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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又是群体性的集体智慧，它往往通过口耳相传，身传言教，层层加码，由众人渲染、烘托，层叠式发展的成果，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承者或创作者。
只要有生活，有民众的生息，就有民间文化的存在，因此它有稳定传承的机制，任其国运兴亡盛衰，风云变幻，都能代代相传。
民间文化的传播，不论是文本或非文本的，是即兴创作还是传之他人，都是非广告性的，民歌、民谣、神话、传说、信仰和手艺都是大众表达自己情绪、希望和想象的手段，是非文本的自我倾诉和演示。
有些乡规、民约、家谱等文本，则是一家一族进行自我认同和约束的规范，是凝聚化了的风俗习惯。
民间文化虽不同于大众文化，却与大众文化有历史的渊源，古代民众性的文化即为民间文化，这是与上层官方文化相对应的下层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民间文化传至现代，经过现代商业包装，也可视为现代大众文化。
因此民间文化可以成为大众文化之源，大众文化亦可视为民间文化的现代发展或流变。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同属于非官方主导的文化形态。
以民间文化而言，与高雅文化相区别的是属于通俗文化，与大传统相区别的是属于小传统，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是属于民间表述。
本来，哪个时代的文化构成，都是大小传统、雅俗文化或主亚文化的二元组合。
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流和对立，又使得文化人有鄙薄俗文化的传统，士大夫们崇尚大雅脱俗的心态，使他们对通俗文化有相当的隔膜，即使有识之士也往往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姿态傲视民间文化。
然而，这被精英们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在现代社会凭借高科技和现代传媒不仅登堂入室，还入主当代文化的主流，这全新的文化观念，不得不带来考察民间文化的新视角。
20世纪初期五四前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把新文化观念引入民间文化研究，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一大盛举。
1918年北京大学发布《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收集各地民谣1100多首，陆续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在知识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有人议论说:
“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
”把民间歌谣引入高等学府，在当时乃是震聋发聩之举，正是有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着名教授的提倡，民歌才得以纳入中国文学史和民俗史的教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偏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时代发展到21世纪，大众文化的崛起，引导我们视野的再次扩大，仅仅从文学史和民俗史的领域看待民间文化，不足以充分反映民间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突破既有的框架，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评价民间文化的社会功能，这是提升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二、思想史需要开拓民间文化资源在民间文化中以民歌的历史最悠久，资源最丰富。
青海花儿唱的是: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
”陕北信天游说的是:
“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
”这发自内心的呼声，使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得到最坦率、最强烈的宣泄。
它所歌唱的内容，从天象时令、吃喝玩乐、交际礼仪、兴亡荣辱无所不包。
以民歌作为研究的主题，可以引出许多新知识，丰富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对民歌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更是深化民间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
在前近代中国，民歌的全盛时期是在明清之际，这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新阶段。
以这时期的民歌为例，最能反映民众心态、精英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关联。
这是思想史研究中的难点，从民间文化考察，别有一番境地。
众所周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
明末出现非经非孔、非圣非君，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追逐情欲，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
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冯梦龙的“唯情”说、以及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三纲五常的藩篱，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曙光。
与此相应的是民歌在都市中的兴旺，在商业经济发达的苏州，新兴的市井文艺受到民众的欢迎，家弦户颂的吴歌，不径而走，远播到其他地区。
史书记载，歌唱者“多浮虚艳词”
（1），《客座赘语》说:
“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风靡一时，“里（彳+共+亍）童孺妇媪之所喜闻。
”酒店茶肆的“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
”这些为道学家们所不肖的异调新声，展现出社会变迁中的新气息。
正如胡适所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
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
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
”
（2）这被胡适视为代表时代的不肖之作，正是所谓“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这一导欲，道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大忌。
以崇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统治思想，它拥有法制的、宣传的、教育的各种手段向民众灌输，种种违反人性的说教，压抑了民族心理的健康成长。
然而到明末，这种统治出现了从未有的裂变，大量民歌涌动出要求挣脱封建枷锁，寻找情爱的呼声，矛头所向，直指封建礼教。
在万历时期盛行的的挂枝儿，90%的作品是倾诉私情的，其中尤以女性对情爱的渴望，表现出挣脱枷锁的热情冲动。
明朝是提倡妇女守节最严厉的时代，一部《明史》为节妇烈女立传的人数之多，为二十四史之最，仅徽州一地明清两代所立的节妇碑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万5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吴歌中迸发出另一种声浪，试看: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姐儿生得》“姐儿生得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个柴擦（加为禾）上火烧处处着，葫芦结顶再是囫囵头。
”《同心》“你是男，我是女，怎知我二人合一个心肠，若将我二人上一上天平也。
你半斤我八两。
”《小尼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
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
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
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
”《八十婆婆》“八十婆婆要嫁人，寻头讨脑骂乡邻。
脚跟里水窠老皮里介养，多年裙带是老腰（妖）精。
”（3）仅仅从这儿首吴歌所见，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
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
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终于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
纵使其中难免有良莠并存，精粗混杂的情况，但这自发生成的民间吟唱，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情欲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相悖的另一种存在，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
“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
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
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
”（4）处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们对此并非无动于衷。
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歌浪潮，一些精英深受感染，着名文人金銮、刘效祖，赵南星等高雅之士，理学名流，不顾反对者的嘲讽，也参与俗曲、小调的创作。
更为可贵的是，对民歌中的情爱现象作了理性的提升。
冯梦龙称誉这是“人生世间第一乐境”，把“情”推为人生的至高境界，这不是无端而发，也不是简单的鼓吹纵欲主义，他所宣扬的是，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
他说:
“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
”他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的调情诗；
吕尚不忍美人被诛，掩面斩妲已；
孔夫子也有小老婆等等，阐明圣人也不能不为情色而动心。
所以他认为:
“情者，怒生不可（门+必）遏之物。
”“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5）因此他倡议创立情教，并以“情”字解释家事和国事。
在明清之际抨击君主专制的思潮中，民歌、民谣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
冯梦龙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
“谚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
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
杨香孱女而拒虎，情极於伤亲也；
刖跪贱臣而击马，情极於匡君也。
由此言之，忠孝之胆，何尝不大如天乎?
总而名之曰情胆。
聊以试世，碌碌之夫，遇事推调，不是胆谦，尽由情寡，鸣呼，验矣。
”（6）他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的褒词，一字之改颠倒了善恶价值观观。
把儒家伦理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忠孝，改换为情感的表现，至忠至孝的行为，都是源于“情”的有胆有识，因此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把情教凌驾在礼教之上。
对于这一宗旨他毫不讳言:
“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
”这一“发名教之伪药”，可谓一语中的，在歌咏者是叙私情，在社会上却掀起冲击礼教的浪潮。
这样惊世骇俗之言，是出自他搜集、整理民歌集的评论中，冯梦龙可谓从思想价值观照民歌的第一人。
在民歌中不占多数，却极有价值的是抨击时政的歌谣，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的社会情景说: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
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
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
”（7）流传在市井平民中的民歌，何以有那样大的威力，惊动最高统治者?
这是因为它道出了民众心中的积怨。
一曲《多》的情歌说: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
”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
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
市井谣谚戏谑三皇五帝也不为过，有首《黄山谜》说:
“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
欲罢而不能，因非而得罪。
”谜底是一个“四”字。
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是亘古未有之高论。
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
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下之安危说:
“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
天下之民，不乐有生。
怨（言+卖+言）愁叹，难堪入听。
”（8）像这样非议朝政，抨击君主，蔚然成风，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攻击朝廷，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对封建伦理的冲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人们都熟知《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的故事，殊不知，在明代还有一个比孙大圣更有造反精神的土地神，明清刊本《土地宝卷》说的是土地公公逛南天门，受到天兵天将的阻挡，“土地曰:
‘乞众公方便，将门开放，我今随喜。
’众神闻言，（言+虎）一大惊，众神大咤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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