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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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今本《河南志》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钞出,《唐两京城坊考》之东都洛阳部分则又是徐松以《河南志》为基础写成(高敏《永乐大典本河南志跋》[4])。
当然两者也是有差别的,就是《城坊考》限于有唐一代,而《河南志》则上溯汉魏西晋后魏,下至宋代,但仍以唐宋为主。
故与《名园记》所述时限最为接近。
《河南志》及《唐两京城坊考》或拘于体例,或因材料有限,所述园林大多内容简略。
如唐代裴度园池,《河南志》集贤坊条下曰:
“中书令裴度宅,园池尚存,今号湖园,属民家。
”[5]仅寥寥数语。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集贤坊:
“中书令裴度宅。
《旧书》本传:
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
”资料出自《旧唐书》。
而《名园记》的记载则说:
洛人云:
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
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
能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
予尝游之,信然。
在唐为裴晋公园。
园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
北有堂曰四并,其四达而旁东西之蹊者,桂堂也。
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
过横池,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
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
然者,环翠亭也。
渺渺重邃,犹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
其大略如此。
若夫百花酣而白昼暝,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不可殚记者也。
此段文字宛然一篇完整的园记,而对裴度宅园的叙述,可以丰富并深化人们对《河南志》及《城坊考》的理解。
又,《河南志》同条中记吕蒙正园:
“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园。
”[6]仅此一句。
而《名园记》则曰:
“伊洛二水自东南分,径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夏无枯涸之病。
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润。
有亭三:
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
”
另,《河南志》睦仁坊条下曰: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园,本袁象先园,园有松岛。
”[7]《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睦仁坊:
“坊有梁袁象先园,园有松岛。
”而《名园记》的叙述则是:
“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独爱栝而敬松。
松岛者,数百皆松也。
其东南隅双松尤奇。
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丞相,今属吴氏,传三世矣。
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
南筑台,北构堂,东北道院。
又东有池,池前后为亭临之。
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无不通处,在他郡尚无有,洛阳独以其松名。
”不仅比《河南志》详尽,而且将园之沿革说得很清楚:
从唐袁象先到宋李迪再到宋吴氏,可以补《河南志》之不逮。
另如仁风坊赵普园,《河南志》亦仅记一句,[8]而《洛阳名园记》记录亦详实,司马光曾游此园,并题诗数首,或称赵令园、或称赵中令园、或称赵园。
《名园记》有记载而《河南志》阙录,片言不存者也不少。
如《名园记》记大字寺园,谓其即唐白乐天园也。
又谓其一半为张氏所得,改称为“会隐园”。
又尹洙亦有《张氏会隐园记》。
[9]但《河南志》既没有提及白居易的履道池台,更没有述其沿革,也没有说入宋改为宗教园林,更没有提及会隐园。
《河南志》提及长寿寺果园,未知是否即大字寺园,俟考。
但欧阳修诗文中亦多次提到普明院大字院、普明后园等,[10]实即白氏履道池台故址。
《河南志》提及惠和坊有普明院,考东都坊里,惠和坊在外郭城中,而履道坊在外郭城东南角,两不相蒙,疑为同名异地。
另,对归仁园的沿革,《河南志》亦没有《名园记》详尽清楚,《名园记》交待其园址今已归属中书侍郎李清臣。
关于今本《河南志》的作者及时代有不同说法,一说为北宋宋敏求所作(即所谓的宋志),一说为元人所作(即所谓的元志),亦有认为虽系元志但保留了大量宋志的材料。
[11]本文不涉及对《河南志》著作权争论。
高鸣先生质疑说:
宋敏求以宋人撰《河南志》,关于宋代的洛阳城情况,无疑会写得比较详细,而且会另立专篇。
可是,徐钞《大典》本,却把隋唐时期的洛阳城与宋代洛阳城的情况合在一起叙述,且一再注明“自隋通叙至宋”或“自隋至宋通叙”,与宋人撰志的情况不甚符合。
[12]
本文要提的问题是,宋敏求与李格非生活时代相近而年稍长,他可能未读《名园记》,但同时代人对洛阳园囿之游览记述,他不能不知。
他如亲历洛阳考察,所获应比李氏更丰,为何在园林记录中未留下痕迹呢?
元人着志,参考前人成果顺理成章,为何亦没有注意援引李格非之《名园记》?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有唐一代文献涉猎极多,为何在辑录《河南志》以及在著述《城坊考》之东都部分时似亦未注意到《名园记》?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三、《名园记》所述内容篇幅简短,但首尾始末交待清楚,每段皆可独立,近似一篇缩微园史
《名园记》著录19处园林,每段虽篇幅不长,但文字简洁省约,对每个园圃之地理位置、四至八到、园内景物与建筑、周围景色、园地之沿革变迁、园内雅集聚会等活动,尽量提及。
且能在每段首尾点明该园之特色、地位。
兹以富郑公园记录为例说明:
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
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
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
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
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
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
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
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
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
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
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圜爽深密,曲有奥思。
这样具体的描述可以入画,亦可为构园造景提供素材。
今人周维权即据其所述绘制出富郑公园、环溪的平面设想图。
[13]
四、《名园记》研究方法勘踏记实,近似科学考察报告
《名园记》不是稗贩旧说,而是勘踏记实,迹似一篇科学考察报告,从方法上更为科学,从材料上更有价值。
张琰谓本文的写作是作者“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
[14]除本篇外,宋代另有张礼《游城南记》,方法上也类似,作者一行数人结伴而行,从长安东南门出去,进行了长达七天的游历考察。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五亦记其与晁以道同游长安,考察周秦汉唐故迹之事。
这种亲历亲验的方法显然是从事一切研究的基本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名园记》中“以其图考之,则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犹存”、“予尝游之”、“游之”、“览之”,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抢救性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记录。
而《河南志》的叙述中则频繁出现无法确指的情况,如:
(仁和坊)唐礼部尚书裴宽宅、尚书兵部侍郎裴邻宅,并失处所。
(集贤坊)太师致仕卢钧宅,失处所。
(尊贤坊)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今失其处。
(履道坊)唐吏部尚书崔群宅,失处所。
(履道坊)唐太子少保韦夏卿宅,宅有大隐洞,其下皆失处所。
(会节坊)宰臣视事于归仁亭,至甲辰归内,今失所在。
(从善坊)(刘孝子)宅乃在从善坊,疑曾徙居,今失其所在。
(永通坊)唐虢州刺史崔元亮宅,失其处所。
(归义坊)唐秘书监致仕穆宁宅,今失处所。
(正俗坊)唐太子太傅分司东都李固言宅,失处所。
(福善坊)自张策至白文珂三宅,皆失其处所。
(陶化坊)唐太子宾客高重宅,失处所。
《河南志》交待其材料出处说:
“凡坊内有韦述《记》所著隋唐旧迹,存者大书之;
改易者附见其下;
堙灭者注于坊名之下。
韦述《记》后唐事及五代后事,虽毁废皆大书之,所以续旧志之阙。
”[15]可见,其主要依据韦述《两京新记》,对于毁废堙灭者也是有所调查的。
但因年代久远,沧桑巨变,兰亭已矣,梓泽丘墟。
李格非所说“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而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唐园也仅存孑遗了。
他对残存旧迹的凭吊、对现有园圃的认真周密考察,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而他所记录的丰富材料、省净文字,不仅是散文中的精品,而且对园史研究亦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五、《名园记》写作宗旨是为了求真实供鉴戒
《名园记》记录洛阳唐宋园林不厌其详,但作者旨意并不希望人们耽玩沉溺于烟霞泉石,而是为了求真实供鉴戒。
换言之,作者据微知着,主要从政治军事等关乎国家胜衰成败的角度来考虑。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
ヤ胖?
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余故曰:
“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
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
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
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
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
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
呜呼!
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
唐之末路是也。
张琰说:
“文叔方洛阳盛时,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远见高览,知今日之祸。
”司马光在《进表》中说: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16]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将此意发挥更充分: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
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
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乃如用兵引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17]《名园记》虽是小品,但也能因微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