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临的主要结构性矛盾与对策措施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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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价格的这种变化，反映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收入分配结构变动中，就表现为土地、资本的所有者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上升，住户部门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城乡居民缺乏增加

消费的支出能力。

（三）外需比重较大，增加平衡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困难。

外部需求比重较大，一是使国民经济运行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一旦主要贸易伙伴国需求不足，对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下降，我国经济增长会因外需减少而下滑，由此带来就业、居民收入的减少等一系列问题。

二是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与贸易伙伴国贸易摩擦增多，招致汇率升值压力，给国内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出口增长带来较多不确定性。

三是在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情况下，净出口快速增长，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

尽管央行可以动用相关手段回收部分流动性，但很难避免国内资产价格攀升，增加通胀压力。

受人才、能力、经验等条件的制约，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常常面临较大风险。

（四）投资比重较大，引发不合理产能过剩和经济频繁过热。

1991-2000年，我国资本形成率平均为37.8%。

进入21世纪后，资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剔除掉应对危机的2009年，2001-2008年间，资本形成率达到41.2%。

相对应地，最终消费率从1991-2000年的60.2%，下降为2001-2008年的54.2%。

总需求中投资需求较高，最终消费需求较低，在目前体制环境下极易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不合理产能过剩，并使总需求极易出现过热，增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五）直接融资、中小银行比重小，增大银行系统风险，

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

直接融资市场满足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银行贷款筹集资金，加大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企业融资成本。

加上国有银行贷款、国有企业借款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一旦实体经济效益下降，银行呆坏账率和风险便会显著上升。

从银行贷款看，目前工、农、中、建、交5大商业银行占银行贷款总量的70%

左右，大部分银行资金投向大城市、大企业和大项目。

缺乏中小型银行使中小企业长期融资困难，也使非正规民间金融在部分地区普遍存在。

这种状况既不利于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影响实体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也不利于扩大就业。

（六）产业结构层次低，带来产业整体竞争力较弱。

改革开放以来，第2产业比重和第2产业内部能源资源消耗较多的产业比重一直较大。

第3产业中的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比重较小，水平较低，整体发展水平要弱于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部分新兴经济体。

每年进口大量初级产品，消耗能源资源后向境外出口附加值不高的制成品，使我国成为国际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生产车间”和“加工厂”，清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

长期以来，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制造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产业、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国防安全。

代表产业发展方向和有利于建立战略性优势的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投入少，发展水平低，不利于未来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取得优势。

（七）城乡区域结构失衡，不利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利润率远低于非农产业。

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转移农村财富，更加大了城乡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

尽管政府十分重视三农，并加大财政投入，但从城乡居民收入、生产生活水平等方面观察，城乡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

中西部地区受地理位臵、自然条件、发展基础等方面制约以及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产品与东部地区加工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使中西部与东部在人均GDR人均财政收入、城镇化率、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等方面存在相当大差距。

农村、内陆地区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不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妨碍总需求持续稳定增长。

发展差距过大还会引发、激化一系列社会矛盾。

部分少数民族聚集区、边疆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不利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国防巩固。

二、矛盾相互交织部分深层次的结构如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政府间财权事权格局、城乡结构等，决定着更表象的内需与外需、投资与

消费、要素贡献结构、产业结构，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使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增大了解决结构性矛盾的困难。

（一）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引发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不协调。

储蓄率很高，国内高投资率消化不了的储蓄，会以资本输出方式形成净出口，带来经济增长中较高的外需比重。

政府较高的收入除了用于各级政府部门的消费支出外，另一部分用于政府投资。

企业的收入较高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

土地、资本所有者政府、企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较高，必然带来较高的投资率。

（二）财权事权分工欠合理、干部考评机制欠完善加剧要素贡献结构上的矛盾。

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权事权职责不对等、干部业绩考评机制欠完善，使地方领导千方百计地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部分基层政府默许、放纵企业违反土地、环保、规划等方面的法规，使企业逃避本应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

资源环境成本的人为降低使企业热衷于资源消耗多的投资项目，导致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较少地依靠前期投入大、风险高的技术进步。

（三）城乡结构失衡加剧内需与外需、要素贡献结构等方面的矛盾。

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压低了低端加工业中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刺激沿海地区技术层次较低、劳动密集的外贸加工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出口、净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内需与外需结构、内需中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也是增长中技术要素贡献较少、劳动贡献较多的原因之一。

城乡土地管理两种体制使农村集体土地向城镇国有土地转化过程中的收益，主要由政府、企业享有，制约农民收入、消费能力和全社会消费需求增长。

通过这种土地制度对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的数量控制，也推高了商品住宅价格，使社会财富在不同人群间进行不确定性很强的再分配，加剧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

三、面临的两难与制约

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使缓解或解决一个矛盾时，往往会激化另一个矛盾，使解决结构性矛盾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增加劳动者收入会增大就业压力。

竞争性劳动市场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会增加劳动供给，但劳动需求并不会因为提高工资水平而增加，结果是，提高最低工资使均衡就业人数下降。

低技术工人如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部分人因最低工资高于以前的均衡工资，他们的工资增加了，但另一部分工人很可能因此失去工作。

我们每年要解决城镇新增就业、农民工进城务工、大学毕业生就业近千万，就业压力相当大。

如果过度强调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增加劳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会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

（二）调整政府间财权事权职责受国家财力与行政管理

体制制约。

相对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职责分工而言，我国的情况是，中央财权小，中央对地方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更少；

地方财权大，承担的事权责任更大。

进一步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受中央财力限制。

而且，现阶段区域性、全国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较重，需要中央财政投入。

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在目前城乡居民尚无法通过自由迁徙对政府公共服务行使选择权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监督约束机制有待健全的情况下，亦未必能取得比现阶段更好的公共服务效率。

（三）优化金融结构受金融改革进程和金融发展水平制约。

金融系统关系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一旦因系统性风险上升引发金融危机，将会危及发展进程。

在相关体制尚不健全，监管能力、法治水平有待提高，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的环境下，为了从总体上控制金融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只好采取从总量上控制金融市场规模这一较稳妥的办法。

要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发展服务于中小企业的

中小型金融机构，必须推进相关体制改革，积累发展经验，提升金融风险控制能力，而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四）产业结构优化受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经济市场化程度制约。

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实施赶超型战略中，产业结构的优与不优，更多地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实现赶超型发展战略。

而多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践表明，政府在结构优与不优的判断上，常常出差错。

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或协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源配臵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

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污染排放权市场交易机制有待建立，加之监管难以到位，这都会刺激高耗能、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行业的发展，而抑制清洁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五）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受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户籍管理体制等制约。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总量、财政支出效率以及有限的财政收入既要解决民生问题，还要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等，中央对地方、城市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都受到很大限制。

制约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严格的户籍管制及与此相联系的福利差异，使部分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长期不得不在当地解决生产生活问题，这无疑加剧了发展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使发展条件越来越差。

改革户籍制度，实质上是调整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这又是一个短期内无法完全解决的难题。

四、推进改革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

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以及缓解这些矛盾所遇到的两难处境与诸多制约，根源于与科学发展不尽适应的体制机制。

要缓解、消除这些矛盾，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健全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改革户籍制度，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除了可以改善人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外，还可以使居民通过自由迁徙来行使对不同地区公共服务的选择权，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使地方政府将增加的财力高效地用于公共服务领域。

可以转移出自然条件较差、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地区的部分人口。

在财政支持力度一定的情况下，这实质上等同于增加了对这些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投入。

（二）健全中央对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指导机制，平衡收入增长与就业压力。

在长期面临较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工资增长节奏过快，等同于剥夺部分文化水平、技术水平最低的那部分最弱势人群的就业机会。

2004年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第六条就规定，在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要考虑就业状况这一因素。

但该标准对平衡最低工资与就业并无实质性的机制安排。

综合考虑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与就业压力，可加强中央政府对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统筹指导力度，以有效利用发达地区的就业吸纳能力。

（三）增加中央财力，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政府间财权事权职责格局。

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逐步完善户籍管理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可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同时加大中央对财力较弱地区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尽快使全国不同地区的城乡居民享有均等的