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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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哈一厢情愿，误读布迪厄。
布氏在巴黎表态，可不讲朋友情面。
记者问：
您的著作闭口不谈普遍性规范，这与哈贝马斯不同。
布迪厄答：
我喜欢以历史决定论的方式，探讨理性与规范。
德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合法性关怀。
这在哈贝马斯书中很明显。
在您看来，是否存在一种人人必须承认的合法性基础呢？
这是一个早已被回答了的问题。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说到一种对立关系，即法国思想家习惯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而德国思想家偏爱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出普遍性的抽象问题。
”2
又一个福柯
福柯病逝前后，欧美学界爆发一场“后现代大战”。
参加论战的法国军团，先后由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领衔。
我在上卷第三讲速写了这场“滑铁卢之战”，并称赞哈贝马斯“飞挪腾跃、如入无人之境”。
可惜，我的说法不足定论。
下面请看德国专家霍奈特的权威评语。
霍氏称：
阿多诺终其一生，局限于启蒙理性的总体化，同时缺少分析现代社会的有效方法。
以他为代表的西马理论，因此走向了衰败。
（霍奈特93，序12）福柯与哈贝马斯重审旧案。
可他二人由于立场不同，竟得出相反结论：
福柯认定“斗争行为范式”，老哈主张“普遍理解范式”。
3具体说，福柯《规训与惩罚》，继承了阿多诺否定精神。
老哈《交往行为理论》，则提供一种“肯定性升华”（15）霍奈特感慨：
二者都无力沟通理论与实践。
批判理论若想重振雄风，就须具备一种“规范与实践”方向。
读完霍奈特评语，欧美学者都把希望的眼神，投向了巴黎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彼埃尔·
布迪厄（PierreBourdieu）。
福柯的小师弟布迪厄1930年生于法国南方小镇，父亲是乡村邮递员。
1951年他考入巴黎高师，与德里达同届，比福柯低四班。
美国教授施瓦茨评点说：
由于来自法国最偏远的西南山区，布迪厄在高师学生中，属于少数贫寒子弟，即“没有任何文化与社会优势可言”。
（施瓦茨06，20）
战后高师，堪称左翼大本营。
阿尔都塞长年主持马列研讨班，对学生影响巨大。
据当年法共负责人拉杜里回忆：
高师有五分之一学生加入法共，例如福柯1950年入党。
布迪厄自称没入党。
但拉杜里证实：
高师的马克思主义氛围，塑造了小布立场。
4施瓦茨按：
布迪厄对高师“怀有强烈复仇欲望”。
原因是他同福柯、德里达一样，都具有“外省人背景”。
（施瓦茨06，20，23）
五月风暴之子再看小布本人回忆：
“50年代我做学生时，现象学处于巅峰时期。
我很早就阅读萨特，胡塞尔。
但我对青年马克思更感兴趣。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令我心醉神迷。
高师教授中，巴士拉、康吉扬知名度不高，可他们“指出了开创新路的可能”。
（包亚明97，1-3）
然后爆发了结构主义革命：
“我同那一代人分享许多知识倾向，但我不属于那一代”。
原因有二：
第一我高攀不上，只能坐在台下听人家的讲座。
第二身为乡下娃，我本能地拒斥时尚。
结果我被引向另一条道路，即从社会学经验分析角度，去“反对大学体制所掩盖的一切暴力、欺骗、愚蠢行为”。
（3-7）
青年布迪厄巴黎高师校徽《阿隆回忆录》法文版
阿隆的助手1955年小布毕业，去外省教中学。
时逢阿尔及利亚爆发战争，他便应征入伍，去殖民地寻求机遇。
那片穷乡僻壤，及其苦难百姓，激励他自学成才，成为一个熟练的田野调查者。
短短八年中，布迪厄先后发表《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1958），《离乡背井》（1964），一度还当上阿尔及尔人文学院的助教。
由于反战立场，小布四处碰壁，被迫回巴黎谋生。
众所周知，巴黎高师是法国社会学圣殿。
布迪厄吉星高照：
他得到了高师社会学教授雷蒙·
阿隆的大力提携。
51964年，在阿隆、布罗代尔、列维-斯特劳斯的联合提名下，小布出任高研院第六部主任。
6问题是：
他一直没有国家博士学位：
这令他不能出任巴黎大学教授，也没资格担任答辩主席。
从局外人到知识领袖1964年，布迪厄出版《继承人》，尖锐批评高教制度，并与阿隆发生分歧。
1968年，他带领一帮小兄弟，创办新的社会学中心。
1975年，他又打造独立学刊《社会科学行为研究》。
71981年，继巴特、福柯之后，布迪厄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阿隆投了小布关键一票）。
1990年，布迪厄《学院人》在美国出版，一时间哈佛书店人头簇动，笑声四起。
原来序言中有一节作者的现身说法，让人眼前豁亮：
我和福柯、德里达二位师兄，注定要在大学院墙内循规蹈矩，慢慢熬出一个教授来。
这种了无生趣的学术生涯，马克思讥为“简单再生产”。
五月风暴骤然改变我等命运：
大学体制一夜崩塌，知识生产程序大变。
我们年轻，我们反叛。
我们还把这种反叛姿态，当成了英雄气概！
如今回头看，才晓得反叛实由历史决定。
马翁英明，他知道有人会逃脱社会为其设定的位置，凌空一跳，登高望远，从整体上把握社会。
这些幸运儿又把自己的新发现，传达给那些仍被囚禁之人。
我们当年的位置大体如此。
而在我们的命运中，突然降临了某种自由选择。
8
语言与象征力量
1995年夏，我去美国访问。
此际，布迪厄在英美的声望，已是如日中天。
我在哈佛书店买到两本布氏新作：
《语言与象征力量》，《文化生产场》。
其中《语言》一书长达300页，汇集布氏1975至1984年的语言学论文。
其振聋发聩、惊心动魄，令我一夜不寐，直读到第二天清晨。
先看导论：
语言是什么？
索绪尔说是符号系统，哈贝马斯称为普遍交往。
可在布迪厄目中，语言竟是一门政治经济学：
它涉及生产关系，关乎社会行为。
在他看来：
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意义，既不由语法决定，也不依赖话语伦理。
我们惟有一条走出迷宫之路，即转向权力场、文化生产场，从中探讨语言潜在的权力因素、象征价值。
（布迪厄91，1-13）
再看首篇论文《合法语言之生产与再生产》。
此文引述法国社会学家孔德：
“语言构成某种财富，人人均可参与这一普遍游戏。
”9由此可见，西方语言学自孔德以降，一直迷信“语言财富论”，即把语言看成是集体财富：
它不分贵贱、童叟无欺。
侃侃说古至此，布氏突兀棒喝：
西方语言学实为一匹特洛伊木马（TrojanHorse）。
其用心险恶、骗人无数、至今仍大行其道！
挑战索绪尔、乔姆斯基假如说孔德打造了第一匹特洛伊木马，索绪尔、乔姆斯基、哈贝马斯诸子，便是当下最成功的木马制造者。
10受孔老爷子蛊惑，这三人都把语言视为天赐瑰宝、抽象系统、普遍伦理，“完全无视其社会构成法则”。
其共同错误是：
[1]为把握语言的内在法则、生成语法，他们竞相删除历史、弃绝行为，终令语言“独立于使用者、使用方式之外”。
[2]索绪尔把法语默认为规范语言。
岂不知它自古法语辗转而来，经历了多少血腥征服、民间抗争。
布迪厄称：
法语以封建统治为疆界，以大革命为机遇，继而在五届共和国的官吏、神父、语法学家、中学教师的教化与查禁下，才达至如今的统一！
布迪厄《语言与象征力量》特洛伊木马
结论：
话语意义不在于索绪尔的音素、义素，也不在于乔姆斯基的语法、句法。
相反，它存在于社会实践中，与权力密不可分。
以法语为例：
大革命前的法语统一，服从于君主国的营造：
即利用标准法语，打压方言土语。
11大革命后，语言净化成为历届政府的一贯政策：
其目标是让共和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统一于Larousse字典。
（46-47）
质疑奥斯丁书中第三篇论文《授权语言》，直接挑战英美流行的言语行为（Speech-Acts）论。
上一讲，我介绍过牛津教授奥斯丁的观点。
根据奥斯丁，人们说的每句话，都是为了完成某种行为：
[1]言中行为，它表达叙述某事，[2]言外行为，它下达命令、表示承诺。
[3]言后行为。
它在听话人身上引起感动、回忆或反思。
哈贝马斯从中发现：
言外行为的说话者，非但不追求平等交往，反而发号施令，即“借助命令，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
12
此一命题指向福柯发现的的“暴力系统”：
奥斯丁死后，福柯不断给希尔教授写信，探讨真理叙事、知识系统的由来。
此后，他迅速走向话语权力分析。
同样由于言外行为，哈贝马斯告别政治，追求一种“全面体现人类交往关系”的语言规范。
福柯死后，布迪厄来到十字路口，重新考察二人分歧。
他承认：
任何民族语言，都需要规范统一。
惟此，它才能保障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并行不悖。
原因是：
语言的系统规范，建立了同一语言在不同社会系统内的差异使用方式。
请留意：
此乃索绪尔语言系统（Langue）赖以确立的基础：
即任意性差异（ArbitraryDifference）。
但老索忽略一项要旨，即不同语言集团的差异实践，都必须服从统一合法性。
合法性何来？
很简单，它来自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授予。
（53）
授权语言vs言外行为布迪厄发现：
奥斯丁在其哈佛讲稿中，讨论过一个案例：
假设我在码头看见一条船，我走上前去，将挂在船头的酒瓶敲碎，并宣告：
“我命名此船为斯大林号”。
然后我踢开那些固定船体的木楔。
这里出现一个麻烦：
“我并非那个被挑选来命名这条船的人。
”布迪厄由此入手，揭示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与授权语言（AuthourizedLanguage）的差异如下：
字词有无一种力量？
这问题被压制至今。
压制它的，首先是索绪尔的“语言内外有别”。
一旦接受它，我们就只能在字里行间中寻找“字词力量”，结果是枉费心机。
字词中没有“言外力量”。
这是因为：
力量是被授予、被代表的。
事实上，人类言谈只能在偶然情况下（如在教学中人为地制造语境），可以归结为纯粹交往。
字词力量与此无关：
它只来自说话人及其言辞的授予权。
奥斯丁、哈贝马斯自以为发现了言语行为的本质。
然而我要指出：
这恰是他们完美分析中的错误根源。
语言力量自古来自社会关系。
精确说，它来自人们置身其中的权力场、以及他们在场中占据的机构位置。
（布迪厄91，107-109）
交往关系vs权力关系第二编《社会机构与象征力量》，痛斥结构语言学的弊端，即把语言看成是普遍规范、抽象系统。
“哈贝马斯一路新康德主义者，也相信语言构建社会、并如实再现社会”。
但他们忽略了命名行为。
何谓命名？
它就是奥斯丁敲酒瓶那一幕。
老哈与奥斯丁一样，只关注“斯大林号”这个符号，却无视这些琐碎名词如何经由一个说话人，进入机构背景，并在庄严仪式下完成。
他又说：
“命名行为帮助说话人确立了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
他们无一例外，都渴望在其创建世界的语言应用中添加自己的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闲话、诽谤、谣言，还是褒奖证书、学术批评、赞美诗句：
它们日夜不停、交织进行，构成一种庄重而琐碎的集体行为：
命名。
”13
英国女王为新船命名路易十四：
朕即国家
“表演仪式的秘密在于机构。
此乃一种再现炼金术（AlchemyofRepresntation）。
其中的统治阶级代表，以集团发言人身份，说出神奇口号，这令他以一人形象代表全体。
反之，他从中获得集团授予的言说与行动力量，并将他本人转变为机构化身”。
例如路易十四道：
I’Etat,c’estmoi.（朕即国家）。
反过来说，“这国家也是我的再现”。
（106）假设奥斯丁一时生气，在大街上骂别人是白痴，那也是命名吗？
不是。
根据布迪厄，命名特征如下：
[1]无论褒贬，命名都在权威指导下进行，并受到共识的支配。
例如一个学生获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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