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部编版语文九年级下册名著导读《儒林外史》及复习题含答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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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
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
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
‘众人劝着不住。
金有余道：
你看，这不是疯了吗？
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
’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
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
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
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
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
“噫！
好！
我中了！
”欢喜得发了疯。
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
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
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
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
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
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
“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
‘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
’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
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
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
两边看的人多笑。
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
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
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
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
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马二）、鲁编修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
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
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
“古语说得好：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今什么是书？
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马二先生是八股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这还不够,最可悲的是,他是那么真诚执著地引导别人走自己已经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老路。
这是对他尖锐的讽刺。
马二先生宅心仁厚，乐善好施。
差人拿着写有蘧公孙叛逆罪的呈子给马二先生看，“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仔细询问后求差人“千万将呈子捺下”。
差人借机向马二索要银子，索要不得，转身要走，马二先生忙说:
“不是这样说，你同他是个淡交，我同他是个深交，眼睁睁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来，这就不成个朋友了。
”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
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
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
“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
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
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
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儒林外史》中写得好的不是完人，而是卑微的小人物，或是丑人。
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1.儒生形象
a.利禄熏心，热衷功名的腐儒：
首先集中力量叙述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巨大的力量引诱、摧残读书人的心灵。
周进头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
b.沉迷于八股和封建礼教的自害与害人者：
马纯上、王玉辉、鲁小姐。
马纯上为举业空耗终生，反而一再热心宣扬“科举”，认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结果成为麻木愚味，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的人。
展示一个被科举制度异化的读书人的迂腐灵魂。
王玉辉深刻地反映了“良心与礼教之冲突”（鲁迅语），封建礼教对其灵魂之腐蚀已到惊人的地步。
c.道德败坏，招摇过市的骗子。
匡超人、牛浦郎
原本是纯朴的青年，后来中了八股毒害而堕落。
匡超人本是农家子，后诋毁师友，忘恩负义，停妻再娶，成了江湖骗子。
2.官绅形象
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官僚缙绅，更是令人感到卑鄙可憎。
南昌太守王惠，唯一的信念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刚到位，便了解此地“出产”。
知县汤奉为求升官，沽各钓誉，竟将回民师傅迫害致死。
将五十斤牛肉堆在枷上，三日师傅断命。
绅士：
严贡生（严大位，字致中）、严监生（严大育，字致和）、王仁、王德。
3.形形色色的假名士
最初热衷科举，碰壁之后，转而清高，毫无真才实学。
类三、类四公子、杜慎卿
他们故弄风雅，空虚做作，不学无术。
明明是趋势之徒，却伪装不叩权门；
明明是不学无术之徒，却故弄风雅。
愚蠢自嘲，使人发笑，也使人憎恶之行经。
4.作者所肯定、赞颂的人物。
分为两类：
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市井小民（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
理想人物：
杜少卿、沈琼枝。
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
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
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
”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
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
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
”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
“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其身上寄托着作者理想。
“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眼里没有长官，又没有本家”，“做慷慨仗义之事”。
巡抚荐举他入京作官，他装病不去。
县令罢官无处安身，他请到他家住。
他无视礼教，与妻子携手游山饮酒。
他是具有个性理想的人物。
沈琼枝：
新女性形象，她被骗为盐商宋为富作妾，不甘作小，私逃南京，靠刺绣、卖文为生，自食其力。
迟衡山：
强调“礼乐兵农”，幻想用古礼古乐来挽救世道人心。
庄绍光：
无心仕途，专门闭户著书。
他们修建和祭祀泰伯祠。
在这类文人身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
市井奇人：
最后一回，塑造了四个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人物：
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写字的季遐年，裁缝荆元。
不受名教礼法约束，不受功名富贵羁绊，追求自由生活，表现出正常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
【小说主题】
全书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衷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一群考取科名的读书人，他们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从而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
【艺术特色】
第一、卓越的讽刺手法。
《儒林外史》以讽刺作为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讽刺手法又表现出多样性，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这是此书的最主要特色。
首先，《儒林外史》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
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以主观偏见去阉割对象的丰富内容。
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杜慎卿取材于青然先生，，杜少卿也是以吴敬梓自己为生活原型等。
作者注意表现对象身上的喜剧性因素，又将之还原到生活之中。
例如马二先生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
但他同时又富有同情心，慷慨仗义，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他送钱送衣资助流落他乡的匡超人。
但是作者在写他的义举时，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
他出题目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嘱咐匡超人以文章举业为重，以争取功名富贵来荣宗耀祖，显亲扬名。
又如，王玉辉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为了“青史留名”，他鼓励女儿殉节，在女儿死后，还“仰天大笑道：
‘死得好!
死得好！
’”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儿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却“转为心伤，辞了不肯来”。
后来在苏州见到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却又想起了他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作者通过他矛盾心情的揭露，掌握了人物复杂的性格，同时又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面目。
其次，《儒林外史》还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使这部书不仅成为一部儒林丑史，而且成为一部儒林痛史。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
他笔下的喜剧性人物都有某种悲剧性；
如周进、范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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