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Word格式.docx

《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Word格式.docx

《《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Word格式.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一般认为今本《河南志》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钞出，《唐两京城坊考》之东都洛阳部分则又是徐松以《河南志》为基础写成（高敏《永乐大典本河南志跋》[4]）。

当然两者也是有差别的，就是《城坊考》限于有唐一代，而《河南志》则上溯汉魏西晋后魏，下至宋代，但仍以唐宋为主。

故与《名园记》所述时限最为接近。

　　《河南志》及《唐两京城坊考》或拘于体例，或因材料有限，所述园林大多内容简略。

如唐代裴度园池，《河南志》集贤坊条下曰：

“中书令裴度宅，园池尚存，今号湖园，属民家。

”[5]仅寥寥数语。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集贤坊：

“中书令裴度宅。

《旧书》本传：

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

”资料出自《旧唐书》。

而《名园记》的记载则说：

　　洛人云：

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

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

能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

予尝游之，信然。

在唐为裴晋公园。

园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

北有堂曰四并，其四达而旁东西之蹊者，桂堂也。

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

过横池，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

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

然者，环翠亭也。

渺渺重邃，犹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

其大略如此。

若夫百花酣而白昼暝，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不可殚记者也。

　　此段文字宛然一篇完整的园记，而对裴度宅园的叙述，可以丰富并深化人们对《河南志》及《城坊考》的理解。

　　又，《河南志》同条中记吕蒙正园：

“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园。

”[6]仅此一句。

而《名园记》则曰：

“伊洛二水自东南分，径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夏无枯涸之病。

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润。

有亭三：

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

”

　　另，《河南志》睦仁坊条下曰：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园，本袁象先园，园有松岛。

”[7]《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睦仁坊：

“坊有梁袁象先园，园有松岛。

”而《名园记》的叙述则是：

“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独爱栝而敬松。

松岛者，数百皆松也。

其东南隅双松尤奇。

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丞相，今属吴氏，传三世矣。

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

南筑台，北构堂，东北道院。

又东有池，池前后为亭临之。

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无不通处，在他郡尚无有，洛阳独以其松名。

”不仅比《河南志》详尽，而且将园之沿革说得很清楚：

从唐袁象先到宋李迪再到宋吴氏，可以补《河南志》之不逮。

　　另如仁风坊赵普园，《河南志》亦仅记一句，[8]而《洛阳名园记》记录亦详实，司马光曾游此园，并题诗数首，或称赵令园、或称赵中令园、或称赵园。

　　《名园记》有记载而《河南志》阙录，片言不存者也不少。

如《名园记》记大字寺园，谓其即唐白乐天园也。

又谓其一半为张氏所得，改称为“会隐园”。

又尹洙亦有《张氏会隐园记》。

[9]但《河南志》既没有提及白居易的履道池台，更没有述其沿革，也没有说入宋改为宗教园林，更没有提及会隐园。

《河南志》提及长寿寺果园，未知是否即大字寺园，俟考。

但欧阳修诗文中亦多次提到普明院大字院、普明后园等，[10]实即白氏履道池台故址。

《河南志》提及惠和坊有普明院，考东都坊里，惠和坊在外郭城中，而履道坊在外郭城东南角，两不相蒙，疑为同名异地。

　　另，对归仁园的沿革，《河南志》亦没有《名园记》详尽清楚，《名园记》交待其园址今已归属中书侍郎李清臣。

　　关于今本《河南志》的作者及时代有不同说法，一说为北宋宋敏求所作（即所谓的宋志），一说为元人所作（即所谓的元志），亦有认为虽系元志但保留了大量宋志的材料。

[11]本文不涉及对《河南志》著作权争论。

高鸣先生质疑说：

　　宋敏求以宋人撰《河南志》，关于宋代的洛阳城情况，无疑会写得比较详细，而且会另立专篇。

可是，徐钞《大典》本，却把隋唐时期的洛阳城与宋代洛阳城的情况合在一起叙述，且一再注明“自隋通叙至宋”或“自隋至宋通叙”，与宋人撰志的情况不甚符合。

[12]

　　本文要提的问题是，宋敏求与李格非生活时代相近而年稍长，他可能未读《名园记》，但同时代人对洛阳园囿之游览记述，他不能不知。

他如亲历洛阳考察，所获应比李氏更丰，为何在园林记录中未留下痕迹呢?

元人着志，参考前人成果顺理成章，为何亦没有注意援引李格非之《名园记》?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有唐一代文献涉猎极多，为何在辑录《河南志》以及在著述《城坊考》之东都部分时似亦未注意到《名园记》?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三、《名园记》所述内容篇幅简短，但首尾始末交待清楚，每段皆可独立，近似一篇缩微园史

　　《名园记》著录19处园林，每段虽篇幅不长，但文字简洁省约，对每个园圃之地理位置、四至八到、园内景物与建筑、周围景色、园地之沿革变迁、园内雅集聚会等活动，尽量提及。

且能在每段首尾点明该园之特色、地位。

兹以富郑公园记录为例说明：

　　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

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

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

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

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

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

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

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

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

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

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圜爽深密，曲有奥思。

　　这样具体的描述可以入画，亦可为构园造景提供素材。

今人周维权即据其所述绘制出富郑公园、环溪的平面设想图。

[13]

　　四、《名园记》研究方法勘踏记实，近似科学考察报告

　　《名园记》不是稗贩旧说，而是勘踏记实，迹似一篇科学考察报告，从方法上更为科学，从材料上更有价值。

张琰谓本文的写作是作者“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

[14]除本篇外，宋代另有张礼《游城南记》，方法上也类似，作者一行数人结伴而行，从长安东南门出去，进行了长达七天的游历考察。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五亦记其与晁以道同游长安，考察周秦汉唐故迹之事。

这种亲历亲验的方法显然是从事一切研究的基本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名园记》中“以其图考之，则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犹存”、“予尝游之”、“游之”、“览之”，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抢救性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记录。

而《河南志》的叙述中则频繁出现无法确指的情况，如：

　　（仁和坊）唐礼部尚书裴宽宅、尚书兵部侍郎裴邻宅，并失处所。

　　（集贤坊）太师致仕卢钧宅，失处所。

　　（尊贤坊）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今失其处。

　　（履道坊）唐吏部尚书崔群宅，失处所。

　　（履道坊）唐太子少保韦夏卿宅，宅有大隐洞，其下皆失处所。

　　（会节坊）宰臣视事于归仁亭，至甲辰归内，今失所在。

　　（从善坊）（刘孝子）宅乃在从善坊，疑曾徙居，今失其所在。

　　（永通坊）唐虢州刺史崔元亮宅，失其处所。

　　（归义坊）唐秘书监致仕穆宁宅，今失处所。

　　（正俗坊）唐太子太傅分司东都李固言宅，失处所。

　　（福善坊）自张策至白文珂三宅，皆失其处所。

　　（陶化坊）唐太子宾客高重宅，失处所。

　　《河南志》交待其材料出处说：

“凡坊内有韦述《记》所著隋唐旧迹，存者大书之；

改易者附见其下；

堙灭者注于坊名之下。

韦述《记》后唐事及五代后事，虽毁废皆大书之，所以续旧志之阙。

”[15]可见，其主要依据韦述《两京新记》，对于毁废堙灭者也是有所调查的。

但因年代久远，沧桑巨变，兰亭已矣，梓泽丘墟。

李格非所说“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而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唐园也仅存孑遗了。

他对残存旧迹的凭吊、对现有园圃的认真周密考察，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而他所记录的丰富材料、省净文字，不仅是散文中的精品，而且对园史研究亦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五、《名园记》写作宗旨是为了求真实供鉴戒

　　《名园记》记录洛阳唐宋园林不厌其详，但作者旨意并不希望人们耽玩沉溺于烟霞泉石，而是为了求真实供鉴戒。

换言之，作者据微知着，主要从政治军事等关乎国家胜衰成败的角度来考虑。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

ヤ胖?

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余故曰：

“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

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

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

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

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

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

呜呼!

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

唐之末路是也。

　　张琰说：

“文叔方洛阳盛时，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远见高览，知今日之祸。

”司马光在《进表》中说：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16]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将此意发挥更充分：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

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

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乃如用兵引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17]《名园记》虽是小品，但也能因微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