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政治的一般理论1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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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

《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

“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

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

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

”[1]（）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

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

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

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

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

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

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

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

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

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

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

“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

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

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

他指出:

“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

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

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

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

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

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

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

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

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

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

”（第6页）又说:

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

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

（）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

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

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

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

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

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

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

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

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

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

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

黑格尔说:

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

”（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

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

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

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第253页）。

“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第254页）。

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

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

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

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

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

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

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

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

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第257页）。

《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着名论断:

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

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

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

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

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

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

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