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形势与政策建议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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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数据资源

一、引言智慧城市的概念自2008年提出以来，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并持续引发了全球智慧城市的发展热潮。

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推进全球城镇化、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破解大城市病、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快速发展，成效显著。

我国智慧城市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

第一阶段为探索实践期，从2008年底智慧城市概念提出到2014年8月，主要特征是各部门、各地方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相对分散和无序。

第二阶段为规范调整期，从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主要特征是国家层面成立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各部门不再单打独斗，开始协同指导地方智慧城市建设。

第三个阶段为战略攻坚期，从2015年12月到2017年12月，主要特征是提出了新型智慧城市理念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智慧城市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重点以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分割。

第四个阶段为全面发展期，从党的十九大召开到现在，主要特征是各地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加速落地，建设成果逐步向区县和农村延伸。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智慧社会，智慧社会是智慧城市概念的中国化和时代化[2]，更加突出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为深入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新型智慧城市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政府文件中，是在2016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纲要首次提出要“建设一批新型示范性智慧城市”。

在2016年10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

新型智慧城市是适应我国国情实际提出的智慧城市概念的中国化表述；

新型智慧城市是在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下，针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核心，为提升城市发展方式的智慧化而开展的改革创新系统工程；

新型智慧城市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新型政策机制和创新发展模式的智慧城市；

新型智慧城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本质是改革创新（新型智慧城市英文应译为InnovativeSmarterCity，而不应译为NewSmartCity）。

同一般性的智慧城市概念相比，我国的新型智慧城市概念更加注重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中国化。

国外的智慧城市理念重在对“物”的管理，主要是推广其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产品，而我国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核心是以“人”为本，基于我国“四化同步”的国情实际，服务于我国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解决“三个一亿人”的综合承载问题，助力提升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

二是融合化。

新型智慧城市要着力推进技术融合、数据融合和业务融合，着力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分割，打通数据共享和融合的“奇经八脉”，促进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相融合，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

三是协同化。

新型智慧城市不是简单的城市内政府部门、业务条线的信息化，而是要通过互联互通、纵横联动，特别是城市层面的横向融通，协调城市治理的“五脏六腑”，促进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将过去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稳态”信息系统，打造成全程全时、全模式全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态”智慧系统，实现城市治理方式的智慧化。

四是创新化。

新型智慧城市的本质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城市进行重塑和再造，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固有秩序和利益进行博弈，利用数据资源畅通流动、开放共享的属性，倒逼城市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治理结构、服务模式、产业布局变得更加合理优化、透明高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凡是技术导向、项目驱动，没有业务优化重塑再造、没有改革创新举措和发展实效突破的所谓智慧城市，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型智慧城市。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持续深化，有效提高了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我国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城市运行的新模式、城市管理的新方式和城市建设的新机制[3]。

本文结合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评价工作，全面总结我国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深入分析面临的瓶颈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现状近年来，为推动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各部门、各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和战略部署优化发展环境。

一是国家层面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智慧城市建设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

国家层面陆续发布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指导智慧城市建设。

2014年8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研究制定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4]经国务院同意正式发布，这是我国第一份对智慧城市建设作出全面部署的权威文件。

2014年10月，经国务院同意，成立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25个部委组成的“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国家信息中心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具体承担办公室秘书处职责。

2015年12月，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原有的各部门司局级层面的协调工作组升级为由部级领导同志担任工作组成员的协调工作机制，工作组更名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部际协调工作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央网信办共同担任组长单位。

近年来，依托部际协调工作机制，各部委共同研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跨部门、跨行业的重大问题，推动出台智慧城市分领域建设相关政策（参见表1），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政策体系逐步健全。

表1　2018年以来中央及各部委出台智慧城市相关政策和标准

二是地方层面积极推进。

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均提出建设智慧城市。

[6]国内各省市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和发展路径各不相同，在发布实施智慧城市总体行动计划的同时，不断推进“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具体领域实践，探索适合本地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和发展路径。

三是持续开展国家新型智慧城市评价工作。

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中央网信办、国家标准委制定《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6）》，全国220个地市参与了评价。

2019年，在原有评价体系基础上修订形成《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8）》，评价工作旨在摸清智慧城市发展现状，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为地方明确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工作方向、促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共享和推广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评价工作由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部际协调工作组办公室秘书处（国家信息中心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协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央网信办具体组织，各地通过部署在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的评价填报系统，基于2018版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填报8项一级指标、24项二级指标、52项二级指标分项（除市民体验）数据注1。

评价对象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主，2017年评价完成率为65.09%，2019年评价完成率达到81.36%，全国271个地市、4个直辖市参与了评价。

对比2017年和2019年评价，平均得分由58.03分上升至68.16分，涨幅达17.46%。

从各一级指标平均得分率来看，惠民服务、精准治理、生态宜居、信息资源、改革创新领域平均得分率都有所提升，智能设施领域平均得分率略有下降（参见图1）。

图1　2017和2019年全国新型智慧城市评价结果比对基于2019年评价数据，从重点领域来看（参见图2），惠民服务、精准治理、生态宜居、智能设施领域得分率相对比较集中，差异系数注2较小，参评城市在这四个领域的发展水平较为均衡；

信息资源领域的差异系数最大，达到62.76%，表明与其他领域相比，全国不同地方对于信息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差异程度最大，是未来破解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重要内容之一。

图2　2019年全国新型智慧城市一级指标得分率分布三、我国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各部门协同推进，各地方持续创新实践，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城市服务质量、治理水平和运行效率得到比较大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多地通过网格化管理精密管控、大数据分析精准研判、移动终端联通民心、城市大脑综合指挥构筑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疫情防控和为民服务体系，显著提高了应对疫情的敏捷性和精准度。

新型智慧城市作为数字经济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落地应用的重要载体，近年呈现出“六个转变”的趋势特征。

（一）发展阶段由准备期向起步期和成长期转变按照《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得分情况，可将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程度划分为准备期、起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5]。

2019年我国新型智慧城市评价结果显示，和2017年相比，大量城市已经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准备期向起步期和成长期过渡（参见图3），处于起步期和成长期城市数量占比从2017年的57.73%增长到80%，而处于准备期的城市数量占比则从42.27%下降到11.64%，大部分城市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整体规划向全面落地过渡。

图3　2017年和2019年各发展阶段城市数量占比

一是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数量多。

智慧城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地市选择作为发展战略和工作重点。

据统计，我国开展的智慧城市、信息惠民、信息消费等相关试点城市超过500个，超过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均提出建设智慧城市[6]，初步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智慧城市群（带）发展态势。

2019年新型智慧城市评价结果显示，超过88%的参评城市已建立智慧城市统筹机制，进一步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落地实施。

二是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潜力大。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为新型基础设施、卫星导航、物联网、智能交通、智能电网、云计算、软件服务等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正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增长极。

随着政策红利的进一步释放、资金的大量投入，围绕智慧城市建设，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资本机构、咨询机构、ICT及互联网企业组成的产业链条，初步形成了“政产研学用”五位一体全面推动的局面。

三是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创新实践多。

经过多年的智慧城市建设和创新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城市大脑、“最多跑一次”、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数据资产登记、互联网医院等特色亮点和创新应用，在部分领域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样板。

2019年，各地共报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创新实践案例531个，新型智慧城市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已有8.36%的城市迈入了成熟期，在未来3年左右将会有一些城市真正达到新型示范性智慧城市建设的标准。

（二）服务效果由尽力而为向无微不至转变各部门各地方在开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紧紧围绕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改革需要，以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抓手，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通过政府角色转变、服务方式优化，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大幅提升。

一方面，服务方式实现由分散服务向协同服务转变。

各地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大力推广以公民身份证号码或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唯一标识的电子证照应用，广为诟病的奇葩证明基本消失，行政审批时限大幅压缩。

通过开设政府服务大厅、整合服务资源等方式，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实现政务服务“只进一扇门”、异地办和就近办。

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江浙等地方为了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派出专人驻企解决用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