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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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我的看法。

　　一、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执行的政策

　　百日维新中，光绪帝载□是不是完全执行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策？

从主要当事人提供的看法和对事实所作的稽核，都可以断言不是。

　　主要当事人首推载□，改良派的政策他当然很了解。

康有为历次上书、条陈中，反复申说：

变法必须全面变，从政治制度上变，反对像洋务派那样，枝枝节节，变事不变政，变政不变人，变人不变法。

所谓小变则亡，全变可强，康有为不知讲了多少遍，舌敝唇焦。

变法变人，核心问题，是要让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分享权力。

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政策，和这个核心问题相联系，有的直接，有的间接。

载□对于改良派的全面变法、让资产阶级上层代表参加政权这两个基本要求，接受了没有呢？

载□回答得非常明确，他很赞成，但是没有力量来实现。

他的这番话，是在百日维新后期亲手写给杨锐，后来一九○九年由杨锐的儿子杨应昶、学生黄尚毅送交都察院，缴还了清政府的密诏中坦率地讲出来的。

密诏上写着：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旧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

即如十九日之□谕（按：

指旧历七月十九日，将礼部六堂官一齐革职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

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

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赵炳麟：

《光绪大事汇鉴》卷九。

又《庸言报》一卷九期罗□□《宾退随笔》亦载原文。

二者个别字句略异。

梁启超《戊戌改变记》所载内容简略，有人称为'

'

伪密诏'

。

事虽不伪。

但极不全，不可为据。

），通篇文字，实际是两句话：

“尽变”“全变”旧法；

罢黜老谬昏庸，任用“通达英勇之人”。

而这两条，也就是改良派变法的基本要求。

载□说那拉氏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自己完全没有力量这样做，问康有为等有何良策来这样做。

他向改良派哀求式地解释说：

“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

”载□肯定改良派变法的基本主张并未实行，没有根据能够推翻他这个判断。

　　当事者中，又一位主要人物是康有为。

他同样强烈地认为自己提出的变法建议，基本上是被否决了。

康有为自编《年谱》里一一叙述说：

“所云誓群臣定国是一条，以为诏书两下，国是已定，此条无庸议。

所谓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

我所请令臣民咸得上书一条，改为职官递本衙门，士民递都察院。

我所请开法律局，定为每部派司员，改定律例。

夫司员无权无才，无从定之，又非采集万国宪法，与我本意大相反矣。

学校局一条，则以大学堂及各省中小学堂，已经奉旨另办了之。

农工商局则以屡奉谕旨饬办了之，所谓起民兵以练陆军，购铁舰以成海军，则以裁兵并饷等旨了之。

所请民政局，则拟旨令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了之。

唯令开一铁路矿务局，请即在总理衙门派人办理。

于是所议我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上亦无以难之，虽奉旨允行，而此折又皆成为虚文矣。

大官了事，所谓才者如此。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3-154页。

）意思是很明白的：

第一，他的政策、主张大部分并没有被采纳；

第二，是守旧大官僚的阴谋诡计；

把它的一条条建议化为乌有了，载□是赞成那些建议的，只是对大官僚们“无以难之”。

改良派本来是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代表。

地主阶级的眼光，使他们不易辨别载□的态度与他们自己之间的分歧。

但结局仍然是一样；

载□并没有采纳改良派的大部分建议，使之付诸实行。

　　稽考事实的结果又如何呢？

载□不但没有完全实行改良派的政策，很多倒是采用的洋务派的政策。

胡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一节，查考事实以后作出了这个论断。

胡绳同志这部著作，一是大气笼罩，近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各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关键突出，情节昭然，人们可以从中找到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性。

二是实事求是严格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通过具体材料，自然地表现出那些斗争和演变进程。

解说鲜明，寓论议于史实叙述之中。

以前若干中国近代史著作，不是前一条不足，就是后一条欠缺，显得科学性差，说服力不强。

胡著把这两条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它的特色，在中国历史学著作里，是一部很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著作。

个别缺点，史料上的失误是有的。

叙述载□和康有为执行了什么政策的部分，采取《戊戌奏稿》旧说，没有来得及利用最新发现的康有为条陈等资料。

但认为载□执行的很多是洋务派的政策，这仍然合乎事实。

　　载□下诏定国是以后的一百零几天里，上谕如雪片纷飞。

改良派一再上折，但没有被采纳，相反由洋务派提出来，虽与改良派的主张抵触的建议，却大量地见诸于诏书。

其中有变法纲领的问题，也有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方针的问题。

　　变法纲领方面，一八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总理衙门递进的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的奏折，提出了开制度局是变法维新的三大政策之一。

其具体办法是“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即统筹全局折，原由叫做“为外衅危迫，分割□至，急宜及时发馈，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

见故宫《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

大约十天以后，即中俄签订旅大租借条约前几天，康有为上条陈，作了种种论述，最后归结到一条，请载□独奋乾断，“专以开制度局，变新法，修战具为事”（《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上《译纂日本变政考，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陈述大局危急，极力主张载□以日本为图样变法。

应当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开制度民政之局”（《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六月十六日，载□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当面陈述，“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康有为受载□召见后的第三天，再次上折，《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

他指出制度局的任务，是“审定全规，重立典法。

何事可存，何法宜革，草定章程”（《杰士上书汇录》，卷二。

非常明确，在宫中设立制度局，全面变法，是改良派变法的政治纲领。

他们变法维新的各种主张中，开制度局占据首要的地位。

载□最初也没有忽视康有为这个纲领，几次责成王大臣会议回奏，并严厉指出不许浮词搪塞。

洋务派军机大臣王文韶出主意，最后来一个“变通办法”（《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0页。

），把康有为建议中制度局的人选应该是“天才通才”（有的地方作“草茅才士”），也就是应该包括康有为和他的改良派同志和盟友，一笔勾掉了。

载□表示同意，“奉旨允行”。

这是对康有为建议开制度局、全面变法的否定，使改良派变法的政治纲领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实行。

　　变法还是不变法以及怎样变法，在康有为看来，开制度局是一个关键。

载□接受洋务派和其他大臣的意见把它否定了，康有为并不死心。

八月中旬，他在《进呈波兰分灭记序》里面又一次陈述：

“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

再迟数年，俄国在东北的铁路筑成，长驱南下，那时想变法，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了（故宫档案，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进呈原本，第一册。

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谢编书赏银《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奏折里，最后一次强调需要开制度局，并阐述它的重要意义说：

“制度局不开，措施之散漫乖错延阁如彼，犹泛沧海而无航，经沙漠而无导，冥行乱驶，而当风雨雾雪涛飓之交，而欲涎登彼岸，不致沉溺，岂可得哉！

”皇上应当自断之，自审之，不为庸人所乱，不为谣言所惑。

“选通才于左右以备顾问，开制度局于宫中以筹全局，坚如山岳，厉若风霆，则纲举目，张规条具举……若仍左右无谋议之人，全局无统筹之计，因任守旧，零碎凑集，先后倒置，缓急失宜，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医多药杂，凌乱妄投，脉乱病深”，那样中国就将为“波兰之续，虽欲变而不能矣”。

（《杰士上书汇录》，卷二。

）尽管康有为讲得如此激烈沉痛，载□不作任何表示。

从此以后，开制度局就再没有提起，石沉大海了。

　　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方面，载□执行的不少是洋务派的政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叙述详尽，事实正确。

　　载□下达的命令，如修筑铁路、举办邮政、裁军练兵、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有见于康有为奏折中的。

但这些内容洋务派早就提出过。

例如一八九五年胡□□的《变法自强疏》里，把筹饷、练兵、筑铁路、开民厂制造机器、废止漕运、创办邮政、设立学堂等等，都列举出来了，论述详细。

其中筹饷、练兵、筑铁路等，并且分别在实行。

说载□发布这类命令，是采纳的洋务派的主张，更加合乎事实。

　　百日维新中，载□是不是完全没有接受康有为所代表资产阶级改良的政策？

实际情况也说明不是。

改良派有一些建议，载□是大体上接受,并用谕旨宣布了的。

它们在百日维新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其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下诏定国是。

　　作为百日维新开端的定国是诏，不但是蔚然兴起的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康有为直接促成的。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说，一八九八年五月下旬，他由于变法活动受到种种攻击，已经决定暂回广东。

一再阻挠变法的奕□适在这时死去，载□决心变法。

康有为立即上书翁同□，“促其亟变法，勿失时”。

翁同□自己也被人弹劾，感到康有为走了以后，没有人从事宣传鼓动，要他留下来办几件事再走，于是康有为起草两篇“请定国是而明赏罚”的疏稿，分别由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递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4页。

翁同□把这两个奏折送到载□手里。

几天以后，下了定国是的诏书。

翁同□《日记》上对此简要记载。

（《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23页。

）事情刚刚过去，梁启超曾颇为自豪地对人说：

“新政来源真可谓全出我辈。

……仆等于彼时乃代杨侍御、徐学士各草一折，言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遂有二十三日之上谕”（《梁任公年谱长编》，第57-58页。

康有为自己也上了一个《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6-208页。

《戊戌奏稿》中，此折肯定经过□改。

“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无疑是后来加入的。

但不能因此认为全折是出于伪造。

康有为自编《年谱》里叙述他的各项建议遭到大官僚们一一否定的情形说：

“所云定国是一条，以为诏书两下，国是已定，此条无庸议”。

这说明他是确有“定国是”折的。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判定全折为伪。

所举理由，是康自编《年谱》上记载代杨深秀草拟的“定国是”折，曾列举古今中外变法有效的君主四人与现存杨折相合；

《奏稿》中此折所举中国古代变法君主人数、人名不同于《年谱》，也不同于杨折。

其实，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年谱》所述代拟杨折为真，与《奏稿》此折真伪全然无关，因为《年谱》中所记变法君主人数、人名只是叙述代拟杨折的内容，根本没有涉及他自己上折是怎样讲的。

《年谱》上说同时分拟杨、徐二折，也没有叙述徐折的内容是什么。

从现存徐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