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概论课件第二讲PPT推荐.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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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备顾问,秩不过五品。

6,到成祖时（1403-1424年）,内阁之名正式确立,与皇帝议国家大事,章疏常直达御前,渐受重用。

至宣宗（1426-1435年）,为内阁制的第一阶段。

宣宗时以三孤、尚书等官兼任大学士,地位日隆,内阁大学士掌条旨（票拟）,俨然汉唐宰辅。

7,英宗（1436-1449年）时,为内阁制的第二阶段。

英宗开首辅专权之始,阁权已超过六部。

后来,世宗至神宗初期,为内阁的鼎盛期。

威权已超六部,无宰相之名,却有相权之实,不过此时阁臣互相争夺首辅之位,间接形成党争,造成政治的不稳定。

8,最后,到神宗后期（约1570年后）,内阁权力渐衰。

皇帝一面仍以内阁首辅票拟,但同时一面假手宦官居间传递奏章,令宦官渐专权。

自此以后,内阁权力渐被宦官所夺,就算内阁的首辅,也要和宦官合作,才可以较为顺利地处理政策。

如神宗时的张居正便勾结宦官冯保。

之后,皇帝多信用宦官,内阁根本未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9,批红,司礼监,皇帝,司礼监,内阁,票拟,内阁,司礼监,皇帝,司礼监,通政司,内阁职在“佐天子出令”，即以票拟之权，辅佐皇帝处理政事，这是同于古代宰相职权的地方。

但内阁不能统领监督百官、指挥诸司，又是大不同于古代宰相职权的地方。

10,2、明内阁的特点明代的内阁乃前朝所未有的组织,它只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并非正式的行政机构,与一般的中央政府组织有别。

正因这样,故明代的内阁有以下的特点,11,首先,是变动性。

明代内阁组织虽有四殿二阁,但并不同时设置,缺此少彼成为常事,须视皇帝好恶而定,而大学土员额亦多寡不等。

至于内阁权力亦随皇帝宠信的程度而转变,若皇帝或信阁臣,或信宦官,或信奸臣,则内阁权力,便会因而增大或缩小。

12,其次,是附属性。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独裁时代,内阁权力常因皇帝委任与否而有轻重之别,且内阁职权出自皇帝授予,不得独立行使,向各部及地方政下达命令时,必须透过皇帝谕旨,可见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

13,第三,是个别性。

内阁大学士虽由皇帝任免,但大学士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责任亦不连带,各自独立以己见辅助君主。

第四,是欠缺法定性。

内阁能否产生作用,皇帝之影响至大。

如英宗正统初年,事无大小,悉下阁臣参议决定,内阁因而便可发挥高度价值;

反之则不然,如思宗因为不信任内阁,而使内阁失去作用。

为人所攻讦,影响内阁官员的工作。

14,3、明代内阁制度的影响内阁制度,对明代的政治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

首先,是助长君主专制。

太祖废除丞相以巩固其统治权,内阁制度随着君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

内阁首辅虽俨如汉、唐之宰相,但并无节制君权的作用,事无大小都要秉乘皇帝的旨意行事,内阁只是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而已,是明统治者用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

15,明朝皇帝以内阁佐理政务,而一切施政皆由皇帝专权独断,大学士仅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皇帝往往借内阁以遂其私心,使明代之君主专制比历代为甚。

16,其次,是助长君主荒政。

内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对奏章作出票拟,再呈皇帝批红,原意在于使大学士能对政事作出提议,但若皇帝无心理政,可以不加细阅,便作批决,阁臣亦无可奈何。

因此,内阁的意见遂演变成为决策,无疑助长助了君主荒政。

明代皇帝多荒废朝政,与此不无关系。

17,再者,是形成宦官弄权。

明代内阁因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往往难有作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君主的日益腐朽,更弊端百出。

明代皇帝日渐颓废,往往深居内殿,不亲政事,不与大臣相接,而往往把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

明之司礼监的地位职掌在宦官中最崇重,又常亲近皇帝,乃有干预朝政之机。

18,皇帝既不见大臣,一切奏章皆靠宦官居间传达,甚至批红之重责亦假手司礼监,使司礼监的权力凌驾内阁之上,阁臣的权力仅止于票拟。

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是假手司礼监代批奏章,内阁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能承机窃柄专权乱政。

19,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如张居正为有明一代能臣,其任首辅时亦要密结司礼太监冯保,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

至于阁臣之不肖者,更争相谄媚逄迎宦官,助阉为虐,狼狈为奸,助长宦官的气焰。

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20,第三,是演成朋党倾轧。

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

一方面要交结内监;

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21,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到。

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也是因为内结司礼监冯保,逐高拱得来的。

阁臣倾轧之剧烈皆因明代内阁没有正式的权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引生的流弊。

22,最后,是导致政风因循。

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

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

23,再至张居正之循名责实,积极有为,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更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

继之为政者,惩居正之败,多随俗浮沉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巩固权力,于政事则无所主张,政治遂因循积弊,日甚一日。

24,总结而言,有谓明代无善政,是始于太祖废相。

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

如上述所言,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

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

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

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

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25,其实现在的内阁和明朝的完全不同了，只是在清末，学者翻译的时候借用了这个词，明朝的内阁，成员是内阁大学士，最高大学士叫内阁首辅，职责只不过是协助皇帝处理问题，而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内阁尤其是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国家，其内阁就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内阁总理就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

26,4、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明代内阁制的创立缘起于相权与君权的斗争过程,其地位及职能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强化皇权、加强统治、提高中央政权行政效能的需要。

27,自两汉以降,相权的弱化与君权的强化是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而随着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改变了自汉唐以来“皇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的政治格局,君权在斗争中大获全胜,封建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发展到巅峰。

28,明朝历代君主对中央政权体制以及权力分配体制的变革,均是以强化皇权、防止大权旁落为根本出发点。

内阁正是在此背景下,作为皇权的辅助工具而创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

内阁与皇权、司礼监、部院之间的种种纷争、制衡,也皆源于皇权的不断强化而对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做出的调整。

29,

（1）内阁与皇权的关系。

内阁设立后,由于阁臣为天子御前顾问,凭借优势,权力容易发展;

加之嫡长继承制下容易出现年幼及怠政的皇帝,因而也需要内阁拥有一定的权力便于辅佐,所以内阁权力有所增长,并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内阁权力的膨胀绝不意味着皇权的相对下降;

30,相反,由于内阁始终没有取得法定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所以内阁不是制度化、法律化的决策机构,而是由皇帝任意操纵的软弱的御用工具。

内阁只是皇帝与官僚系统间的中介,是一种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的间接结合结构。

31,阁权只有通过皇权的作用才能实现其政治功能,阁权的轻与重及其参预中枢决策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决与它同皇权的关系。

所以阁权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仅不同的皇帝授予内阁的权力轻重有异,就是同一皇帝在位期间,内阁权力也往往因皇权的需要而上下浮动。

正因为皇权对内阁有绝对控制权,所以在明代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内阁体制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动态的和变化的。

32,

（2）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

明代内阁行使职权的主要形式是票拟。

宣宗时期,内阁票拟权得以逐步完善,使内阁具有了制度化的决策权,大大加强了内阁预政的力度,这与明太祖废除丞相制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为了防止内阁坐大,皇帝赋予宦官之首司礼监“代帝批石朱”的大权来制衡内阁。

33,所有章奏除“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以“批红”牵制“票拟”,从而达到平衡政局的目的。

这样就出现了皇权、内阁、司礼监三者构成的一个权力三角，其中皇权是核心，是内阁、司礼监权力的授予者、监察者、调控者;

内阁和司礼监在职能上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制衡，分别从效能和稳定的角度起到了巩固皇权的作用。

严格说来，司礼监的批红只能“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石朱笔楷书批之”。

34,但皇帝不可能对所有章奏一一尽览，所以对票拟的审覆权很大程度上被司礼监所把持。

而内阁若认为司礼监批红不当，也可执奏力争，甚至拒不票旨，此类事情在明朝历史上时有发生。

而两者协作也罢制衡也罢，无论哪一方要想发挥应有的作用，都必须千方百计争取皇帝的信任和支持，谁取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谁就会在这个监阁体制中占据优势地位，压倒另一方。

35,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皇帝自身素质及外在政治环境等诸种因素的影响，皇帝不可能对司礼监和内阁寄予完全平等的信任，皇帝总是向其中一方相对倾斜。

这种倾斜成为相权在司礼监和内阁间游移的原动力与根本原因。

皇帝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将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手中，来达到制约内阁权力的目的。

皇帝懒散也罢，无能也罢，年幼也罢，总之，避免了权臣挟持天子、玩弄权术的局面。

36,（3）内阁与部院的关系。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转宰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

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相当一部分相权流向六部，六部开始直接对皇帝负责。

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加之又具有票拟权，而且比六部更接近皇帝，所以尽管内阁从来没有被正式地告知统领六部，但凭借皇帝的信任，从仁、宣始，阁臣越来越多地兼掌部院之职，内阁辅臣的权威实际上使六部的权力又流向了内阁。

37,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

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政令的执行则非通过六部实行不可。

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导致了其相互职掌的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

38,由上可以看到，内阁虽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其行使职权的有效性完全依赖于皇帝个人的认可程度。

明孝宗就曾经有言“吾不自治，谁能治吾”准确地概括了明代皇权的极度膨胀。

李渡在论明代监阁二元互制中枢行政体制一文中认为:

考察明代阁权与皇权的关系，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和理解。

39,第一，阁权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完全依属于皇权。

阁权只有通过皇权的批准或与皇权相结合才会具有政治功能，阁权不过是皇权的外延和扩张而已，这种权力属性决定了内阁大学士对皇帝的政治依附关系。

40,第二，内阁大学士通过“票拟”、“面吩”、“密揭”等形式，参与中枢决策，因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机制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