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高峰论坛演讲稿梦的颜色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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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失去上大学资格的。

　　我很痛情他，同时也可怜自己。

我压低声音附在他的耳边，很凄楚地道了声：

“我也是。

”说罢，我和乔老爷相对一视，彼此都看到了对方晶莹的眼泪。

　　我曾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与此相应的是少先队变成了红小兵，我在读五年级时，成为了学校红小兵团的团长，还管着六年级的大哥大姐。

也是这一年，全国实行教育改革，即小学从六年改成五年，中学也从六年改为四年（初、高中各二年。

）到1975年元月高中毕业，我实际上只读了九年书。

　　1975年元月，暮冬的黄昏不像夏季和秋季，夜幕从天空罩下来的时候说来就来了。

我的手里卷着最后一张“五好学生”奖状，和同学们一起默默地走出了学校的大门，从此结束了金色的学生年代。

　　我没有上大学的奢望，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大学可上。

我们面临着国家既定的所谓的“四个面向”（即面向部队、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

），而实际上我们只能面向农村上山下乡。

　　我其实是幸运的，因为毛泽东主席的暮年特别关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知青是毛主席的幺儿子”，再加上我或许比其它知青更优秀，在共和国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时候，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XX省唯一的知青放映员。

所谓“福兮祸所伏”，灾难从我得意的那天开始，就已经向我慢慢走来。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我是从公社的高音喇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

“母亲病危，速归！

　　我风急火燎地赶到家里时，母亲正在家里烧饭。

　　我的心里一楞，面对着红光满面的母亲，心中的疑问不敢说出来。

母亲问我是不是公社派来出差顺路回家的，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到了晚上，我的朋友杜平出现在我的面前。

杜平是我的同校学友，我们都是学校的文科尖子。

他比我高一届，也比我早一年下放农村，两个人都是石门县知青办心中有数的知青人才。

杜平问我知不知道恢复高考了？

　　我楞了楞，反问道：

“是你捣的鬼？

　　“不这样的话，你回得来？

”杜平接着说：

“晚上，我们一起去学校找老师。

　　我和杜平晚上回到了母校，在恩师那里抱回一大堆的高考复习资料和教材。

两个人约定:

一起报考湘潭大学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带着这些资料和梦想回到了公社。

　　公社教办的领导把我报考的事情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在他们的心里，我一直是很优秀的，一旦报考，必被录取。

教办的同志考虑到我是放映员，走了的话，公社电影队势必要瘫痪一段时间。

他们向公社书记汇报的目的，就是要公社党委早作安排。

　　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通知我，说公记书记要找我谈话。

　　书记开门见山地问我:

“你想参加高考？

　　我说是。

　　书记又说:

“你走了电影队咋办？

贫下中农咋办？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垂头丧气地从书记办公室走了出来。

在经过公社中学的时候，教办的负责人把两张黑白照片退给了我，说公社党委不同意给我办准考证。

　　我当时万念俱灰，想到了死。

　　在知青点的后山崖上，我望着悬崖，感到自己的前途就像一片黑茫茫的迷蒙，自己的未来就像这崖底一般狰狞恐怖。

记得老师曾对我说过：

华生，我们真想亲手把你送到北京大学，以你的才气足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可惜不逢时呀，若是以后出现机遇，你可得好好把握。

　　我好想哭。

我把老师给我的复习资料锁进那个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脚箱里。

老师的话语犹在耳边，老师说的机遇就在眼前，我却没有丝毫的能力去抓住并且把握它。

　　我把我的大学梦，从此抛向深渊里，我发誓今生今世不再参加任何考试。

　　后来，我的朋友杜平如愿地考上了湘潭大学（和现在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王鲁湘一个班），本科毕业后，师从中国著名‘七月派’诗人彭燕郊读研究生。

接着便是留校，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代副教授。

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湖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

不久，倒在讲台上、英年早逝……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梦，他的颜色是红色的。

　　红色的梦，是嘎然而止的梦。

这里的红，与政治并没有丝毫的关系。

但它足可以让你面对眼前的道路望而却步，甚至越不得雷池半步！

　　杜平兄实现了曾经的梦想，老天却给了他人生的句号；

老天把不属于我的藏起来，却给了我继续在梦想中历经磨难的未来和空间。

　　大学梦在红色的警告中定格，我如同一个丧失视力的摸象者一样，精明的听力让我判断出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我的耳畔再次回响着老师曾经对我说的那句话：

“华生，以你的才气足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于是，我想到了巴金，想到了高尔基，甚至想到了华罗庚……

　　他们因为种种的缘故，都没有吃过大学生食堂的饭菜，却都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抑或数学家。

　　杜平兄在湘潭大学给我寄来一大摞重新出版的名著：

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小仲马的《茶花女》等等，另外在一封信中附了他写给我的一首短诗：

　　“且莫要

　　对任何人

　　抱丝毫的幻想；

　　收起来

　　把最后一滴眼泪

　　当成

　　玩笑一场

　　……”

　　我含着眼泪、但的确很不服气地给杜平兄回了一首短诗：

　　“久卧病床睡春秋，

　　呕心沥血欲何求？

　　莫道我在宫庭外，

　　深水鲛龙吞绿舟！

　　不管怎样，我忽然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每一座高峰都是自己攀登上去的，没有人会把你抱上来。

　　我再次重温起了儿时的作家梦，但是未来的我，却只能像高尔基那样在寂寞的海边，听着海浪的悲呛，躲在一只残破的小舢板下，孤独地哭诉着我的《童年》。

　　严格地说，我的作家梦其实萌芽得更早些。

它的原动力是因为一个女孩，一个我爱得死去活来，直到她死去也没有听到‘我爱你’、我的自以为是的初恋。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所谓的初恋，应该说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学生年代少男少女懵懂中的那种“比友情多，比爱情少”的情愫。

　　我是一个早熟的男儿，我的注意力总是集焦在长得漂亮或与众不同的女同学身上。

这或许是上苍赐予我的最原始的文学冲动。

所谓‘不才不色，不色不才’或许就是如此。

　　12岁那年，我在一个夏夜经历了一件似梦非梦的怪事。

　　和所有江南人的习俗一样，吃罢晚饭我便和左邻右舍一样，在屋子外面乘凉。

到午夜的时候，便把竹床搬到了堂屋里头，我的头朝着洞开的大门，脚直指堂屋里的柴火灶灶口。

在迷迷糊糊就要入睡的时候，仿仿佛佛中老是觉得有个人在脚前的灶门口立着，我微微睁开迷糊的双眼，只见一个身着白底上印着黑线方格子的女孩，头上扎一根辫子，在灶口处向我看着。

我不以为然地把它当作幻觉，本能地伸出右脚蹬了过去，然后依旧闭上眼睛地去睡。

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全是那女孩的模样。

我本能地睁开眼睛，只见女孩已然从灶口游离到了自己的脚前。

我害怕地拚命用双腿蹬去，女孩忽地消失了。

这时，我已经恐怖到了极点，却仍旧怀疑到底是不是幻觉，我有意识地把眼睛闭上然后迅速睁开，女孩已然立在了我的胸前。

我歇斯底里地扬起双手挥将过去，然后逃也似地冲向里屋，钻到母亲的床上，惊恐万分地紧紧搂住母亲……

　　第二天，我在XX市一中办完入学注册手续，然后从胸前掏出一份体温尚存的决心书，恭恭敬敬地交给班主任老师。

老师疑惑地望着我，问道：

　　“决心书的和字是你自己写的？

　　我有点怯意却又很自豪地点了点头。

　　老师喜形于色地对我说：

　　“那好！

入学的第一期黑板报就交给你了！

　　我从老师的手里接过一大叠决心书，一篇热情洋溢的决心书的标题赫然映入我的眼帘：

“把青春和鲜血融入那灿烂的朝霞”。

我被作者的才气惊呆了！

心里暗暗地想:

这是一个刚刚进入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才气和胸怀吗？

　　我迫不及待地察看署名--范春明。

　　我把这篇被刊登在第一期黑板报上，穷尽粉笔中的所有颜色，将其名字浓墨重彩。

　　这时，有同学对我说：

是的，这是个真的很漂亮的同学！

　　我对此并不以为然。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见到春明时，竟是个女生！

她身着白底上印着黑线方格子的衬衫，头上甩摆着乌黑闪亮的长辫子，单凤眼，眸子里秋光闪烁，很迷人也很寒人。

　　我禁不住地打了一个冷颤，冷颤中有一种从未谋面却又似曾相识的感觉。

　　再后来，我们便有了许多哭笑不得的故事。

　　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在家里偷偷地抽着父亲自己卷的烟，被另外一个同学发现并向老师举告发。

于是，便有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帮教会。

由全班同学帮教身为连长兼排长的我，帮教会的情景可想而知：

没有人敢胆大包天地上台批判我。

就在我暗自得意的时候，春明摇摆着两条长辫走上台来，咬牙切齿地批判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干部队伍中的败类。

　　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我居然对春明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是她的大胆？

还是那咬牙切齿的“挂羊头卖狗肉”的阔论？

我说不清楚，也搞不明白。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男人是很溅的，他中意的女人如果不理睬他，那么他会很失落；

倘若他被自己喜欢的女人骂上一句‘小样’，他会骨头酥酥地获得一种幸福的快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面临着高中毕业。

我开始筹划组建“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我把几个男同学拖到了战斗队行业，还准备邀请几个感觉不错的班干部女生加入。

　　离高中毕业的时刻越来越近，我的“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还是没有组建起来，除了几个死党外，没有其它男同学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更别说那些娇生惯养的女同学了。

　　我顾不上脸面，下着狠心带了几个死党，到一个一个平素从不讲话的班干部女生家中家访，给她们做思想动员工作，希望她们能够加入“新青年”上山下乡战斗队，大家一起携手并肩开创农村新天地。

　　我们先后走访了团支书和文娱委员，她们的家长个个都投给我们惊讶和不信认的眼光。

任凭我们伶牙俐齿，结果没有一个女生接受我们的邀请。

　　可怜兮兮加上狼狈不堪的我们，最后决定到春明的家里去。

　　当春明打开房门的时候，她竟然“啊”了一声。

　　他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大张旗鼓地到她的家里来。

　　春明的家很小，不足十平方米。

一字型的摆着两张床，然后就是一张两屉书桌，靠书桌的正墙上是两个镶有许多照片的像框，我和其它同学就挤挤攘攘地坐在几乎没有了空间的房间里。

　　她的爸妈不在家，比她小十岁的弟弟正在家里做作业。

春明给我们泡上茶，然后起身向屋外走去，我们心里明白：

她是出去给我们买点心去的。

　　大伙闲得无聊，海阔天空的胡扯着。

　　有个死党瞟了瞟正在做作业的春明的弟弟，然后很无聊很不怀好意地指着我对春明的弟弟说：

　　“知道么？

这是你姐夫哥李华生。

　　“扯谎！

”弟弟一本正经、很认真地说：

“他们都说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