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钧杰的三农情结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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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科学论述，用以武装头脑，坚持改革不动摇！

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大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力度，使‘两个轮子’同时转得更快，促进安徽农业高速发展，推动安徽农村经济全面振兴。

”

　　史钧杰讲的安徽农村改革的“两个轮子”，一个是农业生产改革，一个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他一直把这个观点坚持不懈地付诸实践。

　　从1954年开始，中共安徽省委由点到面地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农业生产3项改革，简称“三改”：

一是改变夏秋两季收成比重，使夏收（包括初秋收成）大于秋收；

二是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推广马铃薯和胜利百号山芋，沿淮地区逐步改种水稻；

三是改变广种薄收习惯，实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沿江地区改一季稻为双季稻，由两季收成改为三季收成。

经过2年奋斗，“三改”成就显著。

1955年全省粮食空前丰收，总产227亿斤，比上年增加一倍多。

往后多年，“三改”仍是安徽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人们称“三改”是一次“绿色革命”。

　　1954年“三改”刚一起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就抓了许多个点。

在种植双季稻上，曾希圣直接抓的点是安庆地区和桐城县。

史钧杰当时担任安庆地委常委兼秘书长，全力协助地委书记许少林抓好桐城县和安庆郊区总铺大队两个点，一年至少有两个月时间在点上工作，实行“四同”：

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

他在蹲点过程中，从计划安排到茬口调节，从改良品种到秧苗培育，从开发荒地到水面利用，从农活的细致安排到插花田的调整，从工具改革到劳动力的布局，从消灭低产田到改造落后队，环环扣紧，一着不落。

1955年，全省特别是安庆地区较大面积改种双季稻并获得明显成效，曾希圣非常高兴。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各省要编一本农业生产经验的书的指示精神，曾希圣亲任主编，发动各地认真总结写稿，精选了128篇90多万字，编成《安徽省农业生产经验》一书。

这本书为双季稻专设了一章，安庆地委根据省委的部署，先后两次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

许少林主持会议，史钧杰从座谈会上获得大量数据和典型事例后，加班加点开夜车写了两篇很有分量的报告。

史钧杰后来对我说，写这两篇材料，我是投入很深的感情、下了很大劲的，开夜车每晚要吸一包香烟。

　　史钧杰执笔总结安庆地区种植双季稻的主要经验：

一是积极领导，因地制宜；

二是掌握季节，安排茬口；

三是推广先进经验技术，加强田间管理；

四是选用优良品种和早熟品种。

文章内容实在，结构严谨，语言通俗。

　　1955年至1962年，安庆地区双季稻连年丰收，史钧杰的思想也连年丰收。

他十分赞赏农民编的顺口溜：

“双季稻，就是好，旱不掉，涝不了，它是农民一个宝。

自从种了双季稻，多收粮食多收草，一季收成抵一年，‘三改’办法就是好。

　　二

　　1963年8月，史钧杰从安庆地委副书记岗位下放到桐城担任县委书记。

这次职务变动的政治背景是：

曾希圣因推行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被调到四川，安庆地委书记许少林因跟着曾希圣“搞单干”被调到江西降职使用，史钧杰是许少林推行责任田的主要助手，所以也被降级。

　　史钧杰来到桐城第二天，就要我提供全县种植双季稻的资料。

当时我在桐城县委办公室工作，负责搞通讯报道。

我将刊登在《安徽日报》上的《双季稻胜利了》《桐城县种双季稻的经验》等10多篇文章的剪报送给他，他看后说，这些资料很宝贵，看来双季稻确实是桐城粮食增产的法宝。

没过几天，史钧杰便下乡了。

他下乡一般不坐县委小汽车，我问他为什么不要车子，他总是笑笑说：

“用两个脚量好，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嘛。

”当时桐城全县63个公社他都跑到了。

他走村串户，深入调查，紧紧依靠并带领全县54万人民踏实苦战了3年，在1965年桐城县的统计年报上，出现了这样一组数字：

全县粮食总产量4.1亿斤，亩产量800.4斤；

双季稻种植面积31.32万亩，占水田总面积的63%；

双季稻总产量2.6亿斤，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63.79%。

与1962年对比，粮食亩产量增加252斤，总产量增加1亿多斤。

　　于是，桐城县成为安徽省第一个粮食亩产超《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县，比《纲要》要求的时间提前3年。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派几位艺术家赴桐，拍摄了《桐城县双季稻大丰收》的艺术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影片时长一个小时。

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陈勇来桐城采访史钧杰，写了题为《桐城――安徽第一个粮食亩产超的县》的文章刊登于《人民日报》。

1966年3月，在安徽省政府举办的全省农业展览会上，桐城县作为先进典型在第一馆展出。

全省稻产区的人们纷纷来桐城取经，桐城县委不得不在粮食亩产超千斤的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徐河公社盖了县委第二招待所。

　　史钧杰是一位十分严谨的人，对统计工作慎之又慎，他挑灯夜战，对计划委员会统计科统计员陈振环送来的年报上的所有数字审了又审，在确认无任何水分后，才提笔在年报首页上端端正正签上“史钧杰”3个字。

　　不久，史钧杰又严肃地提出一个新问题：

“双季晚稻产量还不高，大有潜力可挖。

要力争晚稻超早稻，实现双季稻持续稳定高产。

”1966年5月，他奉调到卫生部工作，临行前，史钧杰满怀深情地说：

“我热切盼望下次回到安徽时，桐城晚稻超过早稻。

　　晚稻超早稻的思想形成，是史钧杰来自群众的实践。

他在主政桐城时，已经着力在做这篇文章了。

他首先选择条件较好的大沙河中下游的徐河、白果、练潭、双铺、新安5个公社作为高效丰产片。

为了改善这一片的生产条件，1963年底，他和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县长李抗东跑遍了5个公社。

根据这里与金鸡笼发电厂只有一河之隔的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他亲自规划、筹资……不到一年时间，把这几个公社的电架通了，解决了这里圩田易涝的电机排灌难题，这为粮食高产打下了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为了总结几个地方晚稻高产典型的经验，以及晚稻低产地区存在的问题，1964年春，史钧杰到石河公社翻身大队汪庄生产队住了3个月，当年汪庄生产队有21亩双季晚稻单产超过了早稻。

1965年秋天，史钧杰又打着背包住到徐河公社聂祠大队一户社员家里，并带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思魁、县农业局副局长章德年、县农业局技干刘忠亮等人到这里蹲点；

又从省里请来了种子专家陈鸿佑、李光恒等人同他一起滚稻草，用“三结合”的办法，探索晚稻高产栽培技术。

　　此时，史钧杰从大量农村调查中已清晰地认识到：

相对来说晚稻单产低于早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品种老。

全县绝大多数社队基本上是“三小稻”（小红稻、小麻稻、小白稻）当家。

“三小稻”秸秆高，不抗倒，产量低，造成丰收的架子、低产的结局。

面对这一现实，从改良品种突破，促进双季稻产量再上一个新台阶，便成为摆在他面前的迫切任务。

　　1964年4月，他在合肥开会时得知江苏有些地方引进世界稻（“农垦58”）实现大幅增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叫我通知县农业局种子技术员蒋立顶迅速到合肥来见他。

次日，蒋立顶到合肥稻香楼宾馆找到史钧杰。

史钧杰命蒋立顶前往江苏，并亲笔写信给安庆地委副书记钱俊瑞（钱俊瑞是从文化部下放到安庆地委当副书记），请钱写信给江苏省副省长管文尉和江苏省农科院院长顾复生提供帮助。

史钧杰特别交代蒋立顶：

“你去不仅是调种，还要把外省的技术学回来。

一定要在桐城试种成功。

”蒋立顶领命后，日夜兼程，先到南京找到管文蔚副省长，管写信到省农林厅种子处，再由种子处开了到江苏丹阳练湖农场调2万斤世界稻的介绍信。

取到种子后，由同去调种的县粮食局黄君将种子运回，蒋立顶又赶赴浙江宁波农科所向该所技术人员了解世界稻做双季晚稻试验的资料，并请教了有关技术问题。

回桐城后，蒋立顶写了一篇《世界稻在浙江宁波做双季晚稻栽培的调查和在我县栽培的技术意见》呈送史钧杰，史钧杰让蒋立顶铅印2000份，选择了6个示范点，12个试验区做认真对比。

这一年，“农垦58”在桐城共试种987亩，平均亩产达512斤（比当年小红稻亩产增收128斤），最高的亩产达804斤。

试种成功后，1965年，史钧杰决定扩大到8万亩，平均亩产达到654斤，种植面积占当年双晚总面积的22.86%，而总产量则占全县双晚总产量的36.55%。

　　“农垦58”从1964年在桐城落户后，在桐城县推广双季稻这一重大耕作制度改革的舞台占据了15年之久，累计种植面积410万亩，增产10亿多斤。

1986年，史钧杰到桐城调研时，得知桐城已经实现晚稻超早稻，当年全县早稻总产量26162万斤，双季晚稻总产量28360万斤。

晚稻比早稻多收2198万斤。

他高兴地说：

“桐城晚稻终于超过早稻了！

　　三

　　在推行以责任田为主要形式的安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史钧杰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在左倾大棒遏制责任田的紧要关头，史钧杰毫不含糊地表明坚持责任田的立场，旗帜鲜明地保护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

　　1959年至1960年，由于左倾指导思想肆虐，安徽农村同全国农村许多地方一样，农民积极性极度低落，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全省粮食产量跌落谷底，全省农村绝大多数社队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安徽省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推行实为包产到户，名为责任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61年3月7日下午，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桂林栖同志（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8号上午来桐城，传达省委关于农村工作的新精神。

3月8日上午10时许，桂林栖一到县委机关便立即召开座谈会，安庆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副书记史钧杰等人接到省委通知后已先期到达。

会议一开始，桂林栖开门见山地全文传达了省委《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问题（草稿）》，接着简要介绍责任田的思想形成过程和南新庄试点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等情况，要求安庆地委和所属的13个县委认真贯彻，大胆试行。

平时开会不抢先发言的史钧杰沉思片刻后第一个发言说：

“搞这个办法，是真正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

少林同志和安庆地委同志也曾苦苦思索如何真正让社员当家做主。

现在曾（希圣）政委提出这个办法，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桐城座谈会后，安庆地委立即组织试点。

史钧杰当仁不让，满腔热情地到怀宁县三桥公社牛岗大队当点长。

在试点过程中，创造性地开展了以“五统一”（计划统一、包产部分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使社员把分户经营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1961年，全地区93.9%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后，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量比上年增长4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62年1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责任田被指责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而强行改正，积极推行责任田的史钧杰像安徽许多干部一样思想不通，他拒绝检讨推行责任田的“错误”，并竭力保护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

　　1962年3月20日，改组后的中共安徽省委发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

全省许多基层党组织和各方面人士，向中央和省委写信，要求不能改正责任田。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庆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下放到太湖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钱让能，他在1962年5月写给毛泽东的《关于保荐“责任田”的报告》，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

1962年8月2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钱让能的报告写了一段批语：

“印发各同志：

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