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布罗姆the-science-of-mudding-through中文翻译.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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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cienceofmuddingthrough

渐进调试的科学[1]

假定一个行政官员负责针对通货膨胀制定政策。

开始时，他可能会根据其重要程度列出所有相关的价值，比如说，完全就业，合理商业利润，保护小额存款，防止股票崩盘等等。

接下来，在达到这些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政策所有可能的后果会根据效果的多寡加以估价。

当然，这种估价需要对社会成员拥有的价值观做大量的调查，也需要大量能计算一种价值在多大程度与另一种价值等同的估算方法。

然后第二步，他会列出所有可能的替代政策。

第三步，他会在大量的替代政策中做系统的比较以决定使价值最大化的那种政策。

在比较政策过程中，他会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从各种政策总结出来的理论。

例如，针对通货膨胀，他会比较所有相关的价格理论。

由于没有替代政策超出他的调查，一方面，他会考虑实行严格的中央控制以及取消所有价格和市场；另一方面，他会考虑取消自由市场完全赖以存在的所有公共管理。

根据任何一般化的理论，他都会发现以上这样的经济假设。

事实上，最后他会尽量选择能使他的各种价值最大化的选择。

一种替代性的处理会被定为首要目标，明显地抑或是无意识的想法，相对地达到控制价格水平的简单目标。

这个目标可能包括或由完全就业这样的复杂目标构成。

事实上，他会超越当前利益而舍弃另外的社会价值，他甚至暂时不会试图对他认为直接相关这些价值归类。

一旦受到压力，他会很快承认他忽略了许多相关价值和他的政策可能产生的众多后果。

第二阶段时，他会列出那些他碰到的相对很少的替代政策。

他会比较它们。

在比较有限的替代政策中时，它们大多数与过去的争论联系，通常他不会找到一种精确的理论能使他对这些政策的后果一一加以比较。

与此不同，他会主要依赖过去小的政策步骤获得的经验来预测类似措施在未来产生的结果。

另外，他会找到一种以不同方式把目标和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替代政策。

例如，一项政策可能以失业风险为代价保持价格的稳定水平；另一种政策可能以较不稳定价格水平换来较少的失业风险。

因此，在此方法的下一步，他会把价值选择与达到价值的手段选择结合在一起做出最后选择。

他不会像第一种方法那样以一种近似的机械过程来选择。

在此以前，这种方法已经对最令人满意的目标加以分类和划分等级。

因为第二种方法的实行者只期望部分地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期望无止境地重复以上所描述的次序。

条件和抱负改变，预测的准确性也有改善。

一、根方法和枝方法

对于复杂的问题，两种方法的前一种当然不可能实行。

尽管我们可以描述这样的方法，除了应用于相对简单的问题以外它不能实行，它甚至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形式。

这种方法只不过假定人们不拥有智力能力和信息资源，当可以分配给一个政策问题的时间和金钱有限时，制定政策的方法甚至更加荒谬，事实往往如此。

事实上，对于公共行政官员特别重要的是，公共机构经常不会按指示有效实行第一种方法。

这就是说，他们指定的职责和约束，可能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限制了他们从可以想象到的无数替代中注意为数不多的价值和为数不多的替代政策。

第二种方法就是这样被实行的。

然而，奇怪的是，决策制定、政策形成、计划编制和公共管理的著作使第一种而不是使第二种方法形式化，它们使处理复杂决定的公共管理者处在他们很少鼓吹的实践位置上。

为了强调起见，我冒了些夸大的风险。

显而易见，这些著作意识到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和政策接近第二种形式的必然性。

但是，理性的政策形成公式化的企图，明确安排在过程中所需的步骤，通常描述第一种方法而不是第二种方法。

[2]

描述政策甚至是复杂问题形成的通常倾向好像遵循第一种方法。

这种倾向以关注实践研究、统计决策理论、系统分析而得到巩固和成功的享受。

以第一种方法为典型的这些方法有明确的目的、清晰的评估、广泛的高层次的总结描述，数学量化分析是其主要价值。

但是这些先进方法主要地在解决相对较小规模的问题上拥有准确的技巧。

这些小规模问题的解决考虑到的变量总数目和价值问题是有限的。

这些应用技术的“领头羊”兰德公司经济学分部的首领查尔斯·希赤这样写到：

我从我在兰德公司或别的地方的经验中做出经验性总结：

运筹学是解决一些低层次问题的次最优化艺术。

由于我们按一种顺序企图做出每个层次的决策，因此困难增多，我们的特殊能力随之减少。

这样的简单清晰的模型正在被运筹学者熟练运用。

的确，这些模型能反映众多因素对乔治华盛顿大桥交通管制的影响。

但是，通过任何这样和正在研究的模型呈现的相关现实的程度，比如说重大外交政策的做出，看来几乎微不足道。

[3]

因此，我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澄清第二种方法，使其公式化。

这种方法在典籍中被大大忽视了。

我把它描述为有限连续方法。

我还会把它与可称为理性—综合的第一种方法加以对照比较。

[4]在这篇文章中一般突出使用令人印象更深和简单明了的枝方法和根方法。

前者不断地从当前位置逐步地、小幅度地建立起来；后者每次基本原则的更新从头开始，这种方法只是把过去的经验在理论中具体化，它常常准备完全从头开始。

现在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术语逐条列出这两种方法的特点。

理性——包容方法（根方法）

甲.明确的价值和目标区别于替代政策的经验分析而且通常作为替代政策的先决条件。

乙.因此政策形成通过手段和目的的分析方法完成。

首先孤立出目的；然后找出达到目的的手段。

丙.“好”政策的检验是这种政策能被证实为实现可欲目标的最精确的手段。

丁.分析是包容性的；每一个相关的重要因素都要予以考虑。

戊.通常要大量地依靠理论。

连续有限比较方法（枝方法）

子.价值、目标的选择和所需行动的经验分析并不与另外的价值、目标和经验分析相区别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丑.由于手段和目的区别不明显，手段和目的分析经常是不准确的和有限的。

寅.典型的好政策的检验是各种分析者发现他们直接同意一项政策（并不是他们的一致同意是达到一致价值的最准确手段）

卯.分析方法非常地有限：

（1）重要的可能结果被忽视；

（2）重要的潜在替代政策被忽视；（3）重要的受影响的价值被忽略。

辰.连续的比较大大降低或减少了对理论的依赖。

假定根方法是被人熟知和可以理解的，我们直接地比较它的替代方法以达到澄清它。

在解释第二种方法时，我们将要表述许多行政官员事实上怎样解决复杂问题，对像蓝图和模型一样的最佳方法的第一种方法来说，事实上对复杂政策问题不起作用，行政官员被迫使用连续有限的比较方法。

复合估计和经验分析（子）

理解连续有限比较方法怎样处理价值的最好途径是看根本方法如何常在处理这些价值和目标时发生中断。

在替代政策检验之前应当明确价值的念头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当我们企图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会发生什么呢？

第一个困难是在许多关键价值和目标上居民会不同意，国会议员会不同意，公共管理者会不同意。

甚至在一项被行政官描述的相当具体的目标那里，次目标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空间。

比如设想关于公共住房的选址存在像芝加哥的迈也森和巴非尔德当局[5]描述的冲突，尽管有明确的目标提供相当数量的住房，争议仍然发生。

与此相似，在高速公路的选址、行政机构的最低薪水、国家公园旅游设施的改进和昆虫的控制的目标上也会发生冲突。

因为在多数问题上没有产生优先选择，故行政官员不能通过确定多数人的优先选择来避免这些冲突。

确实，在一个问题没有得到选民充分关注的公共讨论时，常常没有优先选择。

此外，还有一个感受的强度是否应当同这些人对每个替代政策优先选择一样来加以考虑的问题。

由于不可能有另外的做法，行政官常常首先不明确价值便简单做出决策。

甚至当行政官按照他个人的价值作为标准来处理问题时，正如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他常常不知道当那些价值发生冲突时怎样对它们加以排序。

例如，假定一个行政官必须对预定要摧毁的出租房的住户重新部署住处。

一个目标是马上全部腾空这些建筑；一个是为搬迁的人寻找合适的住处；另一个是避免与大量外来人口移入不受欢迎的地区的冲突；另一种目标是，如果可能，通过说服安排相关人员等等。

一个人在这些部分冲突的价值中怎样陈述比较重要的甚至对他自己比较重要的价值？

简单对它们排序是不够的；理想的是，他需要知道为其它某些价值牺牲多少，此种价值是值得的。

典型地回答是，行政官们立即在——也必须在——这些价值以不同方式相结合的政策中选择。

他不能首先分清价值然后从政策中选择。

更细小的第三点掩盖了前两点。

社会目标并不常常有同样的相对价值。

一项在一种环境下被极为珍视的价值在另一种环境下就另当别论。

例如，如果一个行政官，既高度重视他的部门顺利完成遣送任务，又高度重视与公众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很少考虑他支持的抽象和具体的两种可能的冲突性价值。

政策问题以类似的形式摆在行政官面前：

假定行政官在处理和保持与公众良好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或是没有取得成绩。

是为了客户的欢心而牺牲一点速度，还是冒得罪客户的风险以便我们更好地完成工作？

对于这样问题，不同的情形有不同的回答。

价值问题，正像例中所示，常常是一个问题的边际调整。

但是，除非在特定的政策中，并没有可行的办法表述边际目标和边际价值。

一种价值在一种决策环境下优先于另一种价值并不意味着它只有在另外一种决策环境下牺牲另外一种价值才能获得。

根据具体和抽象的术语排列、制定价值的企图以忽视相关细小的价值结束。

因此，第三点意义深远。

即使所有的行政官手头上有一系列一致同意的价值、目标和约束性因素，而且这些价值、目标和约束性因素有一个一致的次序，在实际选择环境下他们的边际性价值也不可能被明确表达。

因此，首先不能明确表达相关价值，其次也不能在政策中实现这个价值，行政官必须直接在可替代政策中选择。

这些替代政策提供不同的边际价值组合。

有一点自相矛盾的是，甚至对他本身来说，唯一可以揭示一种相关边际价值的可行方法是：

描述一种他选择的可以实现它的政策。

除非是大概和模糊描述，我知道不可能描述——甚至理解——例如在自由与安全、政府决策的速度与准确或者低税收和好学校中什么是我的比较选择估价，而只能在具体政策选择中描述我的偏好。

这些具体政策可能是在每组可替代的政策中做出的。

概括来说，实际上我们可以区别价值被安排的过程的两方面。

第一方面很明显：

评估和经验分析交织在一起，这就是说，一个人同一时间内在价值和政策中选择。

详细一点讲就是，一个人同时选择达到既定目标的政策和这些既定目标本身。

第二个方面是相关但不明显：

行政官的注意力集中在边际和渐进的价值上。

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找不到很有帮助的普遍政策规划，做出具体的边际和渐进比较。

行政官面对X政策和Y政策两项政策，两项政策都允诺在同等程度上实现a，b，c，d，e的目标。

但是X政策比Y政策多允诺点f给他，而Y政策比X政策多允诺点g给他。

在这两项政策的选择中，实际上他面对以微小和增加数量的g换来替代性的微小和增量数量的f。

与他的选择唯一相关的价值是两种政策不同的这些增量，当他最后在这两种边际价值选择时，他通过在政策之间选择这样而这样做。

[6]

至于在政策选择之前明确目标的企图比边际评估和经验分析紧密结合的方法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合理性，这里有一个主要区别就是：

对于复杂问题第一种方法是不可能和毫不相关的；对于第二种方法是既可能也相关的。

第二种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因为除了替代政策的不同价值以外行政官不需要分析任何价值；由于他们区别微小，除此之外它们不需要被关注。

他需要的价值和目标的信息与根方法相比极大地得到了减少；他掌握价值、理解价值、把此价值与另一种价值相联系的能力在超越断点之后没有受到限制。

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丑）

通常地讲，决策形成按手段——目的的关系公式化。

手段是根据目的被评估和筛选出来的。

目的先于手段的选择而独立地不可变更地挑选出来。

这是根方法手段——目的的关系。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手段——目的方法只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可以调和和边际上稳定时才是可能的。

因此，这种方法没有枝方法手段和目的同时选择的鲜明特点。

然而，任何根方法手段——目的关系的背离会惹恼某些读者，他们认为这种背离是不能想象的。

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决定一项政策是否比另一项政策更好还是更坏。

如果一个行政官没有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