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三一立运动境台领有议论同化间接统治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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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為分界，台灣領有以來的議論，由究竟要同化或間接統治的問題，替換為授與「國民」參政權或「殖民地」自治這樣的問題。

朝鮮的統治無論如何都須要加以改革已成共識，不過，究竟要朝什麼方向進行，仍是眾議紛紜。

本章即是驗證，在這此情況下，朝鮮總督府在1920年代著手統治改革的情形。

而這種狀況和結局，曝露大日本帝國自我改革能力的界限。

總督府的統治改革

1919年，受原敬任命的朝鮮總督齋藤實上任。

匆忙上任便被捲入朝鮮人的炸彈事件，其統治的困難可想而知；

不過，得以平安無事的齊藤，乃進行一定程度的統治改革。

齋藤就任後進行的改革如下列事情。

首先在治安方面，廢止原被形容為「野蠻遺風」的笞刑和憲兵制度。

此外，撤廢備受內地資本家惡評的朝鮮會社令。

另外准許發行朝鮮語新聞，將當時屬不同系統的朝鮮人官吏及內地人官吏的俸給令予以統一。

另外因對歐美之顧慮，修正傳教和私立學校規則，大體上在允許宗教教育的同時，傳教所的設立亦從許可制變為申報制，並認可宗教團體的法人化。

此外，與台灣大致相通的是，以內地延長主義為原則，採取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修改民事令，以此作為內地人和朝鮮人通婚在法制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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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地方制度方面，在1920年修正時，在府、面、道等地方公共團體設置諮詢機關。

此外修正教育令，使普通學校及高等普通學校的修業年限，如內地的中小學般獲得提升，亦承認部分的內地人和朝鮮人共學。

此外在1924年亦新設京城帝國大學。

如此並列觀之，可看到一些改善。

朝鮮總督府當然會自賣自誇，特別是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上更是自豪。

與齋藤一起赴任的政務總監水野鍊太郎認為「對新附民發布與本國一樣的教育制度，以為其啟發而做的努力為例，這是至今各國都不曾聽聞的先例」並歌誦崇高的「一視同仁聖旨」，內地政治家澤柳政太郎等認為在英國和「美國尚未認可黑人和白人之共學」而盛讚「內鮮共學足向世界誇耀」。

不過那樣的自賣自誇，與內情並不相符。

在廢除憲兵後反倒將警察加以強化；

奉給令統一後，對內地人的官吏卻另外給予加俸。

另外，地方諮問機關並沒有議決權；

在內地人居留民佔多數的都市，及指定區域之外是採任命制。

而且，諮問機關的議長是由屬總督府地方官吏的道知事和面長等來擔任，而且擁有會員的解任權和發言禁止權等，會員則沒有案件的提出權。

即使是私立學校規則放寬，在普通教育中教導「修身」及「國語」之事仍被規定為義務，而修業年限也「依當地的情況」而受到短縮，義務教育制度也未被施行。

關於這一系列的修正，總督府及日本政府，相當謹慎地避開朝鮮人受歧視的意識。

以最自賣自誇的教育改革為例。

此項改革在1922年所公布的第2次朝鮮教育令，在改正前的教育令為「在朝鮮有關朝鮮人的教育」規定，要修改為「在朝鮮有關的教育」；

有將現居於朝鮮之人一律稱為「日本人」的一項法令規定的傾向。

總督府學務局長柴田善三郎認為「朝鮮地區的國民，不論其民族的異同，皆接受同一教育」，以「一視同仁」的樣子而自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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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總督府在最初階段時，朝鮮人和內地人的初等、中等教育為個別規定。

不過東京樞密院審議提出異議：

「有關如此重要的法制，依民族種別而設有不同待遇的條目，並不符合以一視同仁為旨趣的統治要諦」，同時對被審議的第2次台灣教育令，其修正案為：

將『內地人』代之以『常用國語者』；

「朝鮮人」和「台灣人」則代之以『不常用國語者』。

根據總督府的調查，在1919年時，朝鮮人之中會以「國語」做普通會話而沒有障礙的男性占0.6%、女性占0.05%左右，與國籍法和戶籍法等之情況相同，不過在法令條文上，並沒有以民族名做區別的註記。

對『常用國語者』適用於和內地相同的小學校令、中學校令；

對『不常用國語者』適用於有縮短修業年限可能的普通學校規定。

雖說是「內鮮共學」，但只承認他們所希望的有限制之相互入學而已。

據總督府柴田學務局長說法，這是考慮「朝鮮特殊的情況」，和內地稍有不同，不過僅是為了保持制度的柔軟性罷了，並非為地域的區別和民族的歧視。

不過據柴田所說，即使是「限於在業務上才使用國語者，或限於因為對話者的關係才使用國語者之類，應被解釋為不常用者」，所以即使是稍微有日語能力的朝鮮子弟，要跨越「國語常用」的障壁，也幾乎不可能。

又，此次教育令，刪除舊教育令原有的「教育要適合時勢及民情」此象徵差別待遇的項目。

不過在總督府內部文書中，記有「對朝鮮人的教育要適合時勢及民情之言雖刪去」「本令由條文中去除……不僅因朝鮮人以此為差別對待的根據，心懷反感，而且特別是將本條去除，實際上運用可依情況做適當處理」。

所以在創設京城帝國大學時，樞密院提出要求的事項是不允許私立大學的設置。

「萬一國內外人士（歐美人乃至朝鮮人）所經營為不完全的私立大學」因而要先設立國立大學嗎？

這樣的事在統治上非常值得憂慮」。

連如此程度的有限修正，仍有瓶頸，其一在於內地人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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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總督府樞秘密院提交的文件所說，內地人殖民者極度避諱與朝鮮人共學，曾記載他們拒絶將朝鮮人的「普通學校」改名為與內地人相同的「小學校」。

第二次朝鮮教育令公佈後不久，在殖民者方面有「內鮮同化易說而難行」、「同化的方針不宜經由教育施行」這樣的聲音。

當然，也一併記有大部分朝鮮人並不期待和內地人共學，殖民者們對總督府更強硬的態度，是很容易想像的。

若連教育和地方制度這種改革都停止的話，打破總督府特權屬最大的難關，當然幾乎是見不到前進的可能。

最大的問題是六三法問題以來的總督立法權，原敬交給齋藤總督的「朝鮮統治私見」主張把朝鮮總督府司法部門置於內地司法省管轄下。

朝鮮、台灣的審判在總督府司法部門就已完結，在內地的大審院（原註：

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亦不能上訴，按照某些議員的話來說：

「例如朝鮮的裁判所，不管內地大審院有何判例，這是所謂的內地法，和朝鮮無關，判決書所寫的是朝鮮總督所做的特別解釋。

」。

和不受帝國議會的束縛，而制定嚴酷的治安立法一般，司法上亦然，朝鮮、台灣在司法上，也被從「日本」分離。

但總督府法務局長向齋藤所提交的秘密意見書中，對於司法權要和內地統一，雖承認會使「給意識到差別待遇的朝鮮人產生好感」的優點，卻期望「理解朝鮮統治的司法機構」不要做出會成為總督府障礙的判決，並強烈地主張「朝鮮總督要總轄司法、立法、行政三權，而後才能期望統治圓滑地進行」。

此外，司法權若是統一，則「司法行政事務的監督，需移交（內地的）司法省嗎？

這對事務的執行應該會有諸多不便」顯示出官僚的地盤意識。

總督府王國一旦獲取既得權和形成本位主義，便沒有那麼容易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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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齋藤總督之下所進行的改革，如總督府官吏制服的廢除，及「舊慣尊重」而恢復傳統墓地，主要都是表面性之事。

不過確實稟受原敬指示而赴任的齋藤，若由他的許多演說中觀察，將其主張一視同仁而取消差別待遇的話，與尊重朝鮮舊慣的說法並列，其後一連串的改革只是自我吹捧的敘述，統治方針究竟如何，尚不太明白。

一系列的措施，並未在法令條文上提倡內地延長主義，在不招致總督府獨立王國障礙的範圍下，只暫且改善引人注目的差別待遇部分罷了。

其中統治改革最根本的問題，即原住者參政權問題，仍未見進展。

齋藤首先召開自合併以來，一次也未召開而閒置的諮問機關中樞院，但用那種程度的措施想要使朝鮮人滿足確實不可能。

總督府內外都覺得有提出什麼徹底改革的必要。

自治或參政權？

在1920年代有關統治改革的最大重點是參政權，在齋藤總督下「殖民地」自治論和「國民」參政權付予論的雙方意見書正被蒐集。

這些和論壇上的議論相較，多少都帶有具體性的議論，但在此先整理那時的世界觀。

首先談參政權付予論。

可見到如上所述，打算給予朝鮮人作為「日本人」的帝國議會參政權。

對這種情形，有如總督府高等法院檢事長國分三亥意見書所述那樣：

「將導致允許朝鮮民族自治，其結果就是最後朝鮮終於獨立」且「讓朝鮮分立，很難完成其（日本）自我防衛更是不言可喻」的共識。

為此，就像前章所介紹朝鮮軍的意見書那樣，參政權的授予與對獨立及自治的絕對否定，兩者密不可分。

又，在此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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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將朝鮮稱為如明治以來所形容：

「如同四國、九州一樣，純然為帝國的一部分」的說法屢屢被採用。

此外大部份的參政權付予論與「日本人」同化論為一體，古代日本渡來人混合同化的歷史觀，和日鮮同祖論直接相關。

在眾議院議員松山常次郎的意見書中，以古代的熊襲和蝦夷國，就是現代的九州和（本州）東北，也是當時日本的元勳和首相的出生地為例：

「我等稱朝鮮……有如九州、東北之類」的敘述。

另外松山也指出日本和朝鮮同為黃種人，一邊以日系移民被排斥為代表，在白人列強所之差別待遇包圍下，高舉亞洲主義，而稱述：

「讓朝鮮人有佔有內閣之位的想法」、「我們把朝鮮視如蘇格蘭、威耳斯（威爾斯）這樣的話」，「希望能由朝鮮產生像勞合喬治（譯註：

DavidLloydGeorge,1683-1945，第一次大戰時的英國首相，出生於威爾斯）這樣的人」這樣的敘述，在修辭上將朝鮮與威爾斯（而非愛爾蘭）相比，可知不僅在第9章中野正剛的著作中可看到。

因為提倡參政權付予的意見書是同化論的延長，因而每每有「作為同化政策的首要方法，最具效果的是內鮮人通婚」這樣的主張。

總督府高等法院檢事長國分的意見書提出「除去法制上附帶在結婚上的障礙，是當務之急」。

如前所述，朝鮮民事令的改正乃得以實現（參照第8章注34）。

前章所述的朝鮮軍參謀部和原敬或長谷川總督等的意見書亦是如此，此與立法權及司法權的改革不同，因為通婚和官廳間既得權的調整無關，是可能實行的同化政策之一，有提倡這種較不費事的傾向。

不過，若考慮朝鮮人以及殖民者的反彈，制度性上雖有可能，現實上通婚是否會急增，這是另一個問題。

至於對於自治論，聲稱要有在朝鮮設置殖民地議會的選項。

自治論者強調若給予參政權，會有朝鮮人和台灣人的議員團，擾亂帝國議會的危險性。

此問題可從第6章被看到在合併當時已被指出，另外，矢內原忠雄等殖民政策學者雖做此提倡，可是已有的先例，為在英國議會中，愛爾蘭人的議員，握有關鍵性表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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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同貴族院議員、也是京城日報社長的副島道正那樣，不只擔心「會重蹈英國對愛爾蘭感到棘手的同一政治行為」、「朝鮮普選，可預見會讓包括內地的無產階級勢力抬頭」「朝鮮民族之政黨必會與內地勞動黨和無產者黨之類合作，這是相當明白的」敘述其觀察。

給予沖繩參政權，其沖繩眾議院議員的定額也才5名，預料朝鮮、台灣若授予參政權，會選出百名以上的議員，這是付與參政權時，要決斷的問題。

自治論之最大論據，如殖民政策派所主張那樣，當然是持民族同化不可能論。

從台灣總督府學務課長轉任朝鮮總督府之持地六三郎（參照第4章），逐一批判關於古代日本渡來人同化及日鮮同祖論的歷史觀，列舉德國的波蘭、奧地利的捷克、英國的愛爾蘭等同化政策失敗的例子，認為僅給予某種程度的自治便可。

副島也主張朝鮮人「始終是和內地人相異」的存在。

另外持地認為朝鮮人以身為「日本人」而選出代表進入帝國議會，而有：

「說不定要帶翻譯才能參與辯論討論」這樣的敘述，利用此點攻擊參政權論者的樂觀看法。

確實參政權付予論者，並未考察到這部分的困難；

持地的主張並不是以原住者權利擁護為目的，只是用以威脅參政權付予論者罷了。

可說是對明治期參政權問題的關注，大致是與「日本」編入論出現的威脅，有著相同現象。

一般來說，自治論者有讚賞以英國為首的歐美殖民地統治先例的傾向。

持地對英國統治埃及有「不愧是英國人」的敘述，從劍橋大學留學回來的副島則稱讚付予「愛爾蘭」自治的那個典範。

在外交上來看，走配合歐美的路線，則給予朝鮮自治，是確保朝鮮的必要條件。

相反的，參政權付予論者，不僅未稱讚法國，反而有強烈強調日本獨自性的傾向。

如是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