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然与所当然如何统一对朱子的一个解释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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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则认为是“实践理性”，是指导人的行为的普遍法则或原理。

又有人认为是“实用理性”，即为现实政治服务并提供论证的，或为现实目的服务的。

当然还有人认为是“认识理性”，即概念的认识。

究竟何为理性？

在西方哲学中是有争论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把握事物的客观普遍性，必然性。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之理也可以称之为理性，但究竟是哪种理性，则由于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不同。

2、指本体。

即认为朱子是讲本体论的，理就是本体。

但是，一说到本体，就很容易用西方的本体论进行解释，认为朱子的理就是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

但是，西方哲学的本体就是实体，本体论就是实体轮，本体与现象是对立的，分属于两个世界。

一方面，本体是现象之本体，现象是本体之现象；

另一方面，只有本体是真实的，现象则是不真实的。

有学者指出，西方哲学的本体“真而不存”，现象“存而不真”，中国的哲学本体在现象之中，而现象是真实的。

这当然很有道理。

但是，即便如此，朱子所谓理是不是实体？

这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朱子所说的“道体流行”、“天理流行”，就同静态的不变的实体并不相同。

3、规律。

即认为朱子的理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但是，规律之说同自然科学有密切的关系。

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是以牛顿为代表的物理学，与此相应的哲学则是机械论、还原论的，即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机械的物理世界，受因果律支配。

世界犹如一架钟表，甚至人本身就是一架精巧的机器。

但朱子哲学的理从根本上说是讲生命的，而生命现象是不能用机械规律所能解释的。

即使是朱子所说的“物理”，同西方物理学上所说的规律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朱子所说的“物理”，是与生命有联系的。

“桎梏有性”之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4、法则、原理。

即认为朱子的理是指某种客观法则或原理。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这个“法”是谁立的？

是靠人来立的？

还是超自然的绝对主体所立的？

或是自然界固有的？

一谈到“法则”，总会想到有一个“立法者”。

西方基督教哲学主张“上帝立法”，主体论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也“为自己立法”，自然主义者主张“自然法”，如此等等。

很多人认为，朱子是客观主义者，其所谓理是客观的，外在的，那么，这个“法”究竟是谁立的？

是什么力量用这样的“法”来主宰自然界和人类？

朱子说过“主宰”的话，但所谓“主宰”者，并非有一个上帝在那里发号施令，所谓主宰者就是理，而理不在别处，就在心中。

因此，人可以自我作主。

如果说，朱熹是他律论者，似乎也有一定的困难。

5、形式。

即认为理是事物的形式。

这是用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论”中的形式因解释朱子的理，认为理气关系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

按照这种解释，任何一物，都是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的，形式是一物之所以为一物者，质料是一物之成为一物者。

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形式，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形式。

因此，世界上没有无形式之物，无形式之物只是一堆材料，什么也不是。

由此进一步推演，形式就成为规定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根源性的东西。

所谓“本质主义”就是如此。

形式之说在解释理之“所以然”时确实很有用。

但是，朱子的理却不是纯粹形式，它不仅是在气中存在的，而且是有内容的。

在朱子哲学中，一物之成为该物而不是他物，不仅由理决定，而且由气决定。

不仅由于理不同而物不同，而且由于气不同而物不同，所谓“理同气异”之说就是如此。

这样看来，情况就极其复杂了。

6、秩序。

即代表事物发展变化的秩序或方向，能使其“顺而不乱”。

这是一种动态的解释，比较符合中国哲学的原义。

秩序存在于事物之中，又能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道路和方向。

秩序之说肯定事物的发展是有序的，而不是无序的；

是有方向性的，而不是还原论的；

是不可逆的，而不是可逆的。

这就同机械决定论区别开了。

秩序之说同规律也不相同，规律可在相同条件下不断重复，但秩序是不能重复的，一次性的，有历史的。

这就好比人走路，只能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直奔目的地，而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重复已经走过的路。

秩序决定了事物之间的和谐，繁而不乱，多而不杂，使世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同单子论的“预定和谐”有一点相似，但是单子论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而理则是个体与整体的有机统一，一物有一物之理，但总天地万物之理，则又是一个理，因此，是整体有序的学说。

7、观念或理念。

即认为朱子之理是柏拉图式的理念。

这与形式之说有一定关系，但形式是就具体事物而言，理念则是纯粹概念论的。

概念又是有等级的，由此分出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一类事物有共同的理，一类中之特殊事物又有特殊之理，类之中又有大类，而总天地万物所有的理，便是太极之理。

太极是最高理念，相当于柏拉图的善。

从逻辑概念讲朱子之理，可称之为“逻辑分析”。

但是当概念被抽象出来之后，就变成独立的存在，如同实在论、新实在论所说。

因而，在朱子哲学中便有一个“理世界”，这个“理世界”在现实世界之上，是超时空的。

对于朱子的理，有必要进行概念分析，但是，能不能说成是独立存在的“理世界”，就值得进一步研究了。

事实上，在朱子那里，逻辑分析只有认识的意义，并无存在的意义。

从存在上说，理就在物中且只能在物中。

在朱子哲学中，只有一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很难说朱子是观念论者或理念论者。

上述这些解释，各自都有一定的资料来源或理论根据，但是，大部分都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某种观念解释朱子的。

应当承认，今日研究中国哲学，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的背景，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的语言、概念，我们总是参照或使用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对中国哲学作出解释。

但是，当我们这样作时，既要看到它的适用性，即中西互通的一面；

又要看到它的不可适用性，即二者之间的差异。

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哲学的特性，不致在所谓“共通性”的口号下，用西方哲学概念进行套解。

我并不同意中西哲学完全“异质”而“不可通约”的说法，但是承认差异，讲出中国哲学的特点，这才是进行对话与沟通的前提。

二、朱子本人对理的解释和用法

朱子是理学家中唯一对理作出全面解释的思想家。

他虽然运用了一些概念分析，但又不是纯粹概念分析的哲学家。

他在不同情境中说明理的不同用法，在不同语境中说明理的不同意义。

这些不同用法和意义又是相互联系的，可以说共同构成理的全部内容。

具体地说，朱子之理有如下几种用法与涵义。

1、“所以然者”。

这是朱子最常用的说法，表示理的最重要的一种意义。

理作为“形而上者”，具有抽象概念或观念的性质，是客观的、普遍的。

“形而下”之物则是具体的、可感知的。

“所以然者”就是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的本质规定者，具有形式或“范型”的意义，它使一物成为此物而不是他物。

“所以然”还有原因的意义，但不是因果律中的原因，后者有时间的先后，先因而后果。

这里所谓原因，是从逻辑上说的，先有“所以然”者，后有所然或实然之物，但这仅仅是一种逻辑的推论，并不是事实上如此。

朱子所谓“推上去时，理在气先”云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并不是说，理真地先于物而存在。

朱子虽然运用了逻辑推论，强调“所以然”之重要，但并不以此为据，说明“所以然者”是独立的、超时空的存在。

朱子不讲“存在”，但是讲“存”、讲“在”。

他所谓“存心”，不是存一个空灵之心，而是存心中之理，心即是理之所“存”。

他还讲“在物为理”，就是说，理存在于物中。

这都说明，理不能独立存在，只能在心或物中。

这也就是形而上者“不离”形而下者的意思。

“所以然”之理虽是形而上者，却不能离开形而下之物而存在，只能在形而下的事物中存在。

“形而上者”只具有认识意义，却不是存在本身。

存在就是具体事物的存在，时空中的存在。

这样看来，朱子所谓“所以然者”，同西方的观念论是有区别的。

在这个问题上，朱子认为，既不是“本质先于存在”，也不是“存在先于本质”，而是“本质即存在”，本质与存在是同时存在的。

一般地说，“所以然者”是说明事实的，并不涉及价值问题。

一物之为方为圆、为舟为车、有其为方为圆、为舟为车的“所以然”之理，它只讲事实本身，与人的善为恶之类的态度无关，并不涉及人的主观愿望或需要。

人们喜欢或不喜欢某种事物，并不能改变这种事物的性质或本质，它是客观的。

但是，朱子认为，“所以然”之理是可以认识的，他的“格物”之学，就是“即物而穷其所以然之理”。

这不仅是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问题。

存在和价值最终是要统一的。

2、“所当然者”。

这是朱子关于理的另一个重要规定，与“所以然”具有同样的地位，故经常连用并提，合称“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

关于二者的关系，后面要专门讨论，这里只谈谈“所当然”问题。

“所当然”就是“应当”，“所当然之理”就是应当如此的道理。

按照这样的道理去做，就是“理所当然”；

不这样做，就是“理所不容”。

这显然是一个价值范畴。

从语言表述上说，“所以然”是陈述句，“所当然”是祈使句或命令句，即要求人们如何如何去做，才是正当的。

这种要求被认为是出于人的主观愿望，并不涉及事实本身。

但是，作为一种理性，同时意味着它是一种普遍原则，也是一种无声的命令，人们应当去遵守。

现在要问，这种原则或命令出自何处？

是超验的还是经验的？

是自律还是他律？

朱子又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如果是经验的，那就是在人们的时间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或者是一种习惯，或者是基于某种需要而制定的条规。

但是，经过“内化”之后，就变成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需要自觉地去遵守。

朱熹的“所当然之理”，似乎不是这样的理。

因为朱子虽然重视经验积累，但从根本上说，理是先天具有的。

如果是超验的，那就不需要任何经验的检验而具有普遍有效性，只能无条件地去遵守。

但这又有不同的情况。

一是出于先验理性的能力，即承认人的理性具有这样的能力：

一种是先于个人理性而存在，人的理性只能认识并接受，从而变成自己的。

前者即所谓自律，后者即所谓他律。

那么，朱子属于哪一种？

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如果说朱子是自律论者，那就必须承认，主体自身就能创造道德法则。

这所谓主体，就是先验的道德本心，自身便是道德理性。

考察朱子的着作，确实有这样的论述。

他认为，心体就是性，而“性即理”，即认为心的本体存在就是“所当然”之理。

如果说朱子是他律论者，就意味着不承认自心具有道德理性，理在心之外，只能通过认识获得这种法则，这个心，只能是认知心。

如果是这样，“所当然之理”就只能是客观理念之类的东西。

但事实上，朱子同其他理学家一样，是天人合一论者，不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者。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与争论，但基本的出发点和理论趋向则是一致的。

朱子所谓“所当然”，毫无疑问具有客观性，但他并不认为心只是个认识心，而毫无道德主体之义。

在朱子学说中，固然有“心外有理”及“格物致知”之说，但这并不妨碍其“心体即性”以及“本心”之说。

在认识层面上，朱子承认有主客之分，因而有“穷理”之学。

但“物理”最终通向“性理”，而“性理”则是存在问题，不是认识问题。

我们说朱子学说有认识论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说是存在论的，就因为其学说的基点是天人合一论的，人与自然是一体的。

因此，“所当然”之理，既是天地自然之理，又是人心所具之理。

客观地说，它是自然界的法则，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