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国内论说语篇研究综述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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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后，学界不断探讨论说语篇的结构布局、微观结构、第二语言教学、汉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借鉴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且研究不断细化，取得了一些成果。

本文试图从界定、宏观结构、微观结构、教学等四个方面对近二十年来论说语篇的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期有助于汉语论说语篇研究。

二、论说语篇界定

（一）内涵与要素

论说语篇是文体类别之一。

张寿康（1985）认为议论文是用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表达主旨的，主要运用议论的表达方式，它要求论点鲜明，概念准确，论据充实，论证严密，论述时说理充分，实事求是[1]。

论说语篇的实现包括口头与书面形式，如辩论、演讲、讨论等和各类评论、科学论文、政治论文等分属口头和书面论说语篇。

牛殿庆、周采霞（1996）分析了议论文与文学作品中论说表达方式的区别，前者是作者通过对事物的分析评论阐明观点的表达技巧，后者是和叙述、描写、抒情紧密结合、互为依附表露作者思想的表达技巧[2]。

关于论说语篇的构成要素，主要观点是“论点、论据、论证”议论三要素说，由陈望道（1922）提出[3]，至今还在沿用。

后人对议论三要素也有许多争论，如孙彦杰、韦丙海（2002）认为议论三要素理论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单方向的证明模式，不利于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培养与训练[4]；

尹相如、刘欣（2004）认为论证是作者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旨在把論点与论据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因此论证并非实体，不能视为要素，而是论点与论据之间的连接方式，正由于连接方式的不同，产生各种各样的论证方法[5]。

不少学者提出其他观点，如谢志礼、王黎静（1999）将议论文构成要素分为浅表要素和深层要素（或称外在要素、内在要素），前者由论题（第一实际要素）、论点（统帅要素）、论据（基础要素）、结论（终极要素）四个要素构成，后者则是指构成议论性文章的核心的内在要素——论证[6]。

王凤英（2005）采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段式法（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将论说语篇分为三个部分：

论点、论证和结论，其中论证包括论据和论证方法[7]。

这些研究依然局限在结构主义框架中，未能从功能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二）类型与特征

张寿康（1985）依据语篇的社会功能将议论文分为：

政治性专论、宣言、声明、社论、评论、讲话稿、决议、会议纪要、按语、科学论文、杂文等类型[1]。

方武（2003）从系统功能角度将论说语篇分为三大类：

议说型、说明型、论证型。

论证型中又细化出逻辑推理论证型和综合论证型[8]。

但不同类别论说语篇的特征研究较欠缺。

论说语篇的特征。

郭兆武（1997）认为论说语篇具有内容的理论性、结构的逻辑性、表达方法的论说性、语言的抽象性等特征[9]。

王凤英（2005）认为论说语篇的特点体现为话语的目的性、各个判断之间的语义关系、谋篇布局和语言表达式，其中目的性及语义关系决定谋篇布局和语言特点[7]。

曾常红（2007）则从语篇性角度分析了辩论语篇特征：

在人物/角色的态度、观点上表现出强对抗性，不同人物/角色的立场相对相反，在话语信息交流上表现为互动性，不同人物/角色的言语行为有应变性，在结构形式上因具体论辩形式或辩论规则不同而有所调整，但从总体轮廓上说，不外乎“提出问题-分析、论证论题-得出结论”的结构模式[10]。

以上研究未能充分探讨论说语篇的“语篇性”特征，研究概括性还较差，未能提炼出可验证性要素进行有效分析。

（三）论证内涵与方法

论证的说法很多，有过程论、层次论、方法论、结构论等。

如郝赤（2003）认为论证是统合技巧，即统合了诸如句法、词法、语法、修辞法、逻辑法、章法等方法，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概念说明、论据证明、分析阐明，从形式上看主要包括巧设理群、论点有衬托、诗意论证；

并提出论证的特点主要有：

具有议论的起始、大小层次阶段，并有明确的中心句；

具有最能说服读者、最能为中心论点服务的议论过程大小层次安排；

语言须适应议论语体及语境要求，体现出立论的证理风格、驳论的辩理力度[11]。

关于论证方法，何应灿（1988）认为论证方式是指论证过程中论据与论据，以及论据与论题之间的逻辑联系方式，也即是论证过程中用论据推出论题的一系列推理方式的总和[12]。

何武（2001）、郝赤（2003）和王凤英（2005）论述了论说语篇的论证方法，何文归纳为归纳法、例证法、喻证法、引证法、反证法、排它法、比证法、二难法[13]，郝文归纳为归纳法、演绎法、总分法、递进法、比较法、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等六种[10]，王文归纳为直接论证和间接论证，直接反驳和间接反驳，演绎论证、归纳论证和类比论证[7]。

王寿沂（1995）提出要巧用“比喻说理”的论证方法，即利用事物或事理之间的相似点，把本体、喻体及其相似关系显示出来[14]。

赵书勤（1997）则归纳为形式逻辑的论证和辩证逻辑的论证，前者又包括事实论证和理论论证，是论证逻辑性的基本保证，后者是从全面材料出发，分析事物相互矛盾的各个侧面，找出主导方面，找到转化条件及存在依据，得出初步结论[15]。

这些研究角度多样，分类繁杂，缺乏一种形式与功能相验证的分类模式。

三、论说语篇的宏观结构研究

（一）结构布局

廖秋忠（1992）认为“论证结构”可以作为识别论证体的形式标准，论证结构是根据篇章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关系和它们的功能确定的，若处于同一层次的两个语段之间存在着论题与论据的功能关系，便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论证结构，包括论题和论据，还有引论和结尾部分[16]。

这一界定对论说语篇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不同标准，进行结构布局的研究。

如王凤英（2005）认为由于交际目的、论说场景、论说对象等不同，论说语篇的布局结构会发生变化，可分为完全结构论说语篇和非完全结构论说语篇，后者包括无论点论说语篇、无结论论说语篇和泛论说语篇[7]。

洪明（2005）将论辩语篇归纳为一般-具体型、主张—反主张型和问题—解决型等三种语篇模式[17]。

李跃进（2008）认为论说语篇的基本结构形式是“引论—本论—结论”（即“总·

分·

总”方式）、“分·

总”、“总·

分”、中心论点中置式三种变化形式，分论点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并列式和递进式两种[18]。

（二）修辞特点

论说语篇具有独特的修辞特征。

如罗娟姣（1998）认为论说文的修辞特点包括选用正式的文体；

注意句子的结构与排列，交替使用长、短句，注意圆周句和松散句的合理搭配；

避免使用被动语态，多用主动语态；

选词时力求简单、准确、有力；

巧妙地使用反复、排比、反问等，产生突出的效果[19]。

段李敏（2007）将修辞论辩界定为演说中演讲人在不确定条件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合理维护的言语实践，目的在于说服听众，促使其采取行动，其主要特点有：

修辞论辩需考虑论辩者和听众的社会、政治、文化、伦理、心理等诸多因素，具有不确定性；

修辞论辩建立在“或然性”或“可能性”基础上，研究的不是必然的真理，而是具有可能性的见解或主张；

修辞论辩要求论证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事情；

在修辞论辩中，语言手段的主要功能是说服，而不是美化和修饰[20]。

目前研究多举例说明，也较零散，欠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学者还从思维模式角度对比英汉论说语篇的修辞特征。

如胡曙中（1993）引介美国学者R.B.Kaplan的语篇修辞模式，认为英语语篇的思维模式为亚里斯多德线条式，而汉语是迂回式；

英语语篇的组织和发展呈直线型，汉语语篇则呈螺旋型发展[21]。

许力生、李广才（2002）借鉴Kaplan的研究，对比发现汉语和英语不仅在衔接手段使用上侧重不同，而且在语段发展模式分布上也存在差别，如英语段落多使用发散型，汉语段落多使用延续性和发散型；

英语较多地使用照应，且主要是名词照应，汉语语料则更多地使用重复和省略[22]。

夏莉（2006、2007）分析了英汉论辩语篇的修辞特征，认为汉语作者比英语作者留给读者的空间更大，英语作者在论辩语篇的写作中倾向于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看法和立场；

汉语作者在论辩语篇的写作中比英语作者更喜欢引经据典；

汉语和英语都相当重视在论辩语篇写作过程中适应读者的信息需求，以取得读者共识，达到成功劝说的目的；

汉语作者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汉语作者在论辩语篇的写作中交错使用不同的修辞模式[23]；

英语多采用演绎型论证方式，汉语多采用归纳型和半归纳型，即论点往往隐藏在文中或末尾处，由读者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

汉语运用的论据种类比英语的丰富，汉语的组内差异也比英语更加明显；

汉语更加注重在感情和情绪方面引起读者的共鸣，理性诉求使用少于英语，都同样关注伦理诉求[24]。

讨论具体论说方法与段落结构的主要有：

刘颖（2004）从论述焦点、问题解决类型、问题讨论类型三个方面对比了中国大学生的母语作文和英语作文的修辞策略，主要表现在：

英语和母语作文均以问题为中心，前者多采用原因分析型和解释型的方法分析问题，后者多采用个人的解决方法和解释型方法分析问题，以上不同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以及运用母语写作的训练方式[25]。

刘朝彦（2006）从统一性、连贯性与完整性对比讨论了英汉论说文的段落，认为典型英语段落结构是主题句加扩展句，段尾还有和段首主题句呼应的结尾句，汉语的段落结构主要体现为螺旋思维程式；

英语段落较多地使用照应与连接词语，汉语段落更多地使用省略和重复；

英语段落通常可分出主题句、扩展句和概括句，汉语段落结构的完整性往往不在一个自然段中体现出来，只有当几个自然段联合起来时才能阐述充分[26]。

四、论说语篇的微观结构研究

（一）主位推进

这方面的研究多举例，分析尚待提高。

如贾燕梅（2007）通过一篇议论文的实例分析了论说语篇的主位和衔接，探討了议论文语篇的复杂性及独特性[27]。

赵瑞平（2009）认为小句主位可快速把握文章的组织结构；

主位推进模式可大致看出文章前后段落的衔接和连贯程度；

再通过衔接手段深入分析语篇的篇章性；

最后从语言层面上进行评判，词汇的选择、拼写、语法等微观方面来把握[28]。

蒋旭峰（2007）借鉴迈克尔·

休依提出的情景—问题—回应—评价模型，分析了经管类论说型文体的主位推进模式，认为连续型、简单线型、自由T-R型等主位推进模式最常用[29]。

（二）词汇衔接

研究多集中在英语论说语篇上。

如陈芳（2008）认为英语论说语篇的词汇衔接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为：

词汇衔接手段的使用频率呈现出简单重复>

近义关系>

复杂重复>

上下义关系>

反义关系和部分整体关系，并且随着年级的上升，简单重复使用的频率呈下降趋势，但是其它词汇衔接手段的使用频率都呈上升趋势[30]。

余娜（2007）讨论了中国大学英语议论文中因果连接词的使用情况，认为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因果连接词的频率总体大大高于本族语者，因果连接词通常位于句首，而较少放在句中；

因果连接词的使用频率与写作质量几乎没有相关性，而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因果连接词的丰富性与写作质量是密切相关的；

因果连接词的使用可能受母语迁移、教材与教师的指导和文化因素的影响[31]。

这些研究对推动二语教学有着重要作用。

（三）英汉语篇衔接对比

研究多集中在显性衔接上。

汪清（2007）统计分析英汉议论文体主位推进模式频率，总结出：

英汉议论文体的主位推进模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