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加乔夫的悲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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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加乔夫的悲剧

利加乔夫的悲剧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以后，苏联党和人民的叛徒戈尔巴乔夫最终亮出了他所导演的一场骗局的底牌：

“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这个结论。

但是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不过，倒也应验了中国民间一句谚语，叫做“作贼不打，三年自招”，戈尔巴乔夫把时间拉长了一点，6年之后，也就是他搞垮苏联社会主义之后才不打自招的。

苏联解体之后，许许多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感到受骗上当了。

本文介绍的叶·利加乔夫就是这众多受骗上当者中一位悲剧性的人物。

他写过一本回忆录，书名为《戈尔巴乔夫之谜》。

他在书中写道：

“人民可能指责我这样晚才把我自己关于一场大骗局的思考披露出来供人民评判，这场骗局取代了社会主义改革，我应该接受这种指责”,又说“当目前政治斗争灰尘落定，各种烟幕消散时，历史将使一切各就各位”。

利加乔夫的悲剧能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带来什么启示呢？

让我们顺着利加乔夫的“轨迹”，看一看、想一想吧，或许能悟出点什么。

一

叶·利加乔夫1920年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工业学院，曾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过，1944年加入共产党。

1957年5月，37岁的利加乔夫在新西伯利亚担任地方党委书记，1961年调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宣传部副部长，后任组织部副部长。

1965年11月，他被调到西伯利亚西部任托木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

1976年，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83年4月任苏共中央组织和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年12月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4月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主持书记处会议、掌管意识形态并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的第二号人物。

据来自苏联的资料介绍，利加乔夫以“办事果断，言谈利落，立场坚定，有知识，有远见，有魄力，廉洁奉公”而着称。

他同科学界、知识界、军界和地方干部群众都有广泛密切的联系，因此享有很高的声望。

1987年秋，他开始觉察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有问题，随后与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分歧，并展开了一系列斗争。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他被戈尔巴乔夫赶下台，结束了他这一段是是非非的生涯。

利加乔夫比戈尔巴乔夫大10岁。

他们是70年代初认识的。

他们一起出访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代表团里的成员，那时戈尔巴乔夫在北高加索，利加乔夫在西伯利亚，他们都在基层工作。

此后关系渐熟，每当他们到莫斯科开会见面时，就像老朋友一样经常交往，常常就个别问题和普遍性的问题交换意见，又常常是“英雄所见略同”。

1983年4月，在安德罗波夫接替去世的勃列日汉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利加乔夫与许多州委书记一样，“急切地期望变革”。

在讨论人选问题时，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认为，需要有利加乔夫那样的人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致赞同。

利加乔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

“在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里，有一个人不仅向安德罗波夫推荐我作候选人，还积极推动把我调到莫斯科.”1983年4月那是“令我难忘的日子”，“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份量迅速增加了，……这是个好兆头，而且我看到他的计划中有我的角色，……正在发生的事符合我的观点”，“内心准备好好干一场”。

此后他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更密切了，用利加乔夫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发展到只说半句话彼此就能心领神会的地步”。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死后，又一位老人契尔年科掌了权。

谁来当二把手？

在这个节骨眼上，利加乔夫借机在契尔年科面前为戈尔巴乔夫说了许多好话，使契尔年科不再听信反对意见，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了。

在戈尔巴乔夫和格里申谁来接任总书记的问题上，利加乔夫又一次利用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有利位置与另两位元老——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一起展开了斡旋，使戈尔巴乔夫终于登上了总书记的宝座。

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时我直接目睹并参与了那场事件，那时我是这样想，事过多年我仍然这样认为，我还绝对有把握地说，政治局委员中有人明显地不赞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

“当时私下还流传着契尔年科留下的保举格里申的‘遗言’。

尽管这种‘遗言’未必会对新总书记的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可它无疑将给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造成困难，票数会分散。

”这里，利加乔夫等人的活动显然起了作用。

对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这历史的一幕，博尔金在他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是这样评价的：

“自从1985年3月一小部分人通过巨大的阴谋活动，在一个大国推出这位领袖，他便以权术欺骗了他周围的人，欺骗了最高职位的中央委员，用甜言蜜语糊弄了千百万苏联人。

1985年3月，在历史上将成为新的动荡、黑暗势力的倾轧、无政府状态、人民视为最神圣的东西遭到践踏的开始，成为我们伟大祖国解体的开端。

动荡开始了，人民暂时还在沉默。

”利加乔夫此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功是过？

别人比他自己清楚。

历史是实实在在的。

戈尔巴乔夫挺够朋友，一上台就把几个“有功”人员加以重用：

把雷日科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把葛罗米柯提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把利加乔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事实上的苏共中央二把手。

可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开始了。

　　二

纵观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的总体表现，尽管头三年利加乔夫因主观和客观局限，没能识破戈尔巴乔夫的真面目，扮演了作嫁衣裳的角色，但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他同戈尔巴乔夫之间逐步出现了分歧，有时这些分歧具有局部性质，有时则涉及高度原则问题。

就是说，他逐渐对戈尔巴乔夫这条错误路线和根据这条错误路线制定的各方面的改革政策产生了疑问，进而在政治局、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利加乔夫由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得力工具，变成了戈尔巴乔夫改朝换代、更旗易帜的绊脚石。

他们之间的裂痕，是从1987年秋围绕利加乔夫在莫斯科一个地方教师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开始的。

在此之前，在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反常的动向，如开始出版过去的禁书，上映反映斯大林“暴政”的影片《悔悟》，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通知持不同政见的领袖萨哈罗夫，允许萨哈罗夫夫妇返回莫斯科，并允许其发表文章，允许其参加政治活动等等。

这个口子一打开，党内外修正主义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反动的文人墨客、西方的敌对势力等，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掩护下，组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掀起了全盘否定苏共、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浪潮。

他们胡说，“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的组织”，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一样”。

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

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说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

一时间“转变观念”、“敢于突破”、“告别革命”、“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界，成为宣传上的主调。

利加乔夫是这样评价这一反常的历史现象的：

“1987年秋，在极右报刊上开始出现一股潮流”，这股潮流“用尖刻的，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过去”，“搞的是攻击，而不是治病救人，不是为了教育后代和现代人，庸俗地津津乐道地谈论老一辈经历的苦难。

这样做使谈论者得出一个结论：

全都是社会制度的罪过，应当改变这种社会制度”。

“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界。

极右报刊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的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

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倍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风气。

于是矛盾开始对准了共产党员、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了人民对历史的怀念”。

激进派“在人民对历史的认识方面做了大量的破坏工作，其目的是要从思想上削弱社会主义，还企图以欺骗的手段说服人们放弃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许多舆论工具都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谈论历史。

当然他们不会麻烦自己去进行认真的科学考证，仔细核实和对比事实。

报刊逐渐发表了那么一大堆历史题材的文章，几十年都理不顺，搞不清”。

“在冲垮社会基础和歪曲历史的卑鄙勾当上，这些‘工程主任’干得比苏维埃政权有史以来所有的外部敌人都出色得多。

他们在这方面无疑都占有不光彩的优势”。

“激进报刊大放厥词向历史泼脏水的行径引起千百万人的愤怒，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一些报刊和苏共中央收到了几十万封信，信中愤怒地谴责了改革的‘工程主任’们的沽名钓誉的勾当。

……四面八方都在抗议精神堕落。

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被深深地刺伤了”。

“国内外的某些人企图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一连串的错误，拿无端镇压的各种事例来抹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功绩。

……应当从这一点出发，负责地和充分地向青年讲党和国家的英雄历史”。

就是这次讲话，触动了戈尔巴乔夫。

他不动声色地给利加乔夫寄来了一份外电的评论综述。

综述摘自《泰晤士报》。

它写道：

“利加乔夫讲话调子和内容与现在出现的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大多数评论不同，看来，这个讲话证明利加乔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改革规模和后果表示极大的怀疑。

……这表明，苏联现在进行的某些改革遇到很大阻力”。

不久，广播中就掀起了攻击利加乔夫的攻势，说利加乔夫想回到斯大林时代，说他反对戈尔巴乔夫。

晚些时候，这股喧嚣进一步升级，说利加乔夫正在策划让戈尔巴乔夫下台的阴谋，等等。

对此，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说：

“我与戈尔巴乔夫在如何看待历史这一问题上是有严重分歧的。

……我没有看到总书记对污蔑我国的历史表现出愤怒。

在他的立场中出现了某些两面派的东西。

一方面，他呼吁要负责地对待我国的历史，而另一方面，自己却表现出相反的态度。

”他说，“我丝毫不后悔当初在埃列克特罗斯塔尔开始‘疏远’和不再迎合扭曲的改革方针”。

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利加乔夫在报告中又一次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反对歪曲和污蔑历史”的立场。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不能放弃原则》一封信。

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利加乔夫在他主持的主编会议上谈到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认为这是对“反历史和反苏浪潮的反击”。

后来，这封信被定为“反改革势力的宣言”，专门召开两天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来“迫害异端”，利加乔夫也受到牵连和指责。

与雅科夫列夫的矛盾使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智囊人物。

据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第四个月就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继而提拔他为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本来苏共二十七大后，利加乔夫不仅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还主管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

可在1987年苏共一中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又安排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一起主管这项工作。

这是戈尔巴乔夫耍的一个手腕。

原苏联《真理报》总编辑维·戈·阿法纳西耶夫在他所着的《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斗争的：

“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不同，后者代表党内明确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路线，而前者则代表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

我是依照我的亲身经历做出如上判断的。

大约在二三年间，我作为《真理报》的总编辑不得不膜拜两个偶像，受到两个意识形态书记——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领导。

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出差，另一个人就会召集各报刊的主编开会，把自己的方针下达给他们。

利加乔夫强调原则性的、党的、社会主义路线，雅科夫列夫则强调新文化、新思维、全人类价值，维护合资者、公司和企业利益。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他之所以重用雅科夫列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改革之初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常常与他唱不同的调子，有时甚至唱反调，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利用雅科夫列夫来取代利加乔夫。

同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后，意识形态工作改由雅科夫列夫一人负责，而利加乔夫则被改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变相地被夺了权。

雅科夫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