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技术创新过程中多主体合作的重要性分析及启示上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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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使原本存在于企业内部的分工外部化，也使得企业的创新更加依赖于合作。

最后，本文分析了日本及美国的合作创新经验并提出了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建议。

　　关键词：

技术创新,合作创新,创新链,产品链

　　一、技术创新的含义

　　最早提出“创新”概念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进行的，“创新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

熊彼特关于创新的概念既包括技术上的创新，又涉及市场、组织等方面的创新，而且技术上的创新也并不特指重大技术发现，他曾指出“这种新的方法绝不需要建立在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

　　在我国，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我国政府对技术的创新程度并未作出明确要求，但要求创新的成果应用于实际，在商业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总之，技术创新并不特别要求对技术上的重大变革，但越来越强调商业化的程度或成功。

　　二、技术创新链上多主体合作的重要性分析

　　熊彼特非常强调企业家对创新的作用，认为创新需要“一种仅见于极少数身上的足以说明企业家风格或企业家职能的那种特别资质”，“企业家是创新的唯一主体”。

但我们从创新的定义可以看出，创新的整个过程需要研发、生产及营销等部门的集体行动与配合。

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是创新的唯一主体”，其实质可以理解为利益驱动的企业家是唯一有能力洞察新的利润增长点并领导、组织各部门统一行动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在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对创新起决定作用的时代，仅有企业家也是不够的，企业家取代不了其它部门的作用，企业内的研发、生产及营销等各部门的协作必不可少。

　　一般来讲，只依靠企业自身力量解决全部创新问题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对于中小企业尤其重要，这也是熊彼特寄希望于垄断型大企业实现成功创新的原因之一。

企业的创新往往需要与其他主体的合作，如大学及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金融机构、风险资本等提供资金支持；

教育培训机构提供人才的及时“充电”等。

由于创新需要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主体共同合作，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以提高国家整体创新水平。

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基础设施等，其中企业是核心。

　　科研机构和大学是创新体系的源头和最主要的知识创新主体，担负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知识创新任务。

科研和教育机构还是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的主体，它们是创新中的重要技术来源。

　　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起引导作用，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有关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投资于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技术创新及基础研究，以及进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教育培训机构是知识生产、应用以及传播的重要环节，其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提供人才和提高人的素质，为技术创新提供智力保障。

　　中介机构是沟通科研部门和企业的重要环节，它们通过开展与科技创新相关的业务（如：

信息交流、决策咨询、资源配置、技术服务、科技鉴证以及企业孵化器等），在促进政府、各类创新主体与市场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能够有效降低创新成本、化解创新风险、提高整体创新功效，实现企业与科研、教育机构的产学研相结合。

因此，各国都把中介机构建设作为政府推动知识和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的企业化以及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帮助（如：

设立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扶持资金、出资进行基础性研究、进行信息平台建设等），是通过各主体合作以提高国家整体创新实力的有效途径。

　　国家创新系统中各主体、市场、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如图1所示。

图1 

国家创新体系构成要素创新作用示意图

　　总体来看，国家创新系统需要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交互作用。

我国创新能力比较弱，所以政府应该发挥较大的作用，通过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采购、财政金融、供给服务、进行创新环境建设等多种形式，引导和干预创新系统的运行。

三、产品链上各企业合作创新的重要性分析

　　亚当·

斯密在他著名的“扣针制作”的例子中就曾指出，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上、下游企业以及企业内的上、下游生产环节之间形成了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的分工关系。

　　企业内的分工关系随着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的转变而外部化，企业间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并增多。

在大规模定制中，小批量、快节奏、无存货的弹性专精的生产体系替代了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体系，随着弹性专精生产体系对传统大规模生产体系的挑战，出现了大量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共存的局面。

在曾经适合于大规模集中生产的产业中，传统的垂直一体化被“分包制”等形式的垂直分解取代，中小企业通过外包形式为一家或几家大企业提供一些零部件及服务产品。

而对于同样的零部件，大企业往往选取两家以上的中小企业作为供货商，中小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

这样就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围绕在其周围的“中心卫星式”结构（图2）。

另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是大量的没有明显地位差别的中小企业共存结成共和式生产方式（图3），这种结构中往往有专门的企业负责营销。

这两种生产组织形式使中小企业或者是大企业的“卫星”，或者成为网络中的共生结点，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同通过竞争与合作而发展。

这两种方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可以提供多品种的产品，更有意义的是它们还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创新能力。

除了强调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外，对于企业之间在创新中的协作也特别强调，否则将严重影响创新的效率及成功率。

图2卫星式生产体系示意图

图3共和式生产体系示意图

　　随着这两种分工与合作方式的形成，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专精于某一工序、某一零配件的生产，成为大企业的合作伙伴或结成小企业同盟，原本存在于企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也随之外部化，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加深，企业之间的依赖也随之加强。

　　针对消费者而言，有效创新的实现是一个完整产品的创新，而不是某一个生产环节或零配件的孤立创新，需要产品链上各企业、部门间的有机合作。

而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在深度上得以积累，在横向上却随着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而加剧了分离。

正如贝克尔及莫菲（Becker，C.&

Murphy，K．）曾指出的那样，分工水平的提高使“每个企业知道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细节化的事情（everyoneknowsmoreandmoreaboutlessandless）”。

生产链上不同分工者对知识及技术掌握“程度的加强”和“广度的减少”使得他们在创新时必须强调彼此之间的协作，否则很难进行有效创新，因此企业之间对相关知识与技术的交流与传播需求更甚。

因此，对于技术创新的实现而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将导致企业之间合作创新的必要性大大增强，同时各企业知识与技术的外溢、传播、吸收及合作更加重要。

通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协作，知识与技术的流动与传播，使得为完成某一面向消费者最终产品的有效创新得以实现。

此时的创新成功，不再是某一个企业的单独行为，而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完成的，各个单独的成果在不同生产阶段的各个分工协作企业间的传播与完善，提高了参与分工企业的效率以及整体创新效率。

　　四、多主体合作创新的成功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在汽车、机械、电子等制造业的成功以及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领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各个主体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

　　在日本的制造业领域，大、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垂直型分工协作生产方式。

各企业在长期交易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信任关系，而恰恰是这种信任关系使得核心大企业为作为其供应商的企业提供了足够的创新激励，并促进了存在分工与协作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

如在日本制造业有一种体制，该体制要求外购商明确确定降低价格的目标或降价的期限，并且不随供应商是否提高生产率而变动，这样供应商就可百分之百地获得其提高生产率带来的收益。

这种机制无疑对提高供应商的创新能力有很大作用，而外购商通过与创新能力得到提高的供应商的合作进而提高了整个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了竞争力。

　　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也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世界知名的硅谷，企业之间具有极强的衍生关系，并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网络。

更不可多得的是企业之间频繁、平等、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使得关于创新的信息、知识与技术在整个区域内得以迅速传播，这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

正如萨克森宁所说：

“硅谷是一种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区域系统，它促进集体学习，并促使专业生产者之间在相关技术组成的综合体中作灵活的调整”。

可以说，企业与企业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有利于创新知识及技术传播的合作大大加强了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是硅谷在高科技前沿领先的重要原因。

　　在成功的日本制造业及美国高科技产业中，除了企业之间的创新互动及合作之外，其他相关创新主体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日本政府对于企业间分工与合作网络的形成就产生过较大作用，而在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中，政府、高等院校、风险投资、中介机构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纵观我国高新区内企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政府行为在其中有很大的作用，区内企业的成长常常得利于政府提供的税收减免、人才引进、资金扶持、政府中介等优惠政策及帮助。

但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企业之间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网络未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我国高新区内的企业往往都是“移入型”的，而非“植根型”。

尽管区内企业往往是相关的，但这些移入却未植根的企业之间既没有形成分工与合作的网络，也少有交流，使得建设高新区的一个初衷很难实现，即：

通过企业集聚实现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网络并进而形成创新网络。

相比于浙江等地的传统产业聚集区，真正有利于创新的企业间合作尚未形成，企业间协同竞争、协同创新的观念远远不足，这与高新区内企业之间互不了解、缺乏信任、过分强调竞争的对立性是分不开的。

除了企业之间缺乏联系与合作之外，本可以作为不同创新主体之间桥梁的中介机构未充分发展，其职能由政府替代，原本可以通过中介机构减少的交易费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各主体之间的创新合作。

同样是由于中介机构优质中介服务的缺乏，阻碍了对各主体的信用等级评价，这进一步加大了它们融资及合作的难度。

　　除了高新区内的企业，我国其它企业之间也缺乏合作，其原因在于竞争对立化的观念过重，并且企业之间缺乏信任，企业的信用程度低。

有些企业为了追求大规模而进行的合并，并未真正形成基于合理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生产关系，无法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这也导致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低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或让利，而应该将政务与事务分开，起到宏观组织、协调的作用。

政府应给予各主体良好的环境，提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