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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段:

由军事占领转向政治斗争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本无争议,但由于南海海域作为国际经济安全通道的价值不断上升,特别是随着国际机构对其潜藏的丰富石油前景估测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海洋权益意识的凸现,南海问题才不断被“炒热”,成为亚太地区潜在的热点之一。

从1970年7月开始,菲律宾率先入侵南沙群岛。

至1980年,先后进占了马欢岛、费信岛、中业岛、北子岛、南钥岛、西月岛、双黄沙洲、司令礁共八个岛礁。

  1973年7月至1974年春,南越政权公然派兵侵占了南子岛、敦谦沙洲,鸿庥岛、南威岛、景宏岛和安波沙洲等六个岛礁;

1975年,越南趁南越溃败之际,“接管”了上述岛礁,并不断扩大侵占其它无人岛礁,至1991年先后占领二十七个岛礁,成为侵占南沙岛礁最多的国家。

  马来西亚于1977年开始派舰船入侵南沙群岛南部海区,先后在弹丸礁等十余个礁滩上竖立“主权标志”。

1983年8月,马海军以演习为名,派兵侵占了弹丸礁。

1986年10月,又借演习之机,派兵侵占了光星仔礁和南海礁。

  印尼、文莱等国在越、菲、马加紧侵占南沙岛礁、非法划分海上控制区期间,也各自以宣布“海上开发协议”和“专属经济区”等方式,侵占了南沙群岛大片海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初期,越、菲、马等国在南海地区掀起了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

1998年6月底至7月初,越南经长期密谋出兵抢占了位于南沙西南部的奥南暗沙和金盾暗沙两个礁滩。

1999年5月,马来西亚先后侵占了榆亚暗沙和簸箕礁。

菲海军坦克登陆舰以“机舱破损进水”为由“坐滩”仁爱暗沙,并一度以同样方式于11月占领位于中沙群岛最东端的黄岩岛,后迫于国际压力退出。

至此,三国侵占的南沙岛礁增至43个,其中越南29个、菲律宾9个、马来西亚5个,中国仅占8个泡括台占太平岛)。

南沙群岛自然条件较好的岛屿、沙洲和位置较为重要的礁滩基本被侵占完毕,辽阔的南沙群岛海区也被非法分割。

  此后,南海问题上的正面交锋逐步转向政治外交领域,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将日益转变为威慑作用,它将以不流血、少流血为特征。

这是因为,南海周边各国间现有的相互关系和密切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保持本地区的和平,涉及南沙争端的各国之间现有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关系,使各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捆绑在一起,争取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经济的愿望远远超过以战争获取资源的愿望。

  为谋求实现军事占领“合法化”的目标,有关各国不断加大对南海地区的行政管控。

越南于2001年在越占南沙岛礁正式设立“长沙县”(越称南沙群岛为“长沙群岛”,西沙群岛为“黄沙群岛”)。

2004年6月,越庆和省第三届人民议会通过了关于调整“长沙县”行政区划的决议,将原隶属于金兰湾市的五个行政乡划人该县,并成立“长沙镇”,从而使新“长沙县”陆地面积达到27560公顷,区域面积18万平方公里,辖区总人口45898人。

菲律宾将所占南沙岛礁命名为“卡拉延市”(菲称南沙群岛为“卡拉延群岛”),划归菲巴拉望省管辖,并在中业岛设立了国会选举投票点,将其纳入全国政事活动范围。

马来西亚将侵占南沙岛礁划归东马管辖,将弹丸礁辟为旅游胜地,每年组织大批外国游客包括一些外国政要前往活动,这些举动对其强化岛礁实际占领、扩大南海问题影响、混淆国际视听均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4年4月,越南不顾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对,首次组团赴南沙旅游,成为继马来西亚之后第二个开辟南沙旅游线路的国家。

越国防部认为,此次活动是肯定越南对“长沙群岛”拥有“民事主权”的标志性事件。

越旅游总局还计划开通胡志明市至南沙南威岛的旅游航线,将至南沙航线纳入国内民航飞行范围,进而以增加民事活动强化对南沙地区的空域管制。

越广义省人委会亦批准斥资115亿越盾(约合640万元人民币),计划在李山岛修建“长沙、黄沙遗迹群”,兴建“黄沙历史陈列馆”、“阵亡将士纪念碑”等建筑,展示其对南沙拥有“主权”的历史证据。

  重点:

由主权争夺转向资源掠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海洋技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综合利用和开发海洋的意识与能力进一步增强,海洋经济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南海周边国家普遍认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将成为民族振兴和经济腾飞的重要依托。

鉴于南海地区的分裂割据格局已进入相对稳定的胶着状态,“谈不拢、打不起”的斗争形势短期内难以发生较大变动,有关国家在南海地区的战略目标日趋务实,并不失时机地将现阶段战略重点由主权争夺逐渐转向资源掠夺开发,并借此显示“主权存在”和对南海实施有效管控,实现“经济开发与巩固国防安宁、保卫领海主权相结合”。

  为力争尽早获取最大的现实利益,越、菲、马等国片面歪曲和盗用有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本着“先开发、先受益”原则,积极推行海洋经济战略,广泛吸引外资和技术,加紧对南海油气资源的考察、勘探和开发。

近年来上述国家先后确立了以经济利益为先导,以宣示“主权”为目的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并加紧研究和制订相关政策法规。

越南于1993年确立了“东南亚海洋强国”的总体战略目标,成立了“国家东海与海岛指导委员会”,明确要加强南沙等海区的矿产、油氕、渔业等资源的勘探开发。

越国会也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和《樾南国家海洋法》,为其在南沙海域进行勘探开发活动制造依据。

  2000年初,越南制订了新世纪石油工业发展战略,提出“建设一个全面发展的越南油气业,使之成为一个活动职能多样化的经济集团,并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合作进程,满足21世纪国内经济发展对燃料、能源和石化产品的需求”,同时拟定了未来五年发展规划,确保2005年原油产量达2800万吨。

印尼进一步完善了于1994年制定的新能源政策,强调加强南海等地区的资源勘探,优化能源生产。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油气资源开发上则采取“少说多做”的策略,开发进度不断加快。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越、菲、马、印尼和文莱等国通过国际招标方式,已先后吸引美、日、俄等三十多个国家八十余家油气公司在南海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活动,在南沙海域布置了约200余座钻井平台,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探明油气田183个(其中油田104个、气田79个),仅1999年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同期整个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的2.2倍和7倍。

其中,马来西亚海上油气开发范围已深入中国南沙传统海疆线120公里,原油年产量近3000万吨,年获利30亿美元以上;

菲律宾在南海海域生产的石油可以满足国内需要的20%;

越南海上石油产量的1/6来自南沙海域,目前,越平均日产原油43000吨,天然气400万立方米,年原油出口创汇达20多亿美元。

  近年来,越、菲、马以及印尼等国还积极鼓励本国渔民非法到南海作业。

仅越南在南海从事渔业生产的船只就有6万多艘,在南沙海域从事远洋渔业捕捞的渔船日均150艘左右,渔业年捕捞量高达300多万吨。

2000年起,越政府开始投资15000千亿越盾在南沙建设大型渔场,并计划将西礁建为南沙渔场的后勤保障中心。

  越、菲、马等国在大肆掠夺南海海洋资源的同时,加大了对各自“专属经济区”和油气区的控制力度,严防他国的介入。

越海军于1994年5月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旨在保卫南沙西南部“第一油气区”的“BM-94”指挥所,1997年10月成立了“第一油气区守备营”。

1998年4月,越南正式成立海上警察部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南海海洋资源保卫力量体系。

菲、马也不断扩大其巡逻警戒范围。

2001年7月,菲政府决定在南海增设新的“安全专属区”,并已侵入我传统海疆线“九段线”之内,以保障巴拉望北部马拉姆帕亚油气区的安全。

  近年来,上述国家还不断强化海上巡逻警戒力度,严密跟踪监视、阻挠和破坏他国船只的考察、测量、油气勘探、海产捕捞等活动。

中国科考船队每年赴南沙海区进行勘探作业时,均遭越、菲海军各种方式的干扰和驱赶,以致无法正常作业,被迫离开。

  模式:

由双边较量向国际化发展

  由于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步伐日趋加快。

特别是“大东盟”于1999年4月正式形成之后,东盟成员国关于“集体安全”和“自决地区事务”的意识进一步增强,东盟内部运作机制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东盟整体插手南海争端的客观条件。

  2000年7月,东盟在曼谷召开的第三十三届外长年会上,正式确定设立由前任、现任和下任主席国外长组成的旨在调停地区性纷争的“三驾马车”机制。

2001年7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通过了《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和原则》、《加强东盟地区论坛主席的地位》及《论坛专家的活动规则》等三项文件,标志着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开始由“建立互信”向“预防性外交”阶段演变。

  随着东盟的扩大和内部机制的变化,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政策也相继发生了转变,加紧调整斗争策略,形成“联合制华”的战略态势。

越南在1995年加入东盟后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单打独斗”策略,注重依托东盟力量,加紧联合有关国家共同向中国发难,以争取南海斗争的主动权。

菲政府出于国内政治斗争和军力扩充的需要,利用美济礁和黄岩岛问题大做文章,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不断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挑衅,与越南在南海地区的行动相呼应。

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等国则基于“协商一致”原则先后发表声明,建议由东盟组成一个整体与中国直接进行对话。

近年来,东盟内部多次就南海问题进行了磋商,达成了通过“集体性政治谈判解决南沙争端”的共识,并多次策划将南海问题提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竭力促成南海问题国际化。

  继1992年7月东盟第二十五届外长年会通过《南中国海宣言》后,1999年11月东盟第三次非正式首脑会议通过了由菲律宾提出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越、菲、马、印尼等国还先后达成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加强彼此间的军事合作与交流,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甚至建立起情况通报制度,相互交流情报,旨在提高在南海地区共同应付可能发生危机的能力。

  美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欧盟等大国出于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积极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插手南海地区事务,使南海问题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企图日益显现。

美国在1995年以前对南海的基本政策是“中立”和“不介入”,表示“即使南沙发生冲突也无义务直接卷入战争”,提醒有关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联合国海洋公约》生效后,美国对南海的政策开始由“不介入”转向“介入但不陷入”。

1995年2月,美国防部《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愿意帮助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近年来,东盟国家欲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主张,更迎合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遏制的心理。

美国官员多次公开声称,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是“南沙争端的根源”,美国不能允许中国在南海地区取得“战略支配地位”,美应与东盟国家一起“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便谈判解决南海问题。

美国防部长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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