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贤亮小说的创作特点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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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究张贤亮小说，尤其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九部系列中篇中最先两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同样也是如此。
张贤亮是一位比较成熟的作家，他在其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着自己的个性与追求。
他有着较高的艺术表现才能。
张贤亮前期的作品虽然完整且具有一定深度，但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只不过混同于一般的“反思文学”。
只有在文学的不断发展中，他笔下的现实主义才走向深化，创作个性也才能鲜明地呈露出来。
然而，小说的一切内容与形式，只不过是为了表现作者深层次的思想，即用文学的客观审美意识去影射人类思想上根本性的思索。
张贤亮作品的思想内容客观、真切，技法朴实、圆润，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是什么因素形成了他作品的基调与深度？
其作品及其创作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要评论这些，最好首先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然后才能更好地逐次展开对他创作特色的认识。
一、坎坷的际遇
历史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历史中千千万万个体的遭遇却是偶然的。
阿·
托尔斯泰富有形象的话语在此可以总结张贤亮苦难一生：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
早在一九五七年，“少年哀乐过于人”的青年张贤亮，在《延河》发表了抒情长诗《大风歌》，非但未有为其以后的创作提供有利条件，而是他被划为“右派”。
从此，可怕的厄运就开始进入了他的生活。
“据作家自述，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中，他经受了两次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在炼狱的毒火中熬过来。
这样严酷的生活经历，对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也给了作家独特的生活感受。
假如生活只把他“改造”成一个熟练的“劳动工具”，那张贤亮也就不成其为张贤亮了。
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经历了肉体和心灵的变化。
他先集中对自我灵魂的严峻拷问，表达出现实社会中人经过艰难熬炼和痛苦洗礼后的反思，继而又从道德、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自己既往的人生历程，从充满苦难的人生中体悟新的人生境界，达到精神的升华。
“但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象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
我，正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
”［２］“而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
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
”【3】张贤亮的这些自述是他通过“血和肉”的实践，感受着极左倾向，把社会主义经济推向历史谬误，感悟着精神世界里普通人爱、恶、欲之网的结果。
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
张贤亮心中也装满了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连恨也是为了爱。
他说过，“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今后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献给他们的（指劳动人民）。
”【4】他说，他的作品，“那里面有我痛苦的人生经验”【5】，“在她们的塑像中拌和着我的泪水”【6】。
孟子有句话说的好，“知人论世”。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通过实践、经历和环境习染入精神后，便可能以主观世界不定性来折射客观世界的真实。
同样，我们又可以说“知人论文”，即主观世界的不定性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一个人而又恰恰是个作家的话，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自身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
因此，张贤亮的坎坷际遇，正是我们认识其作品的一把钥匙。
客观现实生活与作家主观思想感情的融合、统一，使其文学作品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色。
章永璘抱着马克思的著作，忍受着肉体的苦难，却进行着精神的攀登，越是苦难加重的时候，越是要提“为什么”。
这些理性的思考使张贤亮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哲理色彩，同时，“他落入痛苦之网固然有历史性的误会，但恰恰是在这种不合理的误会与苦难中，他获得了任何生活优裕的人所永远无法获得的真理。
”【7】表现出艰难的社会主义时代关系及发展趋势让作者获得真理，获得了生活中任何理论都代替不了的生存经验，不断加重的苦难也更加促使其成为一个人生意义的探索者，人生真谛的寻觅者。
二、饥饿与性
张贤亮的小说从“饥饿”和“性”的角度揭示出生命本能的需求，实现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不同程度地反思。
这样，小说的思想内容在“饥饿”和“性”的基础上得到了根本性地挖掘。
首先，《绿化树》从“饥饿、饥食”的角度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环境。
它选取了漫及全国的大饥荒正严重威胁着每个地区，每个人的背景。
偶然触发，普遍饥饿、切生切死的理性的困惑——这些都能勾起浓厚的人生情味，使读者可以从机敏的类比中获得活生生的理趣。
不仅正常生命获取正当而基本的需求
的东西。
它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被扭曲、异化及还原，展示了理性的追求，信仰的重现与精神的超越。
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些不但浸透了作家的审美观念，而且也包含了作家的生命观念，具有反思意义的哲理性。
把其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社会和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有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反思意义。
这是一个更高更深层次上对那个扼杀人性的非常时代进行更深刻、更有力的否定与批判。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揭开“性”的神秘面纱而无法挖去心中恶魇，赤裸裸如火如荼的情欲，也正是人高层次生命本能的需要。
在一个长久消失异性的环境里，经历和教育把章永璘迅速推入了性的苦闷之困境中。
“我也和‘哑巴’一样了，总是处在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
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
”【10】在这种矛盾下，不得不促使人去理性地反思生命。
后来，章永璘和黄香久自然不自然地结合，是一个不幸的事实。
由于人性禁锢太久，章永璘从身体到心灵都在萎缩，丧失了正常性生活能力，彻底地落寂与自卑。
他更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觉到了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不等。
后来作品中主人公章永璘在苦闷中自然流露出反思的迹象。
我的生理机能能直至我的神经末梢，都使我再也不能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并且失去了正常人的创造力。
“是生存？
还是毁灭？
”我不断重复哈姆雷特的这句话。
生命性能力的丧失，促使他去炙烤灵魂，反思为什么当初会欲望勃勃，如今在拥有之时却无能为力；
反思他所受过的“文明”、“教育”的缺陷，正视了人的性欲是一种生命的焦点，推动着精神思维的反思。
在一次洪水抢险中，章永璘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英雄本色，恢复了性功能，重新证明作为一个男人的勇气和气魄。
他感觉到了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
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生命底部的狂喜与冲动。
因此，“《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由于无处不在理性观照，使这种险笔获取了平稳的落点，既异常深刻地反顾和谴责了那个灭绝人性复归的蓬勃着的元素，它不仅唤醒和校正着人的本性、人和尊严、人的价值，而且自身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也构成作品美学的重要层面（甚至超乎前者），使历史感、美学感较完整地同一起来。
”【11】
三、贱民与妇女
张贤亮的选材和构思，明显的与众不同。
他同样选取不幸中的人物，但他们不论是农民或知识青年，一概都是农村社会最底层的人。
他们多是“右派”、“右派”子女或地富家属，在“文革”之前即为“贱民”。
如“章永璘”、“营业部主任”等。
他们身上既有悟性的自觉，又有理性的自觉。
同时，理性的逻辑往往同悟性的逻辑相结合，使情味深浓的悟性逻辑闪出理性的光斑。
劳动妇女形象的进入，又使张贤亮的小说蕴涵着浓浓的人情味、厚厚的真实感和活脱脱的人性化。
这两类人物形象的选择与塑造，也是张贤亮小说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
章永璘是“贱民”的一个代表。
在《绿化树》里，一方面在饥饿的威胁下，他为求生而挣扎，表现了精明的卑琐和顽韧的私心。
在防守性的争强斗狠中（如一个黄萝卜和两个稗子面馍馍，一个小脸盆和一个罐头筒形成比衬）表现出不甘示弱的气质和决胜精神。
一方面，他又运用自己觉醒了的自由感和解放感强化自己在精神上向道德、向真理迈进的脚力。
……我悄悄摸了摸枕头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
……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本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稠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来……（《绿化树》）
这里显示了章永璘自己双重性格的深痕。
这个充满灵性的“饥饿的野兽”，他必须正视客观的境遇而压抑理性的自省，他还要运用求生的智巧。
他把糊窗户的稗子面摊了煎饼，一张一张地吃掉，用三斤土豆换了五斤黄萝卜，一倒手赚了两块钱。
他明明饿得要死，有一种难以抵挡的、不是从胃里而是从心底里高涨起来的食欲，但他第一次拿起马缨花给他的半斤多重的白面馍馍时，却很久不忍吃下去。
他对马缨花说：
“我不饿，给孩子吃吧。
”再对孩子说：
“我不吃，……留给你爸爸吃，好不好？
”“……他捧着《资本论》，肩负着人世的灾厄，叩问历史的真理。
他在一种绝对不可重复的个人境遇中，艰难地寻索到一条同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者探导历史真理的道路相平行的道路。
”【12】章永璘艺术形象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他是一个折射着历史畸形的无产者，也是带有苦行色调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和信仰者。
因此，张贤亮作品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近似于“畸人畸行”，但张贤亮并不以畸奇取悦于读者。
他是要从“贱民”身上探索真正悲剧之所在，从他们灵魂内发掘人性、人情之美，从造就这些“畸人畸行”的社会时代发现畸奇之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的性格特点同样也是如此。
马缨花、黄香久是劳动妇女形象的代表，她们是粗犷的，又是柔腻的；
她们是卑俗的，又是圣洁的。
她们敢于支配命运，主动创造幸福和夺取幸福。
马缨花开“国际饭店”，黄香久用最粗俗的语言、行动，甚至图画表达她的思想、欲望。
没起色的货！
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不是“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没起色的货！
……（《绿化树》）
我浑身上下浇得透湿。
跑进房里，她十分殷勤地给我打水，给我拿肥皂毛巾，一件件从我手中接过脱下的湿衣服。
“家里还是有个男人好！
”她很满意地笑道。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她们对章永璘大胆而又含蓄地采用近距离的语气和情态，却没有一丝虚伪和轻薄。
她们有一种带着赞赏、带着抚慰、带着疼痛感的爱情上的进取精神。
她们没有文化，她们带着荒原人的粗犷不羁。
章永璘也在不失一切时机地感受着她们的情与性的美质。
不仅章永璘不能忘记，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
在这些劳动妇女形象身上，作者寄托了他对我国农村妇女的由衷的赞美之情。
他以真挚的感情和极细腻的笔触描写这些人物，她们是近十几年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动人形象。
四、意境与诗情
意境和诗情在张贤亮小说中有机结合，使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辨证地统一起来，也就是用非现实主义艺术提供的某些审美潜能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完善其作品的审美内涵，从而客观上达到积极的审美效果。
这又是张贤亮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
它的一串脚步印在洁白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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