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及其历史内涵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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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产生之后，出现艺人“说唱形式”和“文本形式”同时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其中艺人的说唱形式占最大的比例。

说唱形式由民间艺人讲唱，众人席地而坐，数日不散。

这些说唱艺人一般都不会读书写字，但他们都是天才的诗人和歌唱家，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表演才能。

讲唱格萨尔史诗时，艺人们用诗的歌唱为主，散文的讲解为辅，是一种“诗、文、曲”三结合的讲唱。

若不录音、录像，仅以文字难以描述艺人讲唱时声情并茂的动人场景。

一些杰出的民间艺人，自称“天启”、“神授”的说唱者，只要有“施主”供应茶食，他们便能连续不断地演唱下去，据传已故着名的扎巴老人曾在功德林讲唱“霍岭大战”时就用了十三天!

据粗略统计，20世纪80年代，在藏区还有40多个老艺人，每人都能演唱40～120部格萨尔史诗，据此我们能整理出几千部格萨尔史诗本子。

可见蕴藏在民间艺人中的史诗数量是巨大的。

目前，藏区处在从传统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时期，现代化的传煤如广播、电影、电视、卡拉OK吸引了绝大多数原有的史诗听众，青年人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对围坐篝火旁听老人咏唱农耕游牧文化生活没有兴趣。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的史诗艺人也相继过世，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唱在稍稍地消亡，这也是我们能切身感觉到的变化。

尽管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社会通迅方式的时代的终结早已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但史诗所具有的独具魅力的文化功能并不会随着职业化游吟诗人的消亡而减退。

文本形式目前，全国六七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近百部格萨尔史诗的文本。

对这些文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有古代抄本、木刻本；

也有文人加工整理的本子；

文人根据格萨尔的故事而创作的本子；

还有个别艺人自己创作的本子。

当然更多的是根据录音整理出的记录本。

因此，研究格萨尔史诗，必须对这百十部文本加以分类，鉴别出哪些本子是接近格萨尔史诗的原生形态，哪些本子是后期艺人、文人修改过的本子。

因为格萨尔史诗是活的史诗，它的绝大部分还保存在民间，只有一小部分形成文本供人阅读，所以，格萨尔史诗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公认的、定型的文本。

这表明格萨尔史诗内容的浩博繁杂。

出版一部完整、定型的格萨尔史诗虽然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恐怕很难实现。

三、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结构

格萨尔史诗虽然浩博繁杂，但核心内容却基本一致，整体结构也十分清晰。

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述自己的祖先——“董”氏的来源、世系、传承，以及格萨尔率领“三十个众兄弟南征北战，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故事”。

现已出版的《世界形成》、《董氏预言授记》、《天界篇》等书，讲述了格萨尔祖先“董”氏族的来源、世系和传承；

《诞生篇》和《赛马篇》等书，讲述格萨尔诞生和“董”的“父系三兄弟”从卫藏辗转迁徙到黄河源头，并占领其地的经历。

迁徙到岭地的“董”氏父系三兄弟与当地其他氏族联姻，组成更大的群体，史诗中称为“岭地六部”。

“岭地六部”的同辈男子互为兄弟，当格萨尔降生时，‘岭地六部’共有三十个众兄弟。

格萨尔率领这三十个兄弟首先征服的“四方四敌”（指“魔部”、“霍尔部”、“门部”、“姜部”），其后相继征服了邻近的“十八大宗”；

然后占领了边远的“三十六小宗”。

在征服这58个部落或邦国的过程中，格萨尔为岭地的民众夺取了牛、羊、马、金、银、绸缎、水晶、茶叶等生活必须的物质财富，并把它作为遗产留给后人，这就是史诗中反复描述的格萨尔的丰功伟绩。

通过以上对百十部史诗粗略的内容分析，顺序排列，看似繁杂庞大的史诗却有严密的整体结构，每个单行的史诗本子，在整体结构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不会出前后的错乱。

所以，格萨尔史诗的整体结构可以概括为：

以格萨尔为中心，纵向追溯了格萨尔祖先的渊源、传承，以及迁徙到黄河上游的过程；

横向则铺陈了格萨尔的战斗一生，以及他的丰功伟绩。

四、用藏文的历史文献验证格萨尔史诗

这个史诗唱段告诉我们，“董”氏族的发展线索是：

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六部——三十个众兄弟。

这是贯穿在整个史诗的历史线索。

研究史诗的历史内涵时绝对不能脱离各种史诗文本所提供的这条脉络。

而这条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隐含在各种史诗文本中，应该引起史诗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追溯“董”氏族的渊源，必然涉及整个藏族的族源问题。

历史文献中藏族族源是多元的。

如：

《萨迦世系谱》主张人类祖称“天神下降”说；

《朗氏家谱》主张藏族祖先从“卵中衍化”说；

《德吾宗教源流》第227页有类似汉族的“开天辟地”的记载，等等。

总之，藏文史书中关于藏族的族源记载是多样的，目前比较普遍的则采取“神猴与岩魔女结合，繁衍出藏族的各个氏族”的说法，我们把它称为“藏族族源猕猴之种说”。

着名的藏文史书《柱间史》⑹记载：

神猴和岩魔女结合，生下六个似人似猴的孩子，父母把他们放置在林中，不久繁衍四百多个子孙。

神猴根据子孙的相貌把他们分成“董”、“冬”、“斯”、“穆”四个群体（氏族）。

这就是史书常称的“原初四氏族”。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提到的“董”氏族，原来是藏族“原初四氏族”之一，“董”氏族最初居住在“约茹”，也就是现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

1、关于“古代六氏族”的史料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谈及的“古代六氏族”，按藏族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从“原初四氏族”中分化来的。

藏文历史文献中，把“原初四氏族”称为“舅父氏族”，把“古代六氏族”称为“外甥氏族”，他们是甥舅关系。

所以，从“原初四氏族”中分裂出“古代六氏族”其实质是舅父氏族中分化出外甥氏族的。

“古代六氏族”在广袤洪荒的青藏高原上各自以血缘氏族为单位，随水草任意迁徙，每次迁到新的地方就认为自己是该土地的主人，藏文史料和格萨尔史诗中把它称为“占地”或“分地”。

在远古时代，“古代六氏族”就已经走出了卫藏，迁徙到了“汉藏交界的地方”。

《汉藏史集》第13页在记载“古代六氏族”迁到汉藏交界的地方时，“在玛卡学热带达巴这个地方，吐蕃的三父六子分地居住”这与史诗中谈及的董氏父亲三兄弟占据“玛康岭”，即占地称王的说法是极其相似的。

这表明，史诗与历史事实始终互为表里，即有其事才有其说，不是艺人异想天开编造出来的。

2、关于“穆布董”——“岭”（“岭六部”）的史料

我们从藏文历史文献中终于找到了“岭巴”这氏族（部落）。

它原来是穆布董氏族中的“尊者六系”之一，并不像格萨尔史诗中描写的那么强大。

但“岭巴”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它的确有“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线索。

这个悠久的历史不仅被格萨尔史诗反复歌诵，在可靠的藏族典籍中也有明确记载，两者完全吻合。

这有力地证明史诗中咏唱的“董”氏族的历史故事并非民间艺人的胡编乱造，而是有历史根据的，难怪民间艺人始终坚持说他们讲唱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珍藏在一代又一代的艺人的记忆中。

　　五、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最早故事集《玛桑故事》的比较

格萨尔史诗大致在什么年代初具雏形，这也是史诗研究的一大难题。

本文找出藏族最早的《玛桑故事》作为“参照物”，与格萨尔史诗相比较研究，以探索格萨尔史诗形成的相对年代。

藏族的着名史书《智者喜宴》（上册）第164页在记述止贡赞普事迹时写到：

“藏族最早的故事书有《遗体变金的故事》、《玛桑故事》、《麻雀的故事》等。

”可见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文体，故事的名目也繁多，民间讲唱故事十分盛行，看来人类的童年是在故事中度过的。

《玛桑故事》是藏族最古老的故事，可惜已经失传。

但“玛桑”是藏族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氏族，藏文史书中有断断续续的记载。

下面我把“玛桑”的史料大致地串连起来，以窥视《玛桑故事》的大概内容。

1、“玛桑”是藏族远古的氏族之一，起源于阿里地区，其势力一度波及卫藏。

在吐蕃王朝以前曾在高原掌权。

2、“玛桑”氏族的一支是萨迦“昆”氏的始祖。

此时“玛桑”还征服了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

3、到了吐蕃时代，大臣罗昂杀死止贡赞普，并一度夺取吐蕃政权。

据《柱间史》第58页记载，大臣罗昂的全名叫“玛桑·

罗昂”，可见，吐蕃王朝的初期，玛桑氏族还很强大。

引用以上三条史料的目的要证明“玛桑”又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的远古氏族，与格萨尔的祖先有过激烈的冲突。

藏文史书中把《玛桑故事》推崇为藏族最早的故事集之一，据我个人的推测，《玛桑故事》的内容可能是一本讲述“玛桑”氏族起源、发展、壮大的故事，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在古代民间广为讲唱，所以被佛教徒视为佛教经典的先声或预示，并为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借鉴。

现在，我们换个视角，考察一下格萨尔史诗是如何看待玛桑氏族的，史诗和《玛桑故事》有何关系。

第一，格萨尔史诗中声称“玛桑”是格萨尔的父系氏族，是母系社会的产物。

在母系时代，“董”的血统按女性计算，氏族实行外婚，氏族中的女性只能与外族的男子婚配，但子女与母亲、舅父生活在本氏族中，父亲则是外族的人，子女们依稀知道自己父亲的族系。

所以格萨尔史诗中把“玛桑”认定为自己的父亲，反映了史诗对母系社会的遥远、模糊的记忆。

第二，格萨尔史诗中常常用“玛桑”两字为格萨尔命名，以表示对远古父系的怀念。

第三，格萨尔史诗中有“玛桑”字样的书名。

通过玛桑史料与格萨尔史诗的比较，不难发现格萨尔史诗与玛桑氏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格萨尔有“玛桑好汉”的名字，格萨尔史诗也有称之为玛桑的书名，我们能否这样大胆地推断：

藏族最古老但已失传的《玛桑故事》是否就是我们现在就能读到的《格萨尔史诗》呢?

如这种推断还欠历史资料，从以上的历史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断定；

如果说《玛桑故事》是最古老的，那么与“玛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格萨尔史诗也同样的古老。

这些故事从远古传来，至少在吐蕃第八位赞普——止贡赞普时代就已初具史诗的型态，并在民间有人讲唱，有广大的听众，就是说格萨尔史诗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六、史诗研究的两种误导

1、“文化中心论”的误导

20世纪30～40年代，一些中外专家初步接触到格萨尔史诗时，由于语言障碍难能与史诗艺人交流，而当时为数不多的史诗文本珍藏在寺院和贵族手中，难得一见。

尽管他们连格萨尔史诗的皮毛都没有碰着，却匆匆谈观点、下结论，说什么“格萨尔是罗马凯撒（Kai-Sir），说什么“格萨尔是关公”，“格萨尔史诗是‘藏三国’”。

据说这些专家运用的是高深莫测的“历史语音考证法”。

他们从事学术，事先带着某种成见和情绪。

2、“历史演义小说”思维定势的误导

用这种思维定势研究格萨尔史诗，认定史诗是历史演义小说，是依据某种史实创作出来的故事。

他们说“《格萨尔》基本上是吐蕃人按照吐蕃时期的基本史实创作出来的长篇诗体作品”（参见《格萨尔学集成》第二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7页），并进一步断定“格萨尔是墀松德赞的文学形象”（也就是说格萨尔史诗是依据墀松德赞的历史事实创作出来的）。

因此对史诗中的征战情节作了大量的历史考证，认为史诗描写的征战与墀松德赞进行的战争完全吻合。

我认为，首先，格萨尔史诗不是历史小说，格萨尔史诗是董氏族的先民向后人讲述的氏族发展史，是董氏族的先民世世代代积累和记忆下来的祖先业绩，史诗没有作者，也不需要某个作者创作。

把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就是杰出的作品。

其次，吐蕃和“岭”有共同的族源，但后来的发展是不同的，吐蕃以拉萨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