言学界的基本大势。

其他支分学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语法学的影响。

如在研究方向和重心上，修辞学向“辞格化”的偏移，方言学向“语音差异”方面的集中，文字学向“字形化”“字体化”的倾斜，都与这种学术影响有关。

而与人、与语言的文化功能相关的研究则基本没有展开。

汉语言学研究中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义学、语境学、人类语言学的出现，都是进入８０年代以后的事情。

　　二、未能充分展开的汉语词汇研究

　　在汉语言学研究的这样一种大势中，汉语词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未达到它作为一门基本学科所应该具有的规模。

这种整体实力的单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从学术代表人物来看，在词汇领域提出过系统研究成果、或以词汇研究成果显世的学者寥寥无几。

１９８３年，北京语言学院曾编辑出版了五册一套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评传，收了近１００年来的２１６位中国语言的研究学者。

可以说这些学者基本代表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书中对学者们都冠以了学科研究家的名称。

如用得最多的是“语言学家”的称号，其次有“拼音文字提倡者”“文字改革运动家”“语言文字学家”“语法学家”，共有２０几种学科头衔称谓。

其中以“词汇学家”冠名的只有两人。

这反映出专攻词汇学并以此显世的人数之少，而其他有关汉语词汇的研究成果大多由“杂家”所完成。

　　从传统研究和现代派研究的关系来看，则是新旧并存、势均力敌的“共和”局面。

如果说这段时间语法学界是以“立”为主，并不断以新立代替旧立的话，那么在词汇学界则是传统型与现代型长期并存。

一方面是承继传统词汇研究、作为整个传统语文学基础学科的训诂学日渐衰微，但又间有新作，并在某些理论领域和应用领域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是新派的词汇研究始终少见有影响、有完整体系的词汇理论著作出现，难以形成气候，取代不了旧型研究。

可以说，这是一个在词汇研究中没有主流派的时期。

　　从研究成果来看，产生有重要影响的成果数量也很少。

这段时间语法学的研究成果最多，每一个新研究时期的到来都有显示完全不同研究风格、有相当研究深度的专著出现。

随之而起的是一大批对首倡者进行呼应、完善，并蕴造成气候的著作。

就是在语法学以外的学科，也都有自己卓立于世、奠定后世规范的理论成果。

如修辞学的《修辞学发凡》、古文字学的《甲骨文字研究》《古文字学导论》、方言学的《现代吴语研究》等。

而在词汇学界，却是旧派的成果多而不显，新派的成果虽然可以《汉语词汇》（１９５４年）为源头，但续之者却难以成势。

据统计，《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所收录的本世纪初到１９７９年为止有影响的语言学著作，语法学５７部，修辞学１１部，文字学古文字学１２６部，方言学２９部，音韵学３２部，语音学５部，训诂学８部，词汇学只有５部。

这个数字表明，词汇方面的研究与它所具有的重要和基础学科性质很不般配。

又据宋永培《二十世纪汉语词义研究史》一书的大纲，在拟评述的本世纪２８种古汉语词义研究代表作中，前８０年的只占１０种，其中独立成书的只有４种，都集中在传统训诂学中。

　　从词汇学对其它学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它也没提出足以影响、支配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在语法研究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词汇研究领域成为单纯是新观点新方法的接受学科。

学科拓展和边缘学科的形成，如语法与修辞的结合，语法与逻辑的结合，语法与语义，古文字与古史研究，方言与文化，文字与汉语规范及普通话，也大都与词汇学没什么关系。

词汇学科内有些有新意的研究，却表明它们都是在采纳了其他学科的成果之后才发生的。

这种状况与在传统语文研究中，词汇研究一直是作为最基础、开展得最充分的研究领域，并代表着语言学史的分期这一卓越传统形成强烈的反差。

　　有理由认为，汉语词汇学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前８０年中，仍处于一门未曾充分展开的次要学科地位。

在这里，旧的研究依然存在，新的研究尚未壮大。

相比于在此之前深厚的考释基础与在此之后重于理论探索的两个研究时期，这一时期在汉语词汇词义研究的整体面貌上表现出新与旧、开拓与延续、尝试与回味并存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一种统治一切的学术势力。

一直到汉语研究进入８０年代，语法研究的形式化走上极致，使得研究方法与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更，而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将它的目光很快转向语言与文化的“富矿”词汇领域时，这种状况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三、汉语词汇研究的四种类型

　　未能充分展开的汉语词汇研究，这是在评价本世纪前期的汉语词汇现代研究史中首先应该看到的基本事实。

那么，在具体论述这样一种研究状况的断代史时，应该根据什么线索来划分它的发展阶段，并从哪几方面来认识它的发展全貌呢？

这里最方便的仍是从词汇研究的基本倾向所体现出来的词汇研究观和方法论入手。

据此可以分出传统派的词汇研究、社会功能观的词汇研究、结构观的词汇研究、人文观的词汇研究四种类型。

　　在这四种研究类型中，传统派的词汇明显继承了传统语文学中的训诂学那一套。

它们以古汉语词汇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章太炎、黄侃之学为学，讲究功底，对材料有相当扎实的占有；

观点的提出非常慎重，新观点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对材料的感性体悟；

对口语一般都不太注意；

主要活跃在高等教育界，培养了不少的后继传人。

　　而后三种研究类型，无论是从研究材料还是基本思路来看，它们的共性都更多些。

它们共同构成了汉语词汇中的新派。

这一派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当代语言，特别是口语的研究；

对西方语言理论比较敏感；

对词汇的形式用力较多，对词义关注比较少；

大都能把词汇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进行研究；

研究者大都进行过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薰陶和训练，注重研究方法的运用；

对语言材料在时空上的分辩相当细心。

　　汉语词汇现代研究四种类型的划分，只是对它们的研究特点和重心所作出的一种判断，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四个前后相替的时期。

这主要是由这一学科本身发育的不充分造成的。

传统词汇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前５０年中占据的份量还比较重，随着新派研究的兴起，它并未消失，仍得到相当的延伸，只是在范围上更加明显地局限在古代汉语的界域中。

这种古今时代的明显差异，到了８０年代人们在研究中感到对汉语词汇共时状态的认识更为重要之后，才慢慢地缩小。

　　后３０年中才活跃起来的其他三种研究类型，在它们之间也未出现相互替代的转型性变化。

人文性词汇研究最为薄弱，尽管它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但从对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和从事研究的规模来看，只能算是处于个别进行的零星状态。

比较有影响的是功能和结构的两种研究类型。

在５０、６０年代，主要是功能研究活跃在词汇学界。

从６０年代起，结构的研究开始在中国兴起。

虽然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它与其它学问一样陷于沉寂，但在７０年代末社会入轨、学术复兴的到来之际，它一时成为最为活跃的学术流派。

即便如此，它也没有取得一花独放的统治地位。

　　下面就对汉语词汇现代研究史中的四种研究类型进行扼要的分析。

　　　　　　　　　第一节　传统词汇研究的延续和发展

　　一、２０世纪前期传统词汇研究的主要领域

　　现代的传统词汇研究主要力量是以章太炎、黄侃为首的章黄学派。

章太炎（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