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研究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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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或国家而言，是一种公共物品，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为满足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种机制，这一机制只有由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来提供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效率。

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实践来看，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

政府在教育投资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对整个教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保障作用。

因此，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有利于发挥教育财务管理在筹集资金方而的积极作用，用真实的成本效益分析数据来向国家财政部门筹集预算内的教育资金。

　　有助于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资源合理配置是将各种具有价值的人、财、物，按照某种规则进行排列组合，使得经过重新组合后的资源能够发挥更大效用。

资源相比较于人的需求而言，总是有限的和稀缺的，当社会需要不停扩张时，就会出现资源难以满足需要这一社会普遍问题。

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发挥其最大效能，是对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要求。

教育资源配置就是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合理地分配到教育系统的各个部门和机构中去，以便能发挥教育资源更大的作用。

它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

如何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间，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之间，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基本建设之间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

如何在各级各类学校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然而，教育资源配置是一项十分复杂、困难的工作。

要使教育资源发挥应有的效应，教育资源的配置就要做到既符合需要，又体现公平效率，否则就会出现教育浪费现象。

因此，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既要考虑我国教育投入的现实状况，也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教育、不同类别教育和不同层次教育等的要求，坚持将教育资源投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去，既促进教育发展，也体现教育公平。

　　有助于科学合理地调节教育资金。

加强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有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也应该看到，教育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现实中，教育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教育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因素又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因此，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

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更要从实际出发，保证教育资源的配置具有针对性，更富有效益。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基本确立了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社会运行机制，作为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基地的教育系统，也必然参与这个新型循环。

但是，由于教育系统自身所固有的公益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一方而需要计划机制进行宏观上的供需调节，另一方而也必须引入市场调节手段和方式。

因此，利用成本效益分析将有助于科学合理地调节教育资金的配置和流向，使教育投资更贴近实际，更趋于合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资金调节作用。

　　二、影响教育成本效益提高的因素分析

　　提高教育成本效益的关键在于进行准确的教育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帮助进行教育决策的工具，成本效益分析并非十全十关、无所不能。

和其他分析方法一样，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成效取决于对这些因素是否有全而的认识，以及能否对其做出恰当的处理。

一般而言，影响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目标约束。

任何决策都必须首先明确其活动目标，目标既是决策的出发点，又是决策的归宿点。

没有相应的决策目标，决策者无法拟定具体的备选方案，更不要说为了选择优化方案而进行评估和比较。

那么，如何确定成本效益分析的目标呢?

某项行为方案是否可取，要看该行为方案的效益是否超过成本，或者至少相等。

只有这样，教育决策者才会认为值得，行为本身所需资源也才能得以保障。

利用成本效益分析工具评估行为方案时，一定要注意分析方案的整体效益，既要实现重点目标，也应兼顾其他目标。

在很多情况下，决策者而对许多复杂问题时，并不能够保证从一开始就有十分清晰的决策目标，问题的紧迫性也不允许决策者等到总目标都完全弄清了再选择决策方案。

因此，需要他们根据已掌握的部分信息，确定短期的、局域胜的小目标，先从解决紧迫的、局部的问题入手，一边了解情况，一边解决问题，逐渐明确总体的决策目标。

　　物质约束。

决策是为了实施，要实施就得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

决策是否可行，取决于主观、客观的许多因素，要认真分析比较，使人力、物力、时间、技术等各方而都得到保证。

超出现实条件，片而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这样的决策只能是欲速不达，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益，反而会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造成教育成本不必要的增长。

因此，在成本分析过程中要考虑客观物质条件的约束。

　　人员约束。

很明显，所有教育成本效益分析都将受到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理查士和格林罗曾指出“行政决策的达成，很多时候是受个人原因和情绪因素影响”。

他们认为，最常用来选择适当行动方向的方法，是依赖于个人的知识、直觉、判断和经验。

台湾学者吴清基也提出“有关决策之个人因素探讨，可从四角度去加以分析:

个人价值观念、个人知识背景、个人直觉习惯、个人人格特质”。

　　组织环境约束。

只有当决策者全而了解了相关信息，并能较好地控制周围环境中可变因素的影响之后，决策才能成功。

所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除了要对个人的因素进行考察外，还要对组织环境因素加以研究。

一般而言，影响成本效益分析的组织环境因素主要有三方而，即组织内的信息处理与沟通、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以及组织所承受的外部压力。

　　三、提高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有效性的策略

　　成本效益分析必须是一种“教育理性”行为。

“理性”曾被理解为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是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比较，进而选择出让大部分人满意方案的一种行为方式。

由此可知，理性行为方式就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思维和行动。

因此，也就决定了凡是理性的行为方式必定是有着稳定的评价标准。

强调“教育理性”行为，是因为个人的理性行为无法排除主观因素。

所以，不能因为决策者的价值体系或评价标准不符合决策者以外其他人的或其他集团的价值观，就否定其行为的理胜。

为了更科学、更严谨地讨论相关问题，我们有必要选择“教育”作为限定词来对成本效益分析中的理性加以限制，以此表明正确的教育投资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成本效益分析必须是一种“教育理性”行为，是指在制定教育活动目标，设计备选方案，进行评价与判断时，都要按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对方案的评估判断必须独立进行。

对于教育成本效益分析而言，要想充分发挥每一位决策组织成员的潜在能力，不仅要给决策组织创造出一种自由抉择的环境，为决策组织成员营造一种自由思考的氛围，还要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做出的决定可能会给项目实施效果造成的影响，更要让他们在整个方案评估判断过程中负起一定的责任，承担起相应的风险。

　　决策组织成员的构成必须强调互补。

决策组织成员不能过多，但要尽可能多地集中智慧，这是一对矛盾。

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强调组织成员构成的互补。

首先，在专业结构上的互补。

在一个决策组织中，应尽可能地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专门人才。

不同学科的专门人才在知识结构上的互补，不仅使得对问题的认识盲区大为减少，而且也促使决策组织中的成员相互启发，激发出更多创造性的新思想。

其次，是在性格、气质和决策风格上的互补。

每位成员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决策风格，在某些方而可能非常出色，但在别的方而又会稍稍逊色。

不同的成员组合在一起，相互弥补不足，往往会在整体上表现得更加优秀。

再次，是年龄结构上的互补。

决策需要经验，但更需要创新。

一般来说，老年人阅历丰富，善于分析，年轻人没有框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中年人则兼具二者之长。

所以，在决策组织中，老、中、青咨询人员应兼容并收，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使决策组织始终保持活力。

此外，在主体结构上的互补。

也就是说，决策组织中高、中、初级决策人员应有一个合理比例。

如果决策组织成员的知识水平普遍偏低，自然无法胜任工作;

如果决策组织成员水平都很高，又可能造成智力浪费。

决策组织中应当有能进行战略指导的高级决策人员，也要有能进行战役指导的中级决策人员，还应有能冲锋陷阵的初级决策人员。

　　成本效益分析的方式必须合理有效。

对不同教育活动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方式选择上应有所区别。

简单的活动，或紧迫问题的分析决策，应强调迅速集中意见，果断做出抉择，立即采取行动，不主张在讨论活动方案上花费过多的时间。

比如发生地质灾害之后，对被毁校舍重建、学生上课临时场地的安排等亟待解决问题的决策，就应强调快速高效。

对那些周期较长、成本较高的活动，则应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要广泛地征询决策组织成员的意见，尽可能地启发每一个成员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

组织领导者不能急于对某种观点表态，要确信已了解所有成员的观点之后，再对这些观点的适用性、有效性、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总结评价，最终确定实施方案。

当然，小组成员之间的辩论应讲效率，教育成本效益分析过程本身也需要耗费成本。

这些成本既包括付给专家的酬金、活动方案验证经费等直接成本，还包括参与分析判断的决策小组成员的机会成本。

所以，要想提高教育活动的效益，就要从降低成本效益分析过程自身的成本开始。

　　方案选择必须确定正确的选优标准。

在教育决策中“优”是个相对的概念，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往往只能要求对决策目标中主要目标的满足达到相对“优”，以满意为准则。

决策者要有战略眼光，衡量取舍其利弊，在利中取其大者、弊中取其小者，综合考察备选方案，选出相对满意的方案。

对于成本效益分析而言，效益有时并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效益高的方案并不一定就会被选中。

有专家指出，效益率相差10%-20%的方案，并不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优劣，原因是目前的条件无法完全保证信息资料的质量，加之估算方法和技术并不能确保结论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精确度，效益率的估算存在一定的误差。

此外，决策者在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评估时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是无法用量化指标进行度量的。

如方案实施的难度、每个班级学生的相应经验基础、教师或其他相关部门对该方案的接受程度等等。

当然，如果效益率相差很大，那么决策者应当优先考虑效益率最高的方案。

如果经过检验后证明成本效益估算没有差错，但效益率高的方案却被放弃，表明此时的决策已偏离“教育理性”方向。

　　方案的分析评估必须同方案的具体实施相结合。

决策者应当意识到，其所采用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不一定恰好反映计划方案的真实水平。

由于规模因素的影响，有时平均成本并不能真正代表某个方案真实的成本水平，规模越大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就越低，在超过规模能够承受的临界点后成本反而会上升。

同样，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并不一定可以外推。

同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还应对方案实施对象的特点予以考虑。

即使是同一方案，而对不同质量和特征的实施对象，其效益率可能呈现很大差别。

如果在不确定实施对象是否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套用某一特定成本效益分析的结论，很有可能会影响对备选方案的合理选择。

如某些生源基础特别好的所谓“重点”学校的经验或分析结论，不一定能适用于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