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视野对中国道路的整体认识doc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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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认为，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长期高速增长。
应该看到，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这个历史难题的思考和探究，与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和探究，虽然存在内在关联，但其意义与价值却有着很大区别。
前一个问题是向后看，是要解释业已发生的历史，是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和古代科技发展为什么出现令人遗憾和费解的结局的追问；
而对后一个问题解答，则将直接影响中国人的行动和实践，将决定我们怎样去创造未来，会创造什么样的新历史。
很显然，能否探寻到一条能够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贡献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中国人民现实和未来的命运攸关、福祉紧密相连。
矢志为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历史巨人——毛泽东曾经深富感情地说：
“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
”[1]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
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之中的问题。
道路的起点就是客观的现实存在，道路的延伸也不能脱离客观现实的延展。
马克思指出：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2]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现实历史位置和发展阶段决定的，这就需要从现代化的视野，给与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位置，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现实前提和理论前提。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客观现实。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
·
，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3]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的全面科学认识，并不是很容易的，这涉及到对社会经济形态系统结构中不同层次的发展状态及其关系的把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做过有益的探索，但没有完全搞清楚。
直到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做出了新的判断：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也就是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
可以看出，这种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化三者的综合考察中得出的，是依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三大系统——生产力、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系统思考来判断的。
[4]
当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位置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
这是一个被延迟的艰难的后发现代化过程。
在人类六千年文明史上，中国曾经有四千年左右走在文明发展的前列。
在人类农业文明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达到并长期保持了世界最高水平，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创造发明，长期居世界的前列，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世界各国学者普遍认为，直到16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仍居世界前列。
[5]
18世纪与19世纪的之交，是中国历史坐标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由远远超出的两条曲线逐渐接近相交后，又向反方向迅速拉开距离的一个历史拐点。
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总的历史过程来讲，这是一个“自生型”主动现代化路径终结和“回应型”被动现代化开始的分界点。
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200多年间，中国从18世纪的世界一流强国下降为19世纪的世界二流国家，到20世纪初又跌落到世界三流国家的境地。
这就是中国没有抓住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历史机遇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由于农业文明的高度发达而使其社会结构达到了难以超越的精致和稳定程度，由于社会结构的高度精致和稳定产生的巨大历史惰性，反而使中国在向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如此迟缓、艰难和曲折的景况。
在人类历史上这场新文明的浪潮兴起乃至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般不可阻挡的汹涌潮流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在重本抑末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束缚下，对发生在西方的这场意义深远的将引起社会经济形态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根本变化的历史性变革和发展，却盲目自负、茫然无知、漠然迟钝，经济和国力急速衰败，很快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蛮横进攻下被迫启动的。
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必然会遭受多次挫折的漫长而痛苦的历程。
由洋务运动拉开序幕，经“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中国的被动现代化努力虽然艰难地首先在某些表层上进行推进，但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而且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之后，连国家的对外独立和对内统一这个实现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都很快失去了。
东方社会在世界近代发展中所处的历史位置，决定了它们要改变自己的落后境况，必须进行“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历史已经预定了这种选择的空间，这种选择回避不了与现代化、西方化的关系。
历史和现实已经显示出，东方落后国家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三种道路和前景的选择：
其一，为了反对西方化而反对现代化，这主要是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态度；
其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西方化，比如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
其三，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亨廷顿认为这后一类现代化道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并认为是最成功的一类国家。
[6]
二、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新型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宣告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世纪”的结束。
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当“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以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
就成为一个要立即付诸实践的问题。
虽然上述三种思潮在中国就都存在并一直进行着论争，但现实对多次失去历史机遇的中国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最终选择了“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道路，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来发展中国经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很显然，中国道路的选择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仍有重大区别，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来讲，虽然对文化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制度构架的选择则更为重要的。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追求现代化并拒绝西方化，主要是拒绝西方的文化，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中国拒绝的是西方的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做出了历史要求的新选择——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
这是一条极其艰难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更是一条无论对于中国的复兴，对于社会主义的命运，还是对于世界文明的推进，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路。
这里蕴涵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历史发展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条件与马克思、恩德斯对未来社会设想的差距，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这种历史位置，都从历史的内在逻辑上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中国发展阶段及其面临的基本任务与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全球矛盾运动的结合，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同现代化进程存在着历史性的契合，这种契合又提供了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的历史机遇和条件。
因此，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中国选择的这条发展新路，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现代化三者的相互的关系问题。
事实表明，对这条新发展道路的内涵的认识，一开始不可能是全面和完善的，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加深的。
我们知道，在开始选择这条道路时，“商品—市场经济”也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被拒绝。
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具备了主权独立、国家统一这种主动现代化基本前提的新中国，其第一代领导人充满了胜利后的豪情，怀有一种强烈的赶超先进国家的愿望。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充分发挥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动员能力，调动和利用了新社会制度诞生使全体劳动人民地位改变的巨大政治效应和政治热情，迅速动员和集中使用了全国的资源，并借助前苏联的援助，以苏联模式为样本，在旧中国及其落后的基础上，以外延扩展型经济增长与高积累、低消费的投入带动型赶超发展战略并重，使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使现代教育和科研体系基本形成。
这些不可低估的巨大成就虽然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但由于没有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在历史定位上的失误，虽然不想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但实际上仍然是在努力复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后资本主义和后商品经济未来社会的设想。
这样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奠定符合现实要求的具有持久效能的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构架。
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解决如何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个历史性课题，要探寻到一条既符合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又充分利用历史提供的选择空间，同时对历史提出的新发展方向作出正确抉择的发展道路，没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积累经验的过程，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反复出现了探索初期难以避免的由冲动和浪漫造成的动机与效果相背离状况：
1954年一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构想，1958年的“大跃进”使我们的经济跃而不进；
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化为泡影；
1975年四届人大再次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之夭折。
应该承认，对中国发展道路探索和认识的初期，对“现代化”背景的把握和“现代性”内涵的认识是不明晰的。
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曾讲过：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7]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当代中国的这个根本问题，明确提出并开始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没有最终完成。
以明确的现代化历史背景和现代化诉求对我国发展道路的再思考，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历史性反思并进行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
邓小平同志在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在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没有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这一关键之后，重新鲜明地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和强调这个问题，几乎是口不离现代化建设。
他鲜明地指出：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
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深刻、自觉地反思当代中国的这个根本问题，更清晰地把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联系起来思考。
他说：
“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8]同时，他又结合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认识，把问题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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